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田中克己所提供的三桥祐辅生前体貌特征，与祐辅妻子歌织告诉警方的信息完全不符，因此为了慎重起见，警方决定对三桥祐辅的其他社会关系，以及他本人的社会保险记录进行对照比较。
显而易见的是，田中克己和三桥歌织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一个是律所高级合伙人，祐辅的多年上司，一个是陪祐辅从艰苦生活中熬过来的娇妻，气质高雅，究竟谁会是那个对警方说谎的人，而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从三桥祐辅其他的社会关系所收集到的信息，与田中克己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一致：三桥祐辅身高180公分，身体健硕。而祐辅本人的医疗保险记录也显示，从未接受过胸部手术，也没有过胸部外伤的记录。这意味着三桥祐辅的妻子对警方撒了谎，她所声称的身高、瘦弱体格、胸部有伤疤等等信息，只是为了让警方在寻找三桥祐辅的尸体时毫无所获。从这一出发点来看，三桥祐辅的妻子歌织具有重大的参与作案嫌疑。
从时间线来看，三桥祐辅最后一次出现，是11日深夜到12日凌晨之间。根据三桥歌织的证词，祐辅是在发生争吵后，在12日清晨离家出走的。而在那之后，无论是歌织还是祐辅公司的同事，都没有再见过他。为摸清11日深夜到12日凌晨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警方再次来到了位于富谷的三桥家。这一次，他们并没有直接上门打草惊蛇，而是来到了这栋公寓的管理室。
由于三桥家所住的是一处高档公寓，因此防范措施做得非常严格，出入大门都需要刷业主门卡，而且在公寓的大门玄关处还设有防范录像。通过调取门卡刷卡记录和监控录像，警方很快发现了在12日清晨进入大楼的三桥祐辅的身影，时间是12月12日凌晨3点50分。祐辅独自回到公寓，摇摇晃晃向电梯走去。而在这之后，直到12月12日的中午，大厅里也再也没出现过祐辅的身影。这与歌织所说“祐辅在清晨离家出走”的情况似乎不符。
“这栋公寓有其他的出口吗？”
“有的，作为防火消防通道，另外一个出口就在这件管理室中。”管理员指指身边的一扇门，“作为消防要求，这扇门平时都是关闭的，只有楼里火灾报警系统启动后，它才会自动打开。”
“那么在12月12日那天，有人通过这扇门离开大楼吗？”
“根据记录来看没有。而且如果要走这扇门，肯定会通过我们管理室。这里是24小时有人看管的，所以没留下记录的话，就可以认为是没有人从这里出去过。”
警察将11日深夜至12日中午的录像进行了备份之后，继续向后翻看着监控录像。当时间指向了15日夜间10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录像中，是三桥歌织。她只穿着普通的运动服装和运动鞋，但举动却引起了刑警们的注意：在她的身旁，有一个很大的旅行箱。而这一天，恰好是三桥歌织向涉谷警方报案称丈夫祐辅失踪的日子。
刑警们继续快放着录像，果不其然，几个小时后的16日凌晨2点，歌织从外面进入公寓大门，她依然是离家时的那身运动装束，但行李箱却不见了踪影。
从福冈的北九州发来了一份DNA分析报告，样本取自三桥祐辅的母亲。根据这份报告，无名尸体的DNA检验结果与三桥祐辅母亲存在着亲子关系。到了这个时间点，警方已经可以确定这具尸体就是在12月12日凌晨失踪的三桥祐辅。
证据链已经接近完整：三桥祐辅在12月12日凌晨接近4点时回到家中，之后再也没有外出。而三桥歌织在15日深夜携带行李箱外出，这很可能是她外出抛尸的直接记录。为了补完最后剩余的证据链，警方调查了15日夜间从富谷出发的出租车记录（根据法律，日本出租车需要在每天登记每一单的行程记录），从各家出租车公司所汇总的信息来看，一辆黑色皇冠出租车的行程记录非常符合警方的怀疑：15日夜间10：05分从富谷的公寓出发，乘车人为一名女性，目的地是西新宿。而警方通过向出租车司机直接询问，那名司机回忆起了当晚确实载过一名带着大行李箱的女性前往新宿。他最初以为对方是带着行李去新宿乘坐夜行巴士，但下车的地点却是西新宿的铁道边，这让他有些不解。
