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风暴》剧照 。 (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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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演员到了一定岁数之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是女一号、男一号,常青树是极其罕见的。我也不是特殊材料做的,所以我一定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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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责任编辑|刘悠翔
演员吴越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她说话温柔明快,让人很容易松弛下来。笑起来的时候,她的声音像小姑娘,你很难将它与49岁的年龄挂钩。吴越说,这是遗传了妈妈,母女俩的声音很像,有时人家打电话找吴越,聊了几句才发觉是她妈妈接的电话。
但贺芸不能这么说话。贺芸是电视剧《扫黑风暴》里绿藤市公安局副局长、扫黑办主任,也是剧中无恶不作的“恶少”孙兴的母亲,她从人民的好警察,一步步沦为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外向,说话应该不会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可贺芸是不轻松的人,所以我得给她包装一下。”吴越说。她没有找配音,而是自己把自己的声音“换”掉了,“她发声的位置应该比我平时说话再低一点,再往下走一点。”
贺芸是包庇纵容孩子作恶的母亲,又是外人眼中的好警察,吴越在戏中的复杂眼神、细节演绎,被网友截取制作成各种短视频,奉为“教科书级的表演”。
她上一次受到这样大规模的关注,是2017年,在《我的前半生》里,她出演了一个不那么鲜亮的第三者凌玲,侵入了陈俊生(雷佳音饰)和罗子君(马伊琍饰)的家庭。她代凌玲承受了很多——因为出演凌玲,吴越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网络暴力,恶毒的诅咒、谩骂扑面而来,以至于她不得不关闭了微博评论。朋友开导她,这是对她演技的一种认可,她难以接受:“什么样的认可不能用鲜花和掌声呢?”
吴越当演员26年,出道即演女主角,她是《北京深秋的故事》里让陈宝国和李亚鹏陷入情感纠结的漂亮女孩陈晓风,也是《和平年代》里清纯的军旅记者闻璐。至今她每年都有新戏播出,但每部戏有不同的命运。
《我的前半生》是她演的第一个女三号,那年她45岁。演配角在某种程度上让她获得了表达的自由,从此她接的角色五花八门。在电影《少年的你》中,她演周冬雨的妈妈,寥寥几场戏,就演出了一个爱女儿又不得要领、可悲又可爱的母亲。
如今喧嚣过去,吴越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她重新回到微博,时常分享她喜欢的音乐、触动她的话,她觉得美好的各种事物。她最近分享的是许钧的一首歌《自己》,歌里唱道:“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她还引用了僧人希阿荣博堪布的一句话:“‘第一’‘最好’,都是给别人看的,可谁又会总在那儿看你呢?大家都忙着过自己的生活,你没那么多观众。”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一路走过来也起起伏伏的,各种甜酸苦辣的滋味一路都受过来,但谁又不是呢?我自己会有一些很固定的粉丝,人也不多,好像彼此还挺欣赏的,就像朋友一样,我们在一个公众平台上交流分享,也有点像找朋友的意思。”吴越说。
以下为吴越自述:
1

“刀尖上舔蜂蜜的人生”

