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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者进入新流量世界,就像闯入海底。这里有未知的逻辑、陌生的观众、迥然不同的评判标准,但奇怪的是,娱乐和知识就这样在短视频平台里有序地共生了。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从6月起在快手接连做了5场直播,到后期每场观众都能达到近200万,这几乎是她过去办二十年讲座才能抵达的听众数量。这让她开始思考一件事,“我们作为国家花钱培养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不只影响一些人,而是影响更多人呢?”
金融街威斯汀公寓套房内,经济学家付鹏舒适地窝在椅子里。镜头正在录制的是他的第一期线上视频。标准的华尔街装束不是必须,Polo衫、灰色或者格子衬衫是付鹏出镜的常见搭配。
对着镜头分享经济学知识,分析框架,是付鹏入行以来的习惯。很多人理解的金融只需要坐在电脑面前,但真实的金融隐含着大量的沟通。他最早是在Bloomberg彭博机上通过note的方式跟同行沟通交流,随着媒介的发展,转到了部落格、BBS论坛,后来又在公众号上发日记。近些年,短视频平台崛起,付鹏也紧跟潮流,开始玩起了短视频、中视频。
付鹏是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平日里,大家叫他“付总”“付首席”。他对镜头不陌生,作为特约评论员、特约嘉宾参加的节目、接受的采访不胜枚举。当决定要做视频的时候,付鹏也决定要跟随过往的表达习惯。他录视频从来不要脚本,基本就是架一台摄像机,对着镜头敞开聊,后期再剪出亮点就行。而现在看来,这种类采访的录制形式反而让他的视频辛辣、有趣、放松。
付鹏的账号叫“付鹏的经济世界”。因为接地气的话题、风趣的语言风格、大胆的表达和北方人独特的幽默,很多粉丝关注他的账号,听“付总一语点醒梦中人”。他会用简单的视角带出经济学观点,例如炒鞋是中年人盘的核桃,教人买房“要杭州的一二,不要上海的二三”。一个粉丝夸张地评论说:“我常常在想如果有机会跟着付老师学东西,三年不拿工资我都愿意。”
付鹏快手账号截图
像付鹏一样,近几年来,在快手等新流量平台尝试创作的专家、教授还有很多,过去这些平台意味着年轻化、碎片化、娱乐化,让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敬而远之,但自2018年起,它们已逐渐成为科普的新阵地。
双方对彼此进行了重塑。2014年前连社交账号都没有的教授,现在能熟练玩转多个平台,追热点、讲段子;强调科学性、准确性的论文观点,视频化后用上了比喻,配以形象的动画;上大课不歇气,能一口气讲90分钟直到下课铃响的老师,现在也适应了短视频平台3分钟的节······
但同时双方也拓宽了各自的边界。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入新流量平台,不止为了打发碎片化时间,也为了听课,为了难以获取的教育资源。而象牙塔内的教授,例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也不再只能借助线下讲座的方式抵达校园外的受众。以往一场讲座的最大容纳量是1000人,但沈奕斐发的第一条视频,点击量就已破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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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术翻译成实践

社会学研究的方向,是把生活升华为学术。沈奕斐做了大量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一度的目标是从副教授升为教授。但自2016年起,她的目标改了,定为“把学术翻译成实践”。
这个想法源于她面临的困境。从2014年开始,沈奕斐就想把好的家庭关系的理念和家庭教育的科学做法带给大家。她首先做了一个专门介绍家庭研究方面经典文献和学术前沿的公众号,叫“复旦家庭发展中心”。她特意选出最通俗、最好玩的文章,但依然没有人点击,单篇阅读量不过200。
