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鬼首天龙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名人，林则徐、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在这四个人里面，以郭嵩焘的名气稍微弱一些，其他三个人则是大名鼎鼎。众所周知，这四个人都是大清朝品位极高的官员，这是他们的第一身份，也是他们名动历史的原因。他们的第二身份是读书人，当然你也可以称呼他们为知识分子，但我认为他们不是，他们就是读书人。
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概念，应该是一个跨洋过海而来的舶来词汇，把知识分子这顶帽子直接戴在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头上是不合适的。我以为所谓知识分子应该在身份上具有独立和在精神上具有自由的意味，而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则从根本上不具备这两种意义的内容。所以我只称呼他们为读书人，而不会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这是他们读书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目的。至于他们说其它的什么修齐治平那都是扯犊子，就他们头悬梁镇刺骨十年寒窗苦读的那几本破书，怎么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根本就做不到，连丝毫的可能性都没有，二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冷酷的答案，亡也百姓苦，兴也百姓苦。
关于中国读书人与知识分子，我观察与思考了很长时间，在概念上我有自己的划分法，我把满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那一年作为分界线，此前的我称呼他们为读书人，此后的可以被叫做知识分子。其实，中国的读书人能被叫做知识分子的时间并不长久，也就是从1911年到1949年这个时间段里，虽然他们的见识未必比过去的读书人高明多少，但是在身份和精神上总算具有的独立和自由的意味。
对于中国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观察与思考，这一过程在总体上来说感觉并不美妙，得出的结论也是令人沮丧甚至是绝望的。在中国近代到现代以至于到当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中国的读书人到知识分子是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从外在的形体到内在的核心都是每况愈下日渐猥琐，他们始终不能确认一个国家先进政治文明的方向，也无法理解和倡导新的文化价值观在本土的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如此，对于一个国家和族群来讲，这是一个悲剧。
在前面我提到了四个清朝的名人，林则徐、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中国近代史以林则徐的鸦片战争开始，到大清朝以张之洞的无力回天终结，这期间有曾国藩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坚定维护，以及郭嵩焘的真的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景象。虽然这四个人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我以为他们是中国旧的读书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思想水平以及眼光见识，还有执政的行为手段，完全足够可以代表那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了。
林则徐这个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在历史教科书上被强烈符号化的人物，“民族英雄”的桂冠戴在他的脑袋之上，任谁也无法给摘取下来，以还原他的本来面目。因为，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个人也罢，但凡是这国家的民众们引以为荣的东西，若想还原这东西的真实本相，是非常艰难而不能轻易做到的。因为，真相往往是丑陋和残酷的，接受这丑陋和残酷的真相，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个人需要这勇气，国家也需要这勇气。
关于林则徐的“民族英雄”的桂冠，是在什么时候是由什么人给他戴头上的，这个桥段我还真不知道。只是在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点，林则徐是最应该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那个人。倘若林则徐在《南京条约》上签落下了大名，他的“民族英雄”的招牌会不会被丧权辱国的“卖国贼”的标签所取代？
但是，林则徐是幸运的，当需要有人为战败的战争负责任，必须有人要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林则徐并不在现场，他被英明的圣上给革职了。民国时曾有人整理这段历史并进行反思，认为林则徐没有在《南京条约》签字是他的大幸，但却是这国家与民族的大不幸。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是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中国的教科书上以为这是林则徐的一个壮举，是中华民族不甘堕落和抵御外侮的决心的宣誓，更有人把这一事件直接当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这就有意无意的为当时发生在清英之间的这场因为贸易纠纷而最终引爆的战争蒙上了一层道义的色彩。一部“悲愤而屈辱”的中国近代史自此开始了。
时至今日，广大的中国人民也难以走出这悲情的历史观念之外。我可以告诉你们，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去广州处理清英贸易纠纷，作为大清官场的老炮他是使出浑身解数，却不能化解得了英国人心中的愤恨不平，而且英国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林则徐就是一个臭流氓！