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之后，警方申请了逮捕令和搜查令。2007年1月10日下午2时，在三桥祐辅失踪1个月后，警方在三桥歌织的家中，以尸体遗弃罪将她当场逮捕，并准备对三桥家的公寓进行了彻底搜索，以寻找进一步的证据。
1月11日，搜查员来到了三桥家，对家中进行了详细的搜索。在三桥家中，搜查员们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一种异样的气氛：家中只有三桥歌织的一些衣物，墙壁已经重新粉刷过，地板也换了全新的。屋中没有沙发，甚至床上没有床垫。很难想象三桥夫妇当时是如何住在这间屋里的。由于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搜查员们只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犯罪痕迹。终于，阳台上的一些黑色土壤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这些土壤进行了取样。
在科学分析室里，土壤的分析结果很快出来了：土壤是市售的园艺用土，但其中混有一些人类血迹。经过比对，这些血迹与三桥祐辅的DNA相符。由此警方确定，三桥家中便是第一案发现场。
在诸多证据面前，羁押中的三桥歌织也终于放下了抵抗，开始详细地讲述她和祐辅之间的“夫妻关系”。
三桥歌织，在结婚前姓川田，来自日本北陆的新潟市。川田家是当地的有钱人，歌织的父亲川田敏行从一名小职员干起，在工作中敏锐地发现了日本在70-80年代的自动化办公的热潮，开始经营一家打印机复印机耗材的销售公司，并由此获得了成功。因为这样商业上的成功经历，使得川田敏行十分自信，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家中，都是一个说一不二的角色。川田家中有三个孩子，歌织是长女，下面还有一弟一妹。尽管家中物质条件较好，但自幼歌织就被父亲严格地管束着，为了防止早恋，初中和高中都由父亲为她指定了女校就读。到了考大学的年龄，但父亲依然不放心她只身前往外地上学，于是强迫她只能读女子大学的英文系专业。
“女孩子就应该培养出文静知性的性格和气质，然后去当个空姐，以后嫁到国外去。”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歌织说。从小对父亲的要求顺从惯了的歌织，便在父亲的要求下，考取了东京调布市的白百合女子大学的英语言文学专业，一心一意地开始学习英语。1997年，歌织从大学毕业后，尽管努力面试了多家航空公司，但都因为种种原因而落选。当父亲得知了这个消息，更是勃然大怒，要求她立刻回到家乡来嫁人。然而尝到了自由滋味的歌织，再也不想回到父亲的高压下去生活，于是尽管父亲威胁她要停止生活费的供应，但歌织还是留在了东京，以派遣员工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东漂”生活。
身高170公分，气质优雅的歌织，在派遣公司里一直是很受欢迎的职员，公司也将她频频派往证券、贸易等大公司工作。而歌织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可以用来挥霍的青春时光并不长久，她必须利用在大公司里工作的机会，为自己尽快找到一个在东京的稳定的依靠。于是她开始打着自己在丸红商事（日本前四大贸易商社之一）工作的旗号，积极频繁地去参加各种酒局和派对，希望能够在这些场合认识一些青年才俊。