她转而做线下讲座。这个习惯从2014年起就有,到2017年,沈奕斐每年做的公益讲座数量从几十场上升至一百场。也是从这一年起,由于过于频繁的讲座,沈奕斐的嗓子哑了,甚至在2018年某场讲座中只能发出气声,靠扩音器完成讲座。“大家看我2018年很多公开讲座,会发现我的嗓音跟现在的嗓音是不同的。就是因为线下讲太耗能量了,我又没有学过科学的发声,导致2019年开始,不得不大量减少线下讲座,养我的嗓子。”
拍线上视频成了解决沈奕斐烦恼的新思路。今年6月,她参加了快手的新知播活动,一场直播下来,观众就能近200万,同样的工作能影响更多的人。她还被邀请参加了综艺节目,有芒果台的《再见爱人》《披荆斩棘的哥哥》,也有快手的《新知懂事会》。
在离婚和恋爱综艺里,她谈两性关系的本源。在知识综艺里,她则聊工作对人的异化,“很多人有个特点,就是把工作以外的事情通通看成搬砖,为了搬砖。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吃饭,是为了开拓搬砖的空间,睡觉是为了积蓄搬砖的力量,买东西是为了增强搬砖的装备。他想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跟工作或者挣钱联系。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样的人)牺牲的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别人的生活。”
有网友看过节目私信她,沈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的老公就是这样,借着工作的名义,牺牲了家庭生活里有关责任的那部分。
事实上,在快手上更新视频后,沈奕斐每天都会收到很多这样的私信或是评论。他们会告诉沈奕斐,因为看了视频,换了看待事情或解决事情的视角,他们有的重建了亲密关系,有的则缓和了与原生家庭的矛盾。
河南大学物理学教授戴树玺在网上做科普视频则是出于更现实的需求。他马上45岁了,不再是做科研的黄金年龄。在物理学领域,科研是年轻人的战场,他准备把更多时间投入教学、社会服务和科研基地中。
戴树玺在网上的账号叫“爱较真的戴老师”。今年7月,河南突降暴雨,戴树玺第一时间赶制出科普视频“面对千年一遇的暴雨,医院停电怎么办”,短时间播放量达到175万次。现在,在学校的支持下,戴树玺有了自己的科普基地,不仅介绍物理知识,也会有意介绍国内最新的科研成果、博士生待遇等等。
树玺快手账号截图
有人因为“爱较真的戴老师”重新燃起了对物理的兴趣,不再被扑面而来的公式吓到,而是发自内心地探索背后的原理和现象。也有人了解了从博士到大学讲师必经的流程和困难,坚定或是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规划。
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韩秀云,因为疫情暴发,无法到线下讲课,从2020年9月开始做短视频。她想让受众看到更多维、立体的她,在互联网上和年轻人“谈谈经济学的内容,谈谈对国家政策怎么看,谈谈对人生的看法,对年轻人事业与家庭的想法,还想说说娱乐等,我更希望从中汲取力量”。
在这些新流量平台,他们遇到了更广阔的人群,有些人文化程度不高,或许只能在评论区里点个赞,发个玫瑰花表情,也有腼腆的人向老师私信求助。
教育不应有地界,也不该精英化。戴树玺经常感慨一线城市的孩子拥有的丰富资源,在较偏远、条件较差的地区,不仅没有科普场馆,连基本的实验条件都没有保障。在河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时,他们的课程只开放给学生。数据显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不足6%,沈奕斐说:“剩下还有90%多的人没有机会读大学,不见得是他笨,或许是他出生的时候,条件限制了他接受教育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国家花钱培养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不只影响一些人,而是影响更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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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为什么就不能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我不是哪热就奔哪去!”
