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圣地亚哥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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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对于一个像旧金山这样富裕的城市来说,在街道上看到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会让人既震惊又不安。如果你在市中心走一走,你会看到帐篷、临时的硬纸板床和人类排泄物乱扔在人行道上。一贫如洗的人们躺在地上,衣着光鲜的科技精英匆匆走过,彼此仿佛身处两个世界。
2018年,一名联合国官员到旧金山考察公共住房。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的官方报告得出结论说,该市对无家可归者的待遇“构成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侵犯了多项人权,包括生命权、住房权、健康权、水权和卫生设施权”。但在那以后,旧金山的情况根本没有好转,无家可归的人数增加到8000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露宿街头,而不是住在收容所。
如今,在加州大城市,到处都是穷人搭起的帐篷。即使你不住在加州,也可能见过关于加州无家可归者的照片,在威尼斯海滩上、奥克兰杂乱无序的无家可归者营地,或者在洛杉矶贫民窟附近的街道上,类似的景象比比皆是。
加州奥克兰街道上无家可归者营地
如果你身在家中,你每天经历的冲击可能会更加闹心:漂漂亮亮的小区里住着大量无家可归者,当中一些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或存在药物滥用问题;走在路上会看到道路上堆积如山的垃圾和丢弃的衣物。
加州的无家可归危机是许多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它和随之而来的治安等问题直接导致民众对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日渐不满。尽管纽森已经从罢免州长的特别投票中成功脱身,但问题仍然摆在那里。
州长办公室估计,在加州,任何一个晚上大约有17万名无家可归者在街上。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2020年度无家可归者评估报告》,加州占美国所有无家可归者的一半以上——该报告指出,加州70%的无家可归者居住在户外,而不是像纽约等地区那样住在收容所,或者像西雅图那样住在车里,这使他们更容易被民众看到。
保守派将加州的无家可归问题归咎于放任的自由主义治理,但事实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不会有意设计一个如此功能失调的体系。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尼尔·龚(Neil Gong)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将公民自由主义与紧缩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弗兰肯斯坦怪物。”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自1960年代以来大量精神病患者被扔到街头,以及挥之不去的毒品和酗酒问题无疑增加了人们流落街头的可能性。但是许多研究者和倡导人士表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加州的住房过于稀缺和昂贵。
太懒,太自甘堕落?这可能并不是主因
对于无家可归者,一个最常见的推测是他们很懒,不想工作,导致纳税人需要为他们的基本生计埋单;另一个则是他们多数人吸毒、酗酒,流落街头是自甘堕落的结果;从跟街头流浪者的互动中,也会观察到其中一些人还存在显而易见的精神障碍。无家可归的成因非常复杂,跟这些可能都有关系,彼此间互相影响,但从数据来看,也许它们都不是主要原因。
首先需要厘清一个事实,很多人认为无家可归者常年没有一个固定去处,但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丹尼斯·库尔汉(Dennis Culhane)曾就无家可归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说,最常见的无家可归时间是一两天。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2014年的调查,只有将近六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被归类为长期无家可归者,也就是无家可归一年或一年以上,或在三年内至少经历过四次无家可归。这就导致相关的数据可能相差迥异,很多可能只是某一个月或某一个晚上的剪影。
洛杉矶韩国城附近的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
在工作问题上,2013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项研究发现,17%携家带口、无家可归的成年人有带薪工作,而55%的人在前一年有工作。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估计,大约25%的无家可归者有工作。
据全国无家可归者联盟估计,40%到60%的无家可归者都有全职或兼职工作。
华盛顿政府委员会2017年报告称,22%的单身成年无家可归者和25%的有家庭的无家可归者有工作。
工作和无家可归有时还会导致恶性循环,没有固定住址、无法保持整洁的形象、没有车、没有可靠的电话、信用评分很差,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人们无法通过背景调查,申请到工作。
至于吸毒和酗酒问题,大部分研究和专家都认为,美国大约有25%到40%的无家可归者正在与酒精或毒品成瘾作斗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研究确实表明,无家可归的单身成年人中酗酒和药物滥用的发生率更高,这一群体约占无家可归人口的三分之二。
库尔汉说,在无家可归的单身成年人中,他发现大约有“50%的人长期滥用酒精或药物”。然而,如果把无家可归的家庭算入其中,库尔汉估计药物滥用率将下降到大约35%。
库尔汉说,成瘾和无家可归之间很难证明存在直接联系。
“吸毒和酗酒本身并不会导致无家可归,但在出现这些问题时无法获得治疗支持或难以获得住房,可能是更大的驱动因素,”库尔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委员会执行主任马修·多尔蒂(Matthew Doherty)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多尔蒂说:“重要的是要记住,大多数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和有药物使用问题的人都有一个家可回,住在我们的社区里,所以并不是这些问题本身必然导致无家可归。”
精神问题则更加复杂,历史也更久远。
1967年的《兰特曼-佩特里-肖特法案》确立了病人可以拒绝治疗的新权利,并大幅减少了住院治疗。结合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削减服务改革,导致病人被大量从医院里放了出去,但又无路可去,没有亲人可以投靠。
1972年6月,加州一所州立医院将近4000名精神病患者扔到了圣何塞街头,催生出了一个贫民窟。到了80年代,随着加州政府大幅减税并削减社会项目,包括国家资助的精神机构,导致成千上万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艰难地靠自己生存。这也是加州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多的无家可归者。