英国人认为林则徐在处理清英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中始终在耍流氓，但是林则徐本人却不认为自己是在耍流氓，如果林则徐认为自己在耍流氓也是在为朝廷耍流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朝廷待我恩重如山，我为朝廷分忧解难，我林则徐一世聪明到绝顶，哪一次耍流氓不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为什么这次耍流氓就失手了呢？林大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问题出在哪里？第一次鸦片战争距离今天已经有将近二百年的时间了，林大人当年不得其解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吗？没有，真的没有！“鸦片战争”这四个字，就如同一个绝命梗，把中国人民都给傻逼死在这里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第二次鸦片战争更与鸦片无关，因为战争最后结果是大清战败了，有人总结这战败的原因是与“坚船利炮”有关。于是“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当时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为首的大清“三个先进”的代表人物一致认为，我们大清与英吉利之间，就差一个“坚船利炮”！
就像在今天的某些人们一口一个地声称，我们中国与美利坚之间，就差一个好的“制度”！但是，“坚船利炮”也好，一个好的“制度”也罢，它们都是在一个崭新的文化价值观体系里的产物，曾国藩们竭力维护的那套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何能生产出来“坚船利炮”？陈旧的腐朽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何催生得出来一个所谓好的政治制度？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有一个太平天国运动祸乱半壁江山，曾国藩的湘军则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刽子手。我当然知道太平天国那帮子人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野蛮残暴、愚昧无知、荒淫暴虐、几乎是五毒俱全的一场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半壁江山生灵涂炭，有人研究过，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丧生的人命高达数千万。
与太平天国运动类似的革命风暴在中国发生，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内容，也只能催生和制造这种革命运动。制造贫穷和落后、制造不公和仇恨，制造野蛮和灾难，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拿手绝技。任谁也不能掠其美。太平天国应运而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该来的总会来的。
曾国藩是传统政治秩序和道德精神的维护者，据小说家唐浩明描述，在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前，曾经思虑一夜做讨贼檄文一篇，本想着与历史上最著名的《讨武曌檄》相映成辉，但是在天亮之后怎么瞧着也不能够，还是算了，就这样吧！
曾国藩这个人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初，由于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而风靡一时，据说海峡两岸的政要人物必备一套《曾国藩》以作为床头读物。由此可想而知，这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中国人，也许我们真的无法理解《富国论》和《论法的精神》以及其它。那些深入人心的东西们只能一个个的大帝和名臣们的传记。这是一个族群的高度，除了文化转基因，根本无法改变。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在曾国藩组建湘军中做过重要幕僚，这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朝廷派为特使出访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参拜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并递交国书，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犯下的逆天举动赔礼道歉并请求原谅。如果说有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个人当非郭嵩焘莫属！
郭嵩焘一路西行，他是边走边看，而且边看边写，并随时把笔记传送回国，老佛爷能看到，满朝文武也能看到。只有在郭嵩焘的眼里和笔底下，西方世界的政治风貌以及文化风貌，风土人情和世俗百态才被真实地描述出来，但是当郭嵩焘的这种接近纪实的文字被传送回到大清的天下之时，却被认为与洪水猛兽无异了。
于是，大清朝的大学士们决心打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阵地保卫战。郭嵩焘毫无疑问地被当成了一个政治标靶。作为大清朝的朝廷命官，而且此时你是钦差大臣，如此没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行。据有关资料记载，郭嵩焘回家乡的时候，沿途没有地方官员接送，即使回到家乡，也是门庭冷落，少有人与他交往。
林则徐、曾国藩、郭嵩焘，都成了历史过客，在大清最后的历史上，张之洞是闪闪发光的一个人物，更何况老佛爷慈禧太后殷切的目光正看着他呢：你说，这大清的传统应该如何与西洋的先进相处啊？张之洞是不会让老佛爷失望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大字光芒万丈深得人心。不仅深得老佛爷的心，而且深得大清子民的心。大清自上而下，一致认为这是最恰当的处理本土传统与外域先进的最佳姿势.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让大清继续光辉灿烂下去，慈禧太后驾崩之后，小溥仪被继承了爱新觉罗的皇位，他爸爸摄政王载沣倒行逆施，眼看着都是让预备立宪前功尽弃的结果。张之洞对载沣说：这不行啊！载沣说：如何不行？有兵在！张之洞还想饶舌，说：我大清。。。载沣冷笑一声：大清什么时候成你的了？张之洞回家之后就死了。张之洞死后不久，大清也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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