去哪分享?去哪“挨骂”?去哪做自己?每个进入新流量平台的教授都有自己的答案。
“说实话,我在纯粹做科研时,甚至连社交账号都没有,但是有了做科普的念头之后,就开始琢磨怎么能分享给更多人。”2020 年年底,戴树玺在快手发布了自己第一条科普视频。
沈奕斐总结自己在快手科普的收获,对于这个数亿用户的平台,她能接触到中国社会的真实一面,这是藏在不理解背面的真实。
“以前,电视台放了一部剧,你不知道大众真实怎么想的,你只能看到一些有文化的人发表在报纸上进行一个评述,你并不知道大众怎么想的,”沈奕斐介绍,“而在现在的互联网中,每一个人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学历,什么样的认知都可以跟你互动。”
沈奕斐快手账号下评论
当然,不是所有互动都是善意的。沈奕斐也看到过许多质疑她动机的评论,只要话题涉及电影、明星、公共事件主角时,就有人认为她是收了钱在给人洗地。
看到这样的评论,沈奕斐有时也会觉得委屈。她在两性关系、家庭问题、教育话题的领域有研究成果,在业界有知名度,在采访里,沈奕斐无奈地说:“我经常在想,要花多少钱才能收买一个学者去给一个明星洗白?”
但她也会从研究里找到一些支撑点去理解这一切。
“沉默的大多数”,沈奕斐用这一经典的学术概念解释这一现象:往往赞同某人观点的不会说话,反对的人才会跳出来。
“所以,支持你的人很多,但他们也许不会在评论区和你互动,他们的支持和认可会发私信给你。”
质疑动机之外,专家们更常受到的质疑是接广告。“评论区也有人说教授就不应该接广告。”沈奕斐感慨了一句。付费网课、接广告这些常见的收入途径,放在教授、专家身上,就仿佛成了一种罪。
沈奕斐在网上开设了自己的《社会学爱情思维课》。“视频我们都是免费产出,共同收益就是课程卖掉一点我们就有收入。”偶尔她也接一些广告。“有的朋友为广告鼓掌,我觉得他们是真正懂我的朋友。”做视频很花人力、精力,成本很高,长期不间断地用理想发电并不现实。更何况,“我自己可以不要钱,我的团队也是要活的。我一个教授要养一个团队,我怎么养得起?”
另一个摆在教授面前的现实难点是,做科普费力不讨好,在体系内并不利于职称评定和晋升。极少数的学校会明确鼓励教师开设个人账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声。学校领导觉得麻烦,害怕教师多说话会犯错误,引起纠纷,损害学校名誉。高校内部甚至存在一种鄙视链,科研成果丰厚的人最受追捧,教学能力优异的人次之,占用科研时间做科普“不务正业”的排在最后。
戴树玺的微博账号“爱较真的戴老师”从2019年2月开始运营,但一直处于未公开状态。去年偶然的一个采访,让学校知道了戴树玺的账号,他才顺势公开——戴树玺是幸运的,大部分的学校并不支持如此。在学校的扶持下,他的科普事业更成体系,但仍得面临严格的审核。接受《河南商报》采访后,由于文章采访的学生较多,稿件在临见报时仍被学校要求返回修改。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在SCI上发表的论文超百篇。曾有人笑称,邢立达博士毕业并留校“以一己之力提高了地大排名”。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高产的古生物学家,还是会在申请项目时遭到拒绝,原因是“此人是网红,怀疑没有足够时间做科研”。
邢立达在快手经常直播,现在已经积累46.9万粉丝
事实上,短视频科普的公益性与它带来的名与利并不矛盾,付鹏也提出:“大家都要活着,都需要生存,带一点资本性质很正常。”
重要的是发心是什么。现实的情况是,知识类内容的变现天生很难和泛娱乐或者是卖货种草类的内容比拼,相信大多数教授,他们来到新流量平台的发心都与物质无关,而关乎更远大的目标。
“重要的是,记住你的初心,你的目的是在分享的时候还能实现点商业价值,而不是为了实现商业价值而分享。”付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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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与学术的边界

在访谈中,几乎每位受访者都提到,比起制作视频的成本,他们更担心的是内容的生产逻辑。在新流量平台的内容框架设计里,他们不得已简化专业知识,尽量使用人人能听懂的白话,甚至用上了“失形的比喻”。“我们学术里非常忌讳比喻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比喻绝对贴切。但是在线上传播的时候,不比喻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点,怎么都想不明白。”
