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苹果种植的核心技术,王景波却不敢过分推广。他担心,在产量和质量提升后,销量跟不上去,反而给果农们增加负担。
王景波生活在山东烟台莱州市。众所周知,“烟台苹果”历史悠久,是中国现代苹果的发源地。为了保证果品与防止病虫害,多数果农会给枝头的苹果套上一个纸袋子。
可几十年下来,这种普遍使用的技术饱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和环保上,且难以解决。因此,很多果农的心愿被一个个纸袋遮掩着。
好在,从7年前开始,王景波的合作社使用了免套袋技术,虽然果园的成本、环保,以及苹果质量、产量都有了极大改观,但他仍心存遗憾。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技术。”王景波说,尽管苹果口感更好了,可宣传跟不上:“除了我们小圈子,很少有人知道。”
而他目前的市场渠道,几乎是靠线下售卖。这种方式,显然难以适应网购时代。所以,他希望有人能打通一条农产品数字化的上行链路。
实际上,王景波的心愿,是中国很多传统农产品经营者的共同期待。这个期许的身后,便是广大农人的共同富裕之梦。
一枚苹果的纠结:要不要套个袋子?
很多人不会知道,一枚小小的苹果,正在面临着技术变革。
说起苹果,自然绕不开山东烟台。自1871年,西洋苹果被引进烟台后,当地种植苹果的时间已有150年了,这里也是中国苹果栽培最早的地方。
很早之前,烟台人种植果树的方式比较传统,受制于技术等原因,当时的果品质量和产量,远不如现今。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地果农开始使用苹果套袋技术,就是将一个个纸袋套在果子上,这种技术至今还在广泛使用。
苹果套袋技术的优势是,能在短时间内促进果实均匀着色、果个增大,还能有效切断多种病虫害,的确比不套袋果实品相好。
作为烟台莱州市瑯琊岭小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景波直言:“套袋技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推动苹果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该技术的劣势也非常明显——费工、费钱、减产、难管理。
比如,1亩苹果园平均要套1万个纸袋,包括纸袋费、人工费等在内,现在每套一个袋子的成本是1.5元至2元,仅烟台当地平均每年就需要数百亿个套袋。这个数字放在全国的话,耗资之大难以估量。
“以前,每到10月份,就忙得不可开交。还得将套袋摘下来,人工费上涨不说,主要是给钱也找不到工人。”王景波称,从套袋到摘袋的简单动作,每亩要花费6000元工费。
最严重的是,纸袋产生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短期内无法解决。
可以说,苹果套不套袋,长期困扰着广大果农。
后来,有中国企业从国外引进了一个名为“赛尔蓓丽”的产品后,广大果农的“套袋”担忧才慢慢消解。
“赛尔蓓丽”是一款中量元素水溶肥,果农要在不同的生长时期,喷洒不同型号的产品,这会对苹果起到“套袋”左右,果实能够在自然环境中生长。
从2014年开始,在烟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带领下,王景波就在基地开展了多项与苹果免套袋的相关试验。
他发现,免套袋技术的苹果,每亩产量至少能提高20%,品质、口感也得到明显提升。
“这种苹果自然生长,光照时间长,果肉密度硬,糖度含量高,在17度以上。”王景波介绍说,以晚熟红富士品种为例,每年10月底至11月中上旬,在霜降后进行采摘,淀粉类物质糖分转化更高,苹果甜度及风味更加浓郁,令人入口不忘。
如今,王景波的琅琊岭免套袋苹果,已种植7年了,其连续两次获得全国免套袋苹果特等奖。
除免套袋技术外,王景波团队还探索了“化学疏花疏果”专利技术。
这是因为,苹果树在疏花疏果时需要大量人工,而“化学疏花疏果”是利用喷洒物质的办法,对苹果进行疏花疏果,单果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省工又省时。
如今,王景波的合作社,有2000亩果园使用了“免套袋”和“化学疏花疏果”技术,他们还利用新技术,帮别人全程指导了1100亩果树。
“每亩地省工省物料6000块,增收7000块,简单又易学。”王景波说,虽然他看到了新技术为苹果产业带来的变革,却也充满担忧。
因为,他不知道免袋苹果面积扩大后,是不是有更多消费者认可:“我现在心里没底,很多回头客都说好吃,可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销售途径。
王景波觉得,如果能加大免套袋苹果以及新技术宣传,可能会变得好一些。
另据王景波透露,他们种植的苹果,目前80%是线下销售,线上只占到20%,“未来,希望能有80%实现线上销售,线下有20%就够了。”
