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有感
毕节田野日记
闵杰 
院校：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政府系
写不完统计和博弈论作业的一年级博士生
在贵州毕节近一周的调查是我第一次尝试到基层做田野调查。我们的考察进行了近一周的时间，并且我们的行程覆盖了毕节市的各县区，以及不同类型的考察场所（各种农业产业园，工厂，学校，景区，村庄，和城镇社区）。因此，我们社员大都通过此次行程对毕节市的扶贫工作和基层治理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在单一场所停留进行调研的时间通常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通过采访企业和党政工作人员获得的资料相对有限，我们无法对所有相关的问题都进行全面的探究和解答。在这篇调研报告中，我想记录一下我通过观察毕节的情况而联想到的一些有关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希望能通过以后的研究工作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这些问题。
第一，政治分散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如何塑造经济发展？
在毕节，我们看到每个县区是由统一战线中的不同主体和外地省市进行对口帮扶。比如，广州市荔湾区和民主党派致公党对口帮扶毕节市七星关区，广州市番禺区和台盟中央对口帮扶毕节市赫章县。每个帮扶主体在当地的帮扶方式和着力点应该有所差异。同时，落地毕节投身扶贫事业的企业家们也是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寻找和培育最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在全国，对口帮扶是扶贫工作的一个基本特征。未来，在毕节（以及广大的西部地区）巩固好扶贫成果，进而追求更高水平和更高效率的发展时，各地的生产要素该如何在区域内更好地流动、聚集、和互补？
第二，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如何形成和演变？
政治学和社会学者们通过多年的问卷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于中国政府和政治制度持有较高的信任。但是，具体来看，中国民众对于中央政府和国家总体政治制度、体系持有较高水平的信任，而对于地方基层政府和官员的信任相对较低。为何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和工作人员的信任要相对弱一些？有一种假设认为中国民众对与地方政府和工作人员，尤其是村、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的信任相对弱，是因为基层的工作人员，是各种政策和法规的实际执行者，和民众有更频繁的接触，是社会压力的实际承受方。一种假设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地方存在一些腐败等作风问题，同时中央的各项惠民政策受资金等条件限制没有得到基层的贯彻落实。扶贫攻坚中，中央投入到基层的资金和人员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民众应该从地方政府手中接收到越来越多的实惠，那么在扶贫工作取得较好成果的地区，民众对地方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的政治信任是否有持久、普遍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如果民众开始从地方政府获得大量的政策优惠和社会福利后，对地方政府的帮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盼，那么民众的政治信任将如何演变？
第三，基层治理中的村集体与传统社会
以宗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组织在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村拥有很大影响。与华北地区的村落相比，南方地区的村落内不同姓氏的家族聚居的情况较少，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一特征可能会更加普遍。宗族等传统社会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发展乡村基础设施，提供社会福利，维护社会治理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在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弱的时代，宗族通过影响力在村民当中筹措建设和发展资金。另一方面，宗族内部的声誉和监督机制也能对村集体干部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在扶贫开发的时代，国家各级政府向村集体投入大量财政和人才资源，同时也加强了村两委内部的党建和制度建设。在此背景下，宗族等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发生了如何的转变？其参与乡村治理和发展的机制有何变化？我国确立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已经有23年，各地如何在继续发展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和提高村两委班子的领导力和素质之间实现平衡？为了确保这些国家各级政府向村集体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得到正确使用，为了确保扶贫工作有序进行，很多地区的乡村干部在审计，考核，和”办事留痕”上要花费很多精力。如何克服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僵局？
编辑：闵杰
排版：柳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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