然而，事情并不像她想象得那么单纯。在大城市里打拼的年轻男女，虽然有些在男女关系上很是开放，但并没有什么人认真地对待感情。尤其在谈婚论嫁这件事上，很多人都将结婚视为一种阶级跃迁的方式：通过与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结婚，使自己摆脱社畜的困境，简单来说就是“少奋斗几十年”。尽管歌织的家庭条件不差，但在东京这个环境里，她的家境也仅仅能算是中等偏上。虽然她个头高挑，身材标致，气质出众，谈吐文雅，但在那些打扮得珠光宝气的社交红人女孩面前，歌织竟然觉得自己寒酸得难以自视，更不要说去吸引那些同样神采奕奕的富家子弟们了。
为了出人头地，歌织在来到东京的第二年起，开始了自己的另一份工作：应召女郎。她并不像是那些为了去还高利贷而卖身到妓院里的女孩，也不是为了可怜的收入去街上拉客的站街女。歌织凭借着自身相当出众的优势，被银座的一名“风俗猎头”所相中，将她介绍给了一家会员制的俱乐部。这家俱乐部严格保密，只为高净值的企业高管、富豪、小明星、政治家们服务，而歌织在这里每次的“出台费”高达40万日元（约24000人民币），尽管大半都会被俱乐部抽成抽走，但每晚的收入也几乎相当于她自己做派遣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虽然这是一件出卖肉体的工作，但歌织本人却并不在意，因为她觉得“与其因为穷而被人看不起，倒不如痛痛快快当个有钱的卖身女”。
在成为高级应召女郎大概半年后，歌织遇到了自己第一个“贵人”，一名50多岁的企业社长。这位社长倒也出手阔绰，直接提出了包养歌织，每月200万日元（12万人民币）。条件是歌织绝对不许对外人提起这件事。就这样，歌织接受了包养的条件，成为了这名社长的专属情人。四年之后，社长对歌织说“想要停止情人关系，换换口味”，而作为补偿，社长给歌织介绍了一名富商朋友的儿子，提出“对方正在准备相亲，我可以为你推荐安排”。歌织也是个聪明人，自然明白跟着富商儿子才是一个长久出路，于是便欣然答应。
在社长的撮合之下，27岁的歌织与富商儿子确定了情侣关系。在半年的相处之后，歌织本来满心期待着富商儿子提出结婚的想法，但换来的却是恋人的猜忌。而猜忌的原因，其实也来自那位社长：富商儿子认为歌织与那位社长非亲非故，但社长却如此极力保荐歌织，使他自己开始怀疑歌织与社长的关系。在雇佣了私家侦探进行调查后，富商儿子得知了歌织曾经长期是那位社长的情人。怒不可遏的富商儿子毒打了歌织，将她逐出了家门。
先是社长，后是富商儿子，前后过了5年的奢华生活后，歌织似乎已经回不去普通的生活了。马上要28岁的她，一心还是在想着“嫁入豪门”，所以尽管之后她曾多次托人介绍、上网配对、酒会结识了一些有结婚意愿的男士，但歌织要么是看不上对方的财力，要么是对方觉得歌织过于咄咄逼人，每一次的恋爱尝试都短短地以失败而告终。而就在此时，在2002年的一次新年派对上，28岁的歌织遇到了26岁的祐辅。
尽管祐辅没有钱也没有好的家境，但至少他是一个在准备司法考试的未来律师。歌织这样想着，便有意地接近了祐辅。而此时只是个半工半读的穷学生的祐辅，也很惊讶于一名美女的殷勤，这使他受宠若惊。
在第一次见面的当晚，歌织和祐辅便手拉手走进了情人旅馆。
在第一年的交往中，歌织可以说是拿出了自己最大的耐心来与祐辅相处。虽然她之前已经过惯了高消费的生活，但和每月只有12万收入的祐辅同居，歌织为了培养这个“潜力股”，也只好在生活上一省再省，甚至有时需要自己拿出积蓄来接济祐辅。
2003年2月，在体检中检查到已经怀孕2个月的歌织，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祐辅，并且通知祐辅“自己不准备要这个孩子”。
然而，祐辅并没有同意歌织进行堕胎，而是想尽办法说服歌织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带着歌织在区役所进行了婚姻登记，两人正式结婚。然而，歌织明白以祐辅目前的收入来看，不仅没有财力来养大这个孩子，而且两人的婚后生活也是个大问题。
“我来努力赚钱！你别担心，我一定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请一定留下这个孩子！”
