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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河南人耿介不想当官了,准备辞职回家教书。
他幼年时曾到嵩阳书院春游,看到昔日的著名书院入目碧草连天,读书声不再,内心悲恸。伤感于再也见不着“程门立雪”的场景,耿介便立志从教,倡兴书院。
退休的十年前,他曾向书院捐地三百三十亩,带动省、府、县的官员和县内外的士绅向书院捐地,共一千五百七十余亩,兴复嵩阳书院,自任院长。
他仿效孔子当年杏坛讲学,除地为坛,坛上手植杏树一株,吸引了很多学子慕名前来求学,而他也被尊称为嵩阳先生。
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而立,决定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以扶正摇摇欲坠的殿堂,希望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带领一群青少年垒土筑坛,并移来一棵小银杏树栽在坛边。他抚摸着银杏树说:“银杏多果,象征着弟子满天下。树干挺拔直立,绝不旁逸斜出,象征着弟子们正直的品格。果仁既可食用,又可入药治病,象征着弟子学成后可以有利于社稷民生。此讲坛就取名杏坛吧!”
此后,孔子每日杏坛讲学,四方弟子云集。一生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自古传为美谈。可以说,孔子是全民认可的中国第一任教师,杏坛便是当时学子心中最高的求学殿堂。
▲孔子讲学图。
孔子杏坛讲学两百年后,战国中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稷下(今山东淄博),因公元前347年田齐政权在此地设立的“稷下学宫”而闻名当世,一举成为学术的中心。
稷下学宫,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创建于齐威王初年,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
齐威王初即位时,喜好声色,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而不理朝政。于是齐国的赘婿淳于髡就以鸟微讽齐威王:“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
一语惊醒梦中人。齐威王听懂了淳于髡的言下之意,答道:“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久,齐国现状焕然一新。
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是下了大本钱的。稷下学宫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在田齐政权的重视和厚爱下,稷下学宫成为齐国的金字招牌。
稷下学宫的老师称“稷下先生”,也受到了尊宠,可以兼任田齐政权的智囊团成员,也可以自行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誉为“稷下学士”),进行学术研究。
稷下先生、学士不仅可以“不治而议论”,也可以“不任职而论国事”,且据其意愿可向田齐政权申报功名,若获认可,还能受封“上大夫”,享有相应的爵位和俸禄。
▲稷下学宫古代人物浮雕,图源/图虫创意。
学生可以自由地来稷下拜师求学,老师也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学与教双向选择。在思想上兼容并包,营造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稷下学宫最兴盛时,云集了儒、道、法、农、名、兵、阴阳等各家各派有影响的学者,如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申子、接子、涓子、尹文、宋钘、淳于髡等等。他们都曾在这里讲学,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也曾因此出现了《黄帝四经》《管子》等一大批著作。
当时稷下学宫的祭酒(校长)是荀子,担任了三届祭酒。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韩非子,一个叫李斯,都是该校的杰出校友,属于影响后世数千年的人物,开启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发展巅峰。
稷下学宫的第一客座教授是孟子,儒家宗师级的人物,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在稷下学宫多年游学和授课,广受学生尊敬和追捧。他从当时的百家争鸣思想中汲取了各派营养,也为其他学派带去了新鲜血液。
▲孟子(前372-前289年)画像。
要说稷下学宫中最有网红范儿的人物得算田骈。他是稷下道家学派的中坚人物,继承了老子思想的精髓。据说这个人很喜欢评论时事,尤其是经常发表高论,善于表现自己,成为了稷下学宫最为著名的学者。不过,很快便遭到了其他人的嫉妒,齐威王动了杀心。田骈逃离齐国,到薛地投靠了孟尝君。
这个文化中心存在的时间很长,大约有一百五十年,一直持续到齐国被秦国所灭,才彻底消失。
秦代以后,私学与官学并行成为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的官学制度, 奠定了以后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中央官学有太学、宫邸学和鸿都门学;地方官学则主要是郡国学校。但是,私学的影响较官学更大,因为私学不仅比官学普及,而且更持久,受朝代更替或其他政治变动的影响也要小得多。
太学即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 即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的建议,在长安城外建立太学, 置五经博士与博士弟子。
但是太学并不是谁都能去的,名额也极为有限。
东汉名臣杜密在调任北海相时,到高密巡视,遇到了当时担任乡佐的郑玄。两人破例做了长谈,从言谈中杜密得知郑玄饱读诗书五经,又面临家人不支持求学的两难境地,于是决定利用职位之便,设法送郑玄去太学深造。
正是这关键的一步,使得郑玄摆脱了像他的老师郑谦一样带着满腹才学老死乡间的遗憾,跻身龙门。
之后,学有所成的郑玄以他渊博的学识遍注群经,创立了“郑学”,其笺注的古文经《毛诗》,更是意义非凡,成为了《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郑玄(127-200年)画像。
等到东汉灵帝时,更是出现了洛阳鸿都门学,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
鸿都门学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二月,即公元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
汉灵帝刘宏好辞赋书法,为了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扬光大,下昭设置了鸿都门学。因此所入读的学生都要求擅长尺牍(古代书信)、辞赋及工书鸟篆,经考试合格后才可以入学,入学后的主要学习内容也是尺牍、小说、辞赋与书画。
鸿都门学的设置,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藩篱,打破了封建官学儒家经典教育的界限。不仅丰富了当时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成为隋唐书学、文学和宋代画学的嚆矢,体现了重视人之才华的倾向。此后,中国古代取士除以儒经为主要依据之外,还有以诗文取士。
▲汉灵帝刘宏,图源/电视剧截图。
但鸿都门学在史书上是属于被贬低的一方。自创立之初,遭到非议不断,帝师杨赐、尚书令阳球等人均曾上书,要求废除鸿都门学。
这是为什么?