如果以数据作为单一指标,不难发现,真正专业的东西打开率很低,最受关注的是热点,与明星、大众娱乐相关的话题。而这跟学术研究的逻辑是背离的,一篇优质论文的生产需要对某一领域进行长期、专注的研究,绝非简单追热点。
这让许多教授陷入了两难。如果内容太专业,难免再次步入MOOC的困境,在教师和学生之间传播,流于另一种形式的教学模式,走不出大学系统。但如果太口语化,又牺牲了专业度,变得不科学了。用付鹏的话说就是,“失去了有真正价值的东西”。
韩秀云起初面对镜头时,有些不习惯。在课堂上有学生互动交流,但机器不会给出任何反馈。她先是请来一批学生现场听课,讲给他们听,录下来,再剪辑成短视频。但观众们都反馈这样做的效果不好,她才开始摸索对着摄像机和手机独自说话的窍门。“剪辑也是如此,刚开始不知时长多少为好,说多少内容合适等,干着干着我就有了一些体会。”
韩秀云在快手推出的泛知识脱口秀节目《新知懂事会》上解释经济学里的心理账户概念
沈奕斐在做视频时,总希望能完整地保留学术逻辑,即提出观点、分解观点、论证和升华。但观众的注意力有限,往往听到不符合自己的口味的内容,“立马就跑了”。
沈奕斐后来总结,网友们看视频需要一种明确的“获得感”,这需要内容生产者有更强烈的一对一意识。很多人以为在新流量平台做科普,和线下讲座一样,都是一个人面对一群人。但实际上,“在线下做讲座,一会儿举这个群体的例子,一会儿举那个群体的例子是可行的,不管怎么样,都会坐在里面听。但在线上,如果这个例子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听了”。
针对这一特点,她学会了切分知识点,这反过来对她的教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促使教授把知识点拆分得更仔细,故事讲得更精彩,表达得更吸引人。
沈奕斐提到获取知识的三个阶段。人无知的时候,认为事情有绝对的正确答案。等到发现世界不那么确定,不是非黑即白的时候,就进入了有知的模糊性。而学者们做的工作,是引导屏幕对面的人,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顺利地过渡到第三阶段:理性的独立思考。当中需要传递的并非孤立的知识点,而是正确思考、判断的能力和逻辑。
在这个基础上,说更短的句子,使用接地气的表达,或是作比喻,只是吸引听众的手段,达到目标的方式。它并不意味着知识被简化了,相反,科普不仅让听众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到高质量的思想成果,还以娱乐的方式传递了常识和逻辑。知识是苦的,但刷短视频获得的快乐,是外面包裹的糖衣。
沈奕斐强调,作为学者,她时刻牢记学术伦理,每一个视频,每一场讲座,每一门课程都会考量对受众的影响,避免任何可能的负面影响,尽量对个体产生积极正向的力量。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素养。
关于更高也更遥远的未来,付鹏觉得,做科普的人得有社会责任心,做真正意义上的普及,而不是为流量而普及,为热点而普及。
在他看来,一味地追求流量,会导致视野越来越偏,越来越激进。有些团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传播效率的影响,习惯地把话题会不会热、传播会不会好当作剪辑思路。但他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未来的主导的趋势,也不会长久。变成流量是必要的,这是比较真实的一环,但在这之后,需要注意体现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因子。”
现在的付鹏,希望能够通过短视频科普,提高金融专业人士的比重,也让更多老百姓觉得金融并不神秘,希望能通过一些金融认知的科普,提升老百姓对金融骗局的防范意识。
他把做科普比喻成了做明星。好的演员一直沉淀,流量明星追求短时的流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对于他来说,“我当然希望我的内容能够一直存留,这是最关键的,能存留的东西,历史价值就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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