尽管祐辅苦苦哀求着歌织，并且放弃了法考转而开始积极面试金融公司，但就在祐辅进入了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歌织自己去医院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当祐辅拿着录取通知准备和歌织一起庆祝时，歌织交给他的是一纸冷冷的手术告知书。
被愤怒击溃了理智的祐辅，从这天起开始与歌织开始了冷战，两人的关系迅速降温。到了2003年9月，祐辅和歌织的争吵愈演愈烈，两人开始时时将离婚挂在嘴边。祐辅越来越不愿意回家，为了排解在家中的压抑气氛，他领养了一只小狗。而当小狗到家后，祐辅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跟小狗玩耍上。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伴随着祐辅事业上的逐渐成功，开始渐渐失去了天平的平衡。
2005年1月，祐辅从金融公司跳槽，进入了摩根斯坦利，而工资也从收入平平的水平，突然进入到了月薪110万日元的高薪阶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青年精英。然而，此时他和歌织的关系已经逐渐降至冰点。几个月之后，祐辅偶然间发现了妻子歌织出轨的事实，感觉到相当屈辱的他，终于对歌织大打出手。这次家暴导致了歌织颜面挫伤，身上多处淤青。在之后的两天里，祐辅用皮带将歌织捆在家里，并将她的信用卡剪断，切断了歌织的经济供应。忍无可忍的歌织终于跑回了老家投奔父母。
然而，父亲对她的突然返家，表现得非常冷淡。“我当初就不同意你结婚，现在果不其然是这样的下场，你这是自食其果。”在家中同样得不到庇护的歌织，不得已再次回到了东京，借住在出轨对象的家里。而得知了歌织回到东京的祐辅，追到了歌织借住的地方，对她再次大打出手，将她的鼻梁骨打断。歌织的出轨对象当即报警。
警方来到现场后，首先对事情的起因经过进行了了解，在得知了双方之间的感情纠纷后，本着保护伤者的原则，警方将歌织首先保护了起来，送进了一处家暴受害者收容所。在保护期间，家暴受害者支援团体向歌织建议立即离婚，但这一建议被歌织拒绝了。
歌织拒绝离婚的背景是，她之前的出轨对象是一名律师。在和他进行了情况沟通后，这名律师向歌织给出了三条建议：
1、选择协议离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歌织是婚姻关系中的过错一方，因此这样离婚女方歌织不仅无法分到财产，而且很可能男方会提出由女方进行精神补偿。考虑到男方也对女方实施了暴力，这笔补偿金很可能与女方需要支付的精神补偿相抵消。简单来说，协议离婚的话，歌织目前拿不到什么实际利益。
2、要求警方介入此事，以故意伤害罪起诉祐辅，这样男方肯定会被公司开除。然而，从利益的角度出发，由于男方刚刚进入新公司不久，即使他目前拿着很高的薪水，但所积攒下来的积蓄并不多，因此女方依然很难获得利益。
3、以“女方不提出起诉”为条件，要求男方写下悔过书和承诺书，承诺在今后如因男方原因导致双方感情破裂，婚姻关系无法持续的情况下，由男方向女方支付不少于3600万日元（约210万人民币）的赔偿金。虽然目前歌织是婚姻过错方，但如果男方签下了这种承诺书，法律上会认定双方感情恢复，而再之后如果家暴有了新的动向，或是歌织发现了男方的出轨迹象，那么再选择离婚，歌织可以获得相当丰厚的赔偿。
显而易见，此时歌织与祐辅的感情关系早已破裂，婚姻关系也仅仅如同风中之烛。但着眼于经济利益的歌织，此刻已经笃定决心，要趁着离婚赚上一笔。于是，她按照律师的提示，以“如果我起诉你会失去眼前的一切”为要挟，让祐辅签下了悔过书和承诺书。在表面上，两人重归于好。
为了在婚姻关系中再次刺激祐辅，歌织开始了铺张浪费的生活，购买了大量的奢侈品牌。由于按照日本法律规定，作为被抚养人的歌织有权对夫妻共同收入进行分配，因此歌织此时更是肆无忌惮 —— 通过大笔花钱，她一方面为自己购置了大量将来可变卖的名牌物品，同时更能够在婚姻关系中刺激祐辅，促使他再次对歌织动粗。到那时，歌织便可以如愿以偿地提出离婚，并按照承诺书的内容，拿到祐辅的高额赔偿金。