遗憾的是,熟稔苹果种植的王景波,对农产品数字化销售知之甚少,更不懂如何吸引流量,很多关于苹果的故事,他无法讲给大家听。
一朵菊花的复兴:除了市场什么都不缺
和王景波一样,安徽的龚建国也有一个故事想讲述,主角名为滁菊。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滁州市滁菊研究所所长,龚建国的人生再也离不开这朵花。
滁菊,安徽滁州的市花,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作为中国“四大名菊”之一,它是菊花中花瓣最为紧密的那种,药用、保健价值也居“四大名菊”之首。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差点儿绝迹。
1997年4月,滁州市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医药公司总经理洪计灵到滁州南谯区调研,期间他说:“在全国第三次中药普查时,没有找到滁菊,现已濒临灭绝的危险。”
这是龚建国第一次听说滁菊,震惊之余,便与滁菊结了缘。
因没见过滁菊,在洪计灵提示下,龚建国到全椒县马厂镇才看见了滁菊。当时,滁州市的滁菊面积还不足3亩。在认真分析“濒危”原因后,他便踏上了培育之路。
一开始,他花费30元钱买了300棵种苗,然后在滁州几个区县,进行了不同密度、不同时间的栽培,并进行着艰难的试验。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
经过几年发展,2002年10月,在龚建国带领下,滁菊研究所成功编写了7项安徽省地方标准和1项滁菊国家标准GB-1969-2005。
与此同时,他的团队还根据土壤、气候、水资源、种苗申报了滁菊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现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划分了原产地保护范围。
到了2014年,在龚建国的带领下,研究人员培育出了高产、优质的滁菊种苗——“滁菊1号”,该种苗通过安徽省品种鉴定后,滁菊才有了合法身份。
另外,在历史长河中,滁菊长期采用硫磺熏蒸、阳光自然晾晒的加工工艺。而以硫磺为原料时,对用量和技艺有严格要求,精度难以把握,稍有不当就会产生硫磺残留物。
所以,龚建国和同事还探索了滁菊无硫磺加工工艺。经过数十次失败后,他们试验成功了“蒸汽杀青法”,找准了杀青烘干工艺的合适气压、温度和时间,彻底解决了硫磺熏蒸的千年难题。
〓 滁菊采摘后加工前,龚建国指导工作人员分类筛选
尽管滁菊本身的问题解决了,可种植规模不容乐观。
龚建国说,当地政府原来给滁菊种植户每亩地补助20元,后涨到50元、200元,产业仍然发展不动。
“农民为何不愿种呢?因为必须要有企业签订单。”龚建国称,滁菊不像小麦、水稻,村里无人收购的话,还能卖给粮站,“安徽不收能卖给江苏,江苏不要卖给上海,总有缺粮地区,这是刚性需求。”
滁菊则是非刚性需求,不使用的话,对人类毫无影响。所以,市场决定着行业发展。
“除了市场,滁菊什么都不缺。”龚建国说。
当前,滁州共有1万多亩左右滁菊,主要销售模式还是“计划经济”,就是从头一年销量,来制定次年的种植量。
“在上一年销量基础上,递增20%到30%,有人来签种植合同,才能确保证菊花有人收购。”龚建国表示,只要有人收,滁菊比单纯种粮收入高,“每亩地比普通粮食多卖3000元。”
正是这种单一的销售模式,导致滁菊市场占有率极低,社会认可度、知名度比较差。
依据龚建国的说法,在中国四大名菊——滁菊、亳菊、杭白菊、徽菊中,杭白菊市场占有率大约90%,“杭白菊市场大概70%在国内,30%出口,滁菊出口几乎为零。”
龚建国坦承,杭白菊除了完备的市场体系外,电商是其成功最关键因素之一。
“而依托线下的滁菊,市场就是周边县乡,连南京、合肥、扬州都难覆盖完。”龚建国深知,要想扩大销售市场,“一定要通过线上来实现”。
实际上,当地官方也在帮忙推动滁菊线上市场,龚建国还尝试了某平台的直播带货,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销量不大,“一个月也只能销几万块钱”。
因此,龚建国认为,只要滁菊线上销售打开了,除能增加产品名气外,还可以帮农民增收。他举例说,距自己公司不远处,有个村子以前不富裕,开始种植滁菊后,菊农每年都能收入10万至15万元。
“所以,做好线上市场迫在眉睫。”龚建国称。
一粒稻米的长成:在国外被人刺激的产物
在江西赣州石城县种大米的吴金文,也希望将产品打开线上市场。
吴金文今年49岁,2016年之前,一直从事建筑装潢实业,还在澳大利亚做了3年小别墅开发。也就是在澳洲的经历,让吴金文决定回国做生态农业。
他说,自己在国外时,常和当地华人、留学生一起聚餐:“他们总会拿那边的食材说,叔叔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吃。
这让吴金文很诧异,因为那些不过是普通青菜、鸡肉或牛肉,看不出什么特殊。所以,他好奇地答道:“我肯定知道能吃啊?”