汉代的官员来源于举荐制,士人们都依赖于此。官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们能送自己的儿子去太学读书,然后这些太学生又在帝都拜入三公门下,形成牢不可破、层层叠叠的门生关系。
而随着鸿都门学的出现,这些不靠举荐(茂才孝廉)、不靠拼爹的寒门士人,用书法、辞赋就能轻松接近皇帝,从而获得高官厚禄,怎能不让太学生们眼红?
所以,鸿都门学设立不久就罢停了,如同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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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采取重振儒术、三教并重的文教政策,在选士制度上采取科举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其中,“六学二馆”组成了中央官学的主干。
六学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国立京师大学,平民可以就读),二馆指弘文馆(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崇文馆(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这些学校是大唐的最高学府。
唐朝的“六学二馆”有着不同的入学要求,以及严格的等级限制,这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制约着受教育权的分配。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尚为秦王的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归来,唐高祖李渊一时高兴,“以李世民为天策上将,设天策府,置官属”。
李世民抓住了这个机会,在长安宫城之西设置了文学馆,招集天下名士,延纳当时英俊,号称“十八学士”,即秦府十八学士。其中就有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于志宁等名流。
▲(传)宋徽宗赵佶《十八学士图》。
李世民是个舍得投资的人,除了食有鱼、出有车,十八学士一律配享五品俸禄,又命当时的著名画师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藏诸凌烟阁,留待后人看”。
只是可以预见,这一段风流闲散的日子并不会长久,李世民跟他们谈论了一阵子文史,研讨了几次经籍,很快把“争嗣”的主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面。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带兵入玄武门,诛幼弟李元吉,杀皇储李建成,废长夺嫡,入主东宫。这就是玄武门之变。秦府十八学士为此宵衣旰食,日夜筹谋,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当李世民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20万卷,改修文馆为“弘文馆”,集聚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虽然两馆相继只有几年,但是在荟萃人才、开拓文化上,功不可没。
这些文化人,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智囊团。有的为制定国策出谋,有的为撰写史书效力,有的写诗撰文为文化发展献才。李世民和弘文馆的这些文人共商朝政,重视文化,自己也努力创作。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右半步辇上为唐太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妨这样说,当年的弘文馆是唐代文化的熔炉,尽管规模不太大,但在这里的确集聚和造就了一批人才。
除了官学,私学的发展同样迈出了很大一步。
依山而建,隐于名山大川、风景秀美之处的书院开始出现。唐代大历诗人李端年少时住在庐山,就曾从皎然和尚读书。山林寺院中必有从师授习的教学活动,这个时候的书院与山林寺院的关系密切,难解难分。
等到宋代,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才应运而生。
宋代出现的书院,意味着中国民间高等学校的诞生。可以说,书院萌芽于唐末,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代。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
书院以研究、讨论和讲学为要务,称得上是古代的研究生院。相对于官学,书院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具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和自治权力,更加偏重学术修养和个人修养,而不以培养官僚、参加科举考试为最终目的。
当时出现的著名书院有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应天书院(河南商丘)、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茅山书院(江苏江宁三茅山)等。
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可谓当之无愧的明星书院。
除了应天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其他书院大多设在山林胜地僻静处。
▲河南应天书院,图源/摄图网。
应天书院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宋真宗时,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从此,这所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
宋仁宗天圣年间,文学家晏殊任应天知府时,曾为书院聘请名师任教,书院规模得以进一步发展。
1027年,范仲淹因母亲去世辞去了兴化县令的职务,在应天府居丧时,在此地任教。他主持应天府时,择生只有品德和学业上的基本要求,没有年龄、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来源广泛,院生可以随意流动,不受地域、学派限制,均可以前来听学。
四方学子纷纷慕名就学,其治学精神和忧国忧民的言行誉满全国,书院在全国声望空前,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应天书院堪称千年前的“清华北大”!
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只可惜,靖康之变后,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在南宋理学大盛时,应天府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图源/图虫创意。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940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在庐山五老峰南麓下隐居读书,李渤养了一头白鹿,白鹿通人性,常常跟随人出入,被人称“神鹿”。这里本来并没有洞,不过是因四周地势低凹,俯视似洞,才称之为“白鹿洞”。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理学宗师朱熹出任知南康(今江西庐山)时,率百官造访书院,见书院残垣断墙,杂草丛生,感到非常惋惜。于是,朱熹责令官员,重新修复了书院,并自任洞主,亲自讲学,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专门邀请心学宗师陆九渊到书院讲学,由此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讲会——鹅湖之会。
朱熹的苦心经营使得书院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一个重要文化摇篮,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书院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尽管“争鸣”的范围很有限,但较之只准先生讲学生听、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般官学教育却自由得多。
此后元明清的书院大多沿着既定道路前进发展。
一直到19世纪末之后,中国现代大学的正式登场,才开启了现代高等教育的争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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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
2.郭丽:《唐代教育与文学》,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3.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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