而从祐辅的角度看起来，这个家已经如同地狱：名义上的妻子歌织对自己不闻不问，而且几乎花光了他赚来的每一分钱；由于承诺书的存在，他也不敢主动放弃这段婚姻关系，否则就会背上相当于他几年工资的债务。心中苦闷空虚的祐辅，此时开始偷偷交往了一名女性，在情人的身边寻找一些温情。但他不知道的是，歌织其实并不是对他不闻不问，而是始终暗地里密切地关注着祐辅的一举一动。
歌织从2006年2月与祐辅进行了感情调解之后，表面上做出了已经重归于好的姿态，但同时她每个月都用几十万日元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对丈夫祐辅进行着持续的跟踪和调查。经过了半年多的调查，在2006年12月10日，歌织终于从私家侦探的手中拿到了关键性的证据：祐辅在下班后与一名女性频繁见面、约会的大量跟拍照片，并且还有两人谈到了将在新年假期里一同前往意大利旅行的录音和录像。
在12月12日的凌晨4点，当祐辅刚刚和女友结束完私会，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到涉谷区富谷的“家”的时候，歌织决定与祐辅摊牌。她将从私家侦探处拿到的照片一张张放在桌面上，同时还给祐辅播放了偷录到的两人商量旅行的录音。歌织冷冷地告诉祐辅，这些资料已经足够她以男方出轨为由，申请离婚的了。但祐辅借着酒劲，不仅全盘否认了出轨的事实，而且还把这些证据照片撕得粉碎，并且扬言说自己其实一直都掌握着几个月以来歌织持续出轨的证据，等到天亮后就会先去法庭起诉离婚，彻底摆脱歌织对自己的控制。
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祐辅所言的虚实，然而，歌织也确实在这几个月里，趁着白天频频与律师见面、开房。祐辅的这些话，无疑扯动了歌织心中最不想被捏住的把柄。
说完这些话后，祐辅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而被祐辅气得全身发抖的歌织，此刻也已经被冲动占据大脑，她抄起了放在卧室中的红酒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向着熟睡中的祐辅的头部一下下地猛锤下去。等到她累得气喘吁吁，双臂无力时，祐辅的脑袋已经被敲成了一团肉糊，破损凹陷的头骨瘪瘪地塌下去，整个人头都呈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形状。三桥祐辅已经一命呜呼。
为了处理掉尸体，歌织在12月12日作案杀死祐辅当天的白天，便外出前往农具店，分两次购买了160升绿植营养土和一张大塑料布，以及手锯一把。回到家中后，她将塑料布铺在客厅中央，在上面垫上了厚厚的一层营养土，再将祐辅的尸体衣服脱光，搬到铺好的土层上，开始了用手锯分尸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流出的血液，都被营养土快速吸收掉。为了防止抛尸时被警方识别出尸体的身份，歌织将祐辅的头部切下，并且切断了左右双手，分别用塑胶袋装好。然而，在切割脊柱时，由于手锯不够锋利，因此歌织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将祐辅的身体从腰部锯为两截。
在12日下午，歌织给祐辅的公司打去电话，声称祐辅彻夜未归，目前下落不明，而公司这边也反映祐辅当天并未来上班。这天夜里，歌织从网上订购了小推车和旅行箱，准备进行抛尸。
15日夜里，歌织将装有祐辅上半身尸体的行李箱打车运到了新宿车站附近。她原本的计划是将尸体抛到深夜没有照明的铁道上，但由于尸体太重，同时山手线沿线安装了防护网，歌织并未能够将尸体抛入铁道线路内，只能将它留在了铁道旁的路边。随后，她将已经空了的行李箱留在了车站附近，并很快被流浪汉捡走。在深夜回到家中后，歌织将祐辅下半身尸体再次装入了一个大纸箱，用小推车运到公寓外。尽管她原本计划是将尸体抛进涉谷附近池尻大桥桥下的河水中，但由于当时已经夜深人静，小推车发出的声音过于引人注目，于是她只好在神山町找到了一家空无一人的房屋，将尸体运进了屋里。为了让尸体尽快腐烂，她把密封的纸箱拆开，将祐辅的下半身直接放在地板上，之后叠起小推车和纸箱，在走回家的路上将这些东西扔在了路边的垃圾场中。