目前,加州大约30%的无家可归者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相比之下,美国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5%。但这些人几乎无法获得适当的治疗,只有在精神病爆发并表明他们对自己或他人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被收治入院,然后迅速被踢回街头。
“这有点像抢椅子游戏”
精神疾病、酒精和药物滥用,这些问题在哪个州都存在,但加州的无家可归问题为什么会比其他同样温暖的州更加严重。
“有很多人患有精神疾病,很多人患有药物滥用障碍,很多人非常贫穷,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改变的是住房,”全国消除无家可归联盟(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首席执行官南·罗曼(Nan Roman)在2020年告诉彭博社城市实验室(Bloomberg CityLab)。
加州无家可归危机的根源是多年来不断恶化的住房严重短缺;飞涨的生活费用;以及人们的工资跟不上房价上涨。
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202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加州,每周正常工作40小时的人需要每小时赚39.03美元,才能租得起一套符合公平市场租金的两居室公寓——这使加州成为美国租金最高的州。如果那个人的工资是州最低工资,也就是每小时14美元,他们得每周工作112小时才能租得起一套两居室。
2018年,Zillow的一个经济学家团队发现,一旦城市跨过一个门槛,即普通居民必须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花在住房上,无家可归者就会开始迅速增加。当收入跟不上租金成本时,房地产市场会出现连锁反应:高收入人群开始租住中等收入人群曾经租住的地方,中等收入人群开始租住低收入人群曾经租住的地方,低收入人群于是就会陷入困境。Zillow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洛杉矶租金每上涨5%,意味着无家可归者增加约2000人。
图表显示了无家可归者的比例和房租负担能力缺乏之间的相关性。
“这有点像抢椅子游戏,”罗曼说。“而那些因为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障碍或残疾而受到打击的人,是最不可能抢到椅子的。”
即使抢到椅子的人,也会发现这把椅子随时会被人抽走。
南加州大学社会创新Sol Price中心在2019年1月至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洛杉矶家庭将超过30%的收入用于房租和水电费。
此外,根据洛杉矶城市规划部的数据,2000年至2010年期间,洛杉矶的租金上涨了28%,而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上涨了1.2%。所有这些数字都意味着同样的事情:一旦被裁员,这个月一家人的危机可能是付不上水电网费,下个月就是拖欠房租,面临无家可归风险的人数急剧上升,因为轻微的经济变化就会将家庭推入经济绝望和社会地位的深渊。
2018年彭博社曾经采访过洛杉矶的一些无家可归者,令人震惊的是,这当中甚至有社区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由于未能在两所大学凑够需要的教学任务,这位57岁的老师终于耗尽了积蓄,住进了她的车里,寄希望于攒点钱存下公寓的押金。在采访这位老师的同一天晚上,有16个人也睡在位于韩国城一家教堂的停车场里,其中10个人是女性,2个是孩子,一半人有工作。
房子不够
事实证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住房可能比让他们流落街头更划算。这在犹他州已经起了作用:在这个美国最保守的州,长期无家可归人口在2005年接近1932人,在他们决定简单地为这些人提供住房后,在2015年降至为零。因此,该州为每人节省了约8000美元,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因住院、入狱或经常出入庇护所而使用公共资源。
但这件事在加州推起来反而极难。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025年,加州需要350万套新住房,才能解决长期的住房短缺问题。然而新的住房建设在持续放缓,甚至在疫情对建筑业造成严重破坏之前,加州每年仅建造约10万套新房,远低于分析师所说的该州迫切需要的每年18万套的最低水平。
正如康纳·多尔蒂(Conor Dougherty)在其新书《金门》(Golden Gates)中所述,在加州建造新住房的政治是一团乱。房主们担心新建的高楼大厦会破坏社区,导致他们的房产贬值。现有的租客担心,开发新房产将导致整个社区更为富有,导致自己最终负担不起。分区制和各种各样的法规使建造新住房变得困难。
一个例子发生在今年3月,当时洛杉矶市议会投票反对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允许在使用率很高的公交车站附近建造中小型公寓楼”。这类立法将有助于增加住房供应,缓解过热的住房市场的压力,并降低租金。
但该市的领导层——不仅是市议会成员,还有市长加尔塞蒂——都反对这项措施。加尔塞蒂(Eric Garcetti)曾表示,他希望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但据洛杉矶社区委员会主任马克·瓦连纳托斯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委员会成员声称该法案将会“炸裂”和“锯断”社区,加尔塞蒂说,他认为公寓“就是看起来不太好”。
洛杉矶的领导层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许多洛杉矶居民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社区建起经济适用房。
艾伦·格林里(Alan Greenlee)是南加州非营利住房协会的执行董事,他说:“如果你看看威尼斯或好莱坞等地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社区已经大规模出动,抗议在他们的社区建起经济适用房。他们在道义上同情无家可归者,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社区出现穷人。”
纽森在疫情前曾表示,他的政策重点将聚焦在改善无家可归问题上,现在他承诺将继续攻克难关。其中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用58亿美元收购酒店和汽车旅馆,并将它们迅速改造成4.2万多套长期住房单元。(其中约30亿美元用于为有严重社会、情感和行为健康问题的人提供住房和全方位服务)。不需要从头开始盖房子,这可能会减轻在社区遭遇的抵制。
无家可归,这也许离你并不遥远
哈雷妇女收容所(Halle Women's Shelter)的社工米拉·瓦利(Mila Valle)长期接触需要帮助的无家可归者,她说,她遇到很多人是因为离婚、配偶死亡、家庭暴力或疾病而突然间无家可归。
“我知道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是父母和祖父母,”她说。“一些年轻人曾经被领养,年纪大了后被寄养家庭推到了街头,得不到任何支持和资源。它会发生在你认识和爱的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失去一份工作,遇到一场大病,可能就会令我们中的很多人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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