2020年9月,五百导演的副导演找到我,给我发了《扫黑风暴》的剧本大纲,说导演希望我来演绿藤市公安局副局长贺芸。我跟五百在2019年合作过一部悬疑剧,叫《在劫难逃》,当时我们合作得很好,互相之间那种信任,包括各种审美,都非常合拍。
还有,我长的样子,不熟悉我的人会觉得我挺严肃,要演公安局长,你就得给人感觉特别正。我以前拍过一部电影叫《夜·明》(2007年上映的中国马来西亚合拍片,讲述了孙中山在革命艰难时在南洋的一段筹款经历,以及他与侧室陈粹芬女士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吴越饰演陈粹芬),马来西亚演员李心洁就说,吴越,你不说话的时候看上去非常严肃。我觉得我还挺外向,挺活泼的,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
看完《扫黑风暴》大纲,我给导演发了一条微信,我说:“导演好,看了《扫黑风暴》的贺芸,这个人物真的是横的,也是狠的,她的经历和苦痛是个女人都很难咽得下去。你之前说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演戏,确实,贺芸要演戏,要个人面子,生活里需要她演的角色真是不少。可怜她拼了命演的角色,没有一个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更可怜的是,她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观众。这就像在刀尖上舔蜂蜜的人生,一个不掏点心、挖点肝搞不定的角色。”这是我看完故事梗概的第一反应。我是一个演员,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我都是要把她变得复杂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她的复杂性是在情理之中的,逻辑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越复杂,对演员来说是越兴奋的。
很多观众说贺芸是有原型的,震惊全国的“孙小果案”,不过孙小果的母亲并不是公安局长,只是一个普通民警,所以在我这里,贺芸是没有原型的。但是她俩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包庇孩子的妈妈、纵容孩子作恶的妈妈。
对我来说,这个人物不需要找原型。剧本里她的身份是公安局副局长,但她又做了违背她身份的事,这个人是好坏各占50%,非常均衡的一个人物。而且导演当时的设定,如果没有她儿子的事件发生,以她的能力,应该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公安局副局长。她以前就是这样,从一个好警察到处长到公安局副局长,是靠她一步一步实打实干出来的,这样的设定在国内电视剧里并不多见。
开拍前,我去采访了一位公安局局长,她就是一位女局长,以前是警校校长。她非常温柔,会告诉你哪种面包好吃,分享生活中很多有趣的细节,我们聊了很多。但对我来说,她的经历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更关注的是我们聊天时的状态,她所有的待人接物,她跟其他人说话时的神态,她在周围环境下的表达,我要去捕捉这些。
我记得在《扫黑风暴》拍的第一场戏,是看守所审马帅。那场戏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难,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个演员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突然说不了台词了——可能是我牙齿的原因,或是发音突然出现了什么故障,到现在也没找到非常具体的原因,结果就是发音困难,说出来一句话莫名其妙就断了,话断了就会慌,它影响到了我作为演员表达人物这件事情。
但是审马帅这场戏,贺芸说话又必须非常溜,不但要溜,还得有震慑力,还得高高在上,所以当时对我的难度是很大的,那真是拼了命在演。
剧中我最后那场戏,追捕儿子孙兴,没有什么台词,我就发挥正常。那场戏是我们一个晚上拍完的,我演的时候是凌晨4点。我那张脸就是凌晨4点的脸,身体已经完全不听指挥了,我自己能看出来我的肉体和灵魂在打架,有点失去控制了。但那又是一场好戏,当你心里对于这种感受的体验是很饱满的时候,演戏就会像自来水一样,只要龙头一打开就会出来,很舒服。不像有些戏,让人体验不到,就算剧本要求你演一种激动、兴高采烈,你心里是空的,什么都捞不出来,那拍起来才是真的累。
其实贺芸不算我演过的最难的角色,我在今年5、6月份拍了王小帅导演做监制、花菁导演的剧《八角亭迷雾》,如果说贺芸的痛苦很凝重,那个角色的痛苦比她强烈十倍。我演完到现在都没缓过来,近一年类似的角色我是接不动的,那个角色真的太苦了。
2

“要演符合我自己岁数的角色”

1995年,我主演了《北京深秋的故事》,那也是我正式进入演艺圈的第一部戏。我的运气好极了。当时我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滕(文骥)导的爱人来挑演员,我们团的张仙恒老师就推荐了我。他说我们团来了一个小姑娘,你去看一看,她现在在我们团里演一个话剧。温老师(滕导的爱人)就来看,看完没过多久,就在一个星期天让我飞到北京去见滕导。滕导到机场来接的我,等于我一下飞机往外走,他就看见我了。他说我看你的时候,觉得这个小姑娘很像我要选的这个角色(银行信贷员陈晓风)。我就这样成了这部戏第一个被定下来的女演员。定完我了,第二天我就跟着导演一起去选其他演员,用现在的话说,要看看和其他演员有没有CP感。后来我就回到上海继续排演话剧,等到话剧演完了,就进组拍这个戏。
第二年,我又跟张丰毅演了《和平年代》,我在里面演了军旅女记者闻璐,跟张丰毅演的军人秦子雄有一段感情。很多观众记住我,大概也是因为闻璐。
(南方周末记者:我当年看的时候,在一部军旅题材电视剧里,看出了一种偶像剧的感觉。)我给你讲一个秘密,你的感受是超级对的,因为当时我演这个戏之前,有一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叫《东京爱情故事》。铃木保奈美演的赤名莉香,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想在我的角色里变成她——闻璐这个角色也是很可爱的,我就把我对赤名莉香的喜欢融进去了,闻璐的身上有她的一颗种子。
我记得《和平年代》里有一场戏,是我骑自行车,张丰毅跑来给我赔礼道歉,我一路都不睬他。其实我是很喜欢他的,只是故意不理他,最后他说了句请我吃饭,我马上就说好吧,那就走吧。当时心里其实就装着《东京爱情故事》的模板。
我演戏演了26年,自己觉得每一个角色我都认真对待,没有偏向,如果一个角色我一看就特别嫌弃,我也不会接。
放眼望去,《和平年代》里的闻璐真的是蛮幸福的,因为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我拍完《北京深秋的故事》已经运气够好的了,没想到拍了这个《和平年代》更加好,都是很强的阵容。我跟佟大为演过一个军旅题材的戏《远远的爱》,我演一个军医,那个人物是一个冷的人,谈了一段姐弟恋,那个我们演得也蛮好的;包括我后来跟耿乐,还有郭京飞,我们演了一个《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演一个姐姐,一家人的命运。其实在那一年收视率蛮高的,我们也拍得蛮好的,那个人物跟贺芸、凌玲完全不一样,可能跟闻璐有点接近,而且那年我40岁,我还在演一个20岁的小姑娘,我自己看着觉得还算过得去,但是之后我就不想再去演年轻的角色了,我要演符合我自己岁数的角色。
我现在接戏的标准,更自由一些。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一说有戏,而且是很好的戏,我都会去演,不想放过。但是现在不想太勉强自己,顺势一点吧,别太努力了,所以我可能会更加放松一点。
3