16日上午，祐辅的上半身尸体被路过的行人发现，报警。与此同时，歌织再次给祐辅的公司打去电话，要求对方尽快将当月工资和年底奖金发放到祐辅的银行账户中。但摩根斯坦利以“无法联系到祐辅本人”为由，拒绝了歌织的要求。
17日下午，在接受了警方最初的问询后，歌织意识到祐辅的尸体已经被警方发现。于是在傍晚，她带着装有祐辅头部的旅行袋，以及一把折叠铲子，乘出租车前往了东京西南部的町田市，将祐辅的头部埋入了山林间的空地里。
22日，歌织预约了公寓的物业，要求将壁纸和木地板全部进行更换。
12月24日，祐辅的手机上此时有非常多的未接电话和未读消息。歌织在打开他的手机后，挑选着几个自己也认识的祐辅的朋友，用祐辅的口吻回复到“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很好，勿念”。之后有几名祐辅的亲友们上门拜访，她也对这些朋友宣称“祐辅突然提出要回老家探亲”。
2007年1月4日，在将家中作案现场收拾停当后，歌织将沾有祐辅血迹的被子和床垫用被单包好，叫来了搬家公司，将这些东西寄回了自己在新潟的老家。随这些东西寄走的，还有她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全都帮我烧掉”。
1月9日，一些朋友担心一个月都没有露面的祐辅的情况，纷纷发来了短信询问。歌织依然伪装着祐辅的身份，发出了“我觉得没有脸面见大家，请再给我一些时间”的信息。
1月10日，警方以尸体遗弃罪将三桥歌织逮捕。
2007年12月20日，三桥歌织涉嫌杀害三桥祐辅，并分尸、抛尸一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
三桥歌织尽管在审讯中表现出了较为配合的态度，但当案件开庭审理后，歌织的情绪状况急转直下，在法庭上经常情绪失控，陷入歇斯底里的情况。在心理专家进行诊疗后，认为歌织由于先前遭遇的家暴行为，已经形成了很强的PTSD症状，因此需要进行精神鉴定。而此时歌织的辩护律师也提出，歌织处于心身丧失状态，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行为责任能力，因此应当认定歌织无罪。在双方的要求下，对歌织的精神鉴定在法庭休庭期间开始了。
2008年2月，精神鉴定专家给出了歌织的精神诊断结论：“短期精神病”。专家认为，歌织在遭遇了家暴之后，又长期生活在精神压力之下，而在亲手杀死三桥祐辅的过程中，歌织的客观世界感知能力明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于是在事件之后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短期精神问题。然而，从她有意识地在杀死祐辅后还能积极有条理地准备分尸抛尸的特点来看，在作案期间，歌织的精神状态应当是具有完全行为责任能力的。
2008年4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以“作案动机明确，具有充足的作案准备，并在作案后有计划地进行了抛尸和伪装工作，因此法庭认定三桥歌织具有完全的行为责任能力。根据日本刑法，判处15年有期徒刑。”
2008年5月9日，三桥歌织的辩护团提出了上诉。
2010年5月，东京高级法院维持了 维持了原判。尽管之后歌织的辩护团曾多次提出上诉和重审，但在2010年6月29日，歌织通过辩护团体宣布放弃了上诉权，接受了15年的有期徒刑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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