学生们却称:“这边的食材绝对放心,没有农药残留。”
尽管这是偏见,吴金文还是下达决心,回国发展生态农业,转行做起新农人。
2016年时,吴金文在赣州石城县了解到,当地有一种大米非常优质,在清朝康熙年间开始有记载,名字就叫“石城贡米”。
“石城贡米”属深山原种的原生稻品种,非杂交和转基因品种,产地在海拔500米-800多米的高山沟内,必须具有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
该品种全育期在140天左右,生育期无病虫害,不施农药,米粒细长,营养价值高,米质润泽,色白如玉,煮成饭后香软可口。
另外,“石城贡米”的生长环境,除了高山梯田区域部分外,周边均为生态红线,方圆30公里没任何工业污染。并且,其生长在赣江水的源头,森林覆盖率达85%,负氧离子每立方达10万个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遗憾的是,吴金文刚去石城时,当地种植这种大米的农户少之又少。
了解这些情况后,吴金文一头扎进了石城县高田镇礼地村。前两年时间,他没有马上种植,主要是进行环境监测,以及检测土壤中各种微量元素,然后从农科院调来种子让农户试种。
经过2年试种,吴金文的团队,终于把“石城贡米”这一古老的历史品种恢复出来,不仅通过了各项指标检测,还在2020年1月6日拿到“欧盟有机认证”。
目前,吴金文在高田镇的生态基地已达到了1400亩,其中稻田占地800亩,而基地每年的贡米产量约为56万斤。另外,他还和高田镇签了2000亩的订单农业,产量达140万斤。
虽然“石城贡米”产量上来了,销售渠道还存在瓶颈。
吴金文表示,他们目前的营销更多依靠单位福利,然后就是身边朋友的推荐。期间,他也尝试了些线上销售,效果却不理想。
后来,也有人找他做过直播带货,但、可吴金文感觉上当了:“平台要求我们交多少钱,确保多少销量。我们把钱一交后,根本就没有销量,几个月都销不了一笔。”
尽管如此,新农人吴金文仍笃信,正规的线上平台,能为他的优质产品起到帮助作用。
其实,不管是山东的王景波、安徽的龚建国,还是江西的吴金文,他们共同的期待,就是希望自己的农产品能够广开销路,打破传统的销售藩篱,找到一个数字化转型的杠杆,并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共同富裕。
而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破解之道。例如,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腾讯广告、微信联合发起了“丰收好物”公益助农专项计划,与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各地政府合作,借助腾讯的资源与能力,推动农产品品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助力共同富裕的专项计划。
在此期间,腾讯专业团队将持续投入,从优质产品筛选到互联网推广技能培训、助力农产品商户长期运营升级,提升新农人数字化水平,可持续地发挥产业带动效应。
据悉,“丰收好物计划”直播活动将在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浙江嘉兴会场亮相,通过微信视频号助农直播向全国网友推荐优选农产品,充分发挥微信视频号强信任度、高转化率等特点,有效降低推广成本助力农产品和品牌“走出去”。
在这个活动上,琅琊岭的苹果、滁州的滁菊等大量农产品都会出现,消费者既可通过直播购买优质农产品,还可以听直播嘉宾分享农产品故事参与抽奖。
作者丨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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