“我选择的方式不是反抗,而是接受”

《我的前半生》是我演的第一个女配角,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三号。因为演员到了一定岁数之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是女一号、男一号,常青树是极其罕见的。我也不是特殊材料做的,所以我一定也是这样。
这中间肯定会有心理落差,但我选择的方式不是反抗,而是接受。我运气很好,第一个女三号就遇到了《我的前半生》,所以过渡还蛮平稳的,安全着陆。
演完第三者凌玲,大家都说我“火了”,但是我感受到的火,是网上无休止的、恶毒的谩骂。有人说这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但是我想请问,谁会愿意接受一种认可的形式是恶毒的谩骂呢,什么样的认可不能用鲜花和掌声呢?你给别人鲜花、掌声,你的世界就是鲜花的世界。
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作为演员,我在我专业的圈子和我最信任的老师那里接受到的讯息都是:你演得很好。我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人,我心里希望我自己成为一个爱多一点、不要恨多点的人,更不要恶多的人。
其实从我一个演员的角度、眼光去看这个第三者凌玲,我觉得她非常常见,我演的就是一个爱上有妇之夫的女人,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这样的事情也非常多。在演的时候,我只是想尽量真实地还原到那个人的样子,因为生活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你有的时候说不好到底是同情这个妻子,还是同情这个“小三”。
有一些戏需要功能性的角色,没办法——你想“小三”这个角色功能不出现,马伊琍演的罗子君怎么翻过这个山头,她怎么演自己千辛万苦从全职太太变成了一个独立女性?凌玲就是一个必需的、功能性的人物。
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戏,我跟导演还有雷佳音配合,尽量把她演成令人相信的、生活中真实的一类人。马伊俐演了一个一开始衣食无忧的全职太太,因为衣食无忧,她慢慢忘记了夫妻之间的情感是需要去经营的,然后她变成了一个悲剧,凌玲趁虚而入,再然后,她重新面对自己,生活中这样的女人也很多。如果我们所有的功课,最后对凌玲的评价只是简化到好女人、坏女人的区别,其实作为我们是失望的。
我们看世界名著,如果按照现在的评判标准,安娜·卡列尼娜也是一个“小三”,这部小说怎么就成世界名著了呢?贾宝玉,那就是“渣男”,《红楼梦》怎么就成名著了呢?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不能简单以“小三”和“渣男”来划分。我完全站在一个演员的专业角度去看,如果你要演一个第三者,一定得做功课,得演出她这一系列行为背后的动机。
如果我要上一堂课,我肯定会这么说:什么叫好人和坏人?你在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过纯粹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其实我敢说没有,因为你在生活中总是能碰到一个真实的人,有优点,有缺点,你没有办法下定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最多说这个人的哪些缺点令你无法忍受,但凡成熟一点的人都会这么去讲。这个口子开了之后,表演就有它施展的余地了。
我拿到角色之后,从来都是先确定她是一个人,我要让很多地方成立,在人的基础上再放她的善面和恶面。她什么时候是善的东西出来,什么时候是恶的东西出来,恶的东西出来多了就变成了所谓的坏人。
现在我也不认为凌玲是反派,我只认为我演了一个很真实的人,因为我真的是听到跟我同龄的一些朋友说起过她们身边凌玲式的人物,说“我为了他,牺牲了一切,因为我很爱他”。我当时真的是按照这样去演的,但是观众说你是一个坏人,等于在道德法庭上来评判这个东西,但是在人性的河流里,有的时候道德说了不算的。
《我的前半生》之后,我开始演各种配角。其实配角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我完全自由地过了好几年,所以你会发现从2017年到现在,我演的角色五花八门。进入一个角色之后,如果你每天都在演她,每天都去现场,自然会越演越熟,但如果今天这个角色你只演一天,明天那个角色也只演一天,你还没熟,角色就离开你了,这样的戏我不会去接,除非好朋友一定要你去帮个忙。我接配角戏,一般会选择完整一点的角色,能让我进入、熟了,它还在演的那个度里面。我在这个度里面把握好。
如果评价我自己,那我就是相貌一般,好看谈不上。但是观众现在的品位也在提升,很接受《扫黑风暴》里贺芸这样的角色,也看到了我们这些“大叔”“大妈”们的价值。但我觉得凡事没有那么绝对,不一定老了都是好,年轻一定是不好。哪里都有100分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60分、65分,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人才是金字塔结构的;也不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成了好演员、老戏骨,从专业的角度不应该这么去评判。
归根结底,还是“疗效”为王吧,这个剧亮出来的这个活,你是不是接得住它,你演的角色生不生动,这才是对好演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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