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甲10号
1901年8月，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还有30年的那个夏天，在上海跑马场附近的静安寺路，出现了一所日本人开办的学校。
与30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举世震惊不同，这所学校的开办不事声张，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善良的中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几十年后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随着这所学校的开张，已经隐秘地拉开了序幕。
同文书院和它的“大旅行”
这是一所奇特的学校。学校设在中国领土之上，却不招收中国学生，只从日本国内招收日本学生。
这所名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几个月前在南京首度开张，因为义和团运动，迁到了上海。先落脚在静安寺路，后来几经搬迁，定址在虹桥路。
一个国家，只招收自己国内的学生，却要把学校开办到遥远的异国他乡。这是为了什么？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同文书院教给学生几年的奸细之术，然后把学生分配到政府机关或各个公司。有些人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终身做奸细。”
原来如此，这是一个传授“奸细之术”的间谍学校。
同文书院为了教给学生“奸细之术”，开设了极为重要的一门实习课程：“大旅行”。每届学生都要用数月至半年的时间，对中国进行名为“大旅行”的实地调查。书院历时四十多年，参加调查的学生达五千多人，调查路线七百余条，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
调查范围涉及风物、民俗、地理、物产、矿藏、工商、社会、政治等众多领域。
调查班划分得十分专业，十分精细。有的班专门就某一种经济作物、某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某一类经济活动进行调查，精细入微。
1925年5月至8月，书院22期岩屋三男等6名学生从上海出发，到河北、山西、绥远、热河、陕西调查，有时没有车辆，要步行数天。他们在旅行日志里记录了旅途实况：
“6月18日我们开始走进沙漠了，离开旅馆走了两个小时，周围已经看不到房子，连一棵树都看不到了，闷热的天气，火辣辣的阳光，到中午之前我们带去的水都喝光了。过一会儿，肚子也开始饿了。但这里是一片大沙漠，没有水又没有吃的，空气很干，连口中都是干干的。很多沙子进到嘴里，舌头发涩，很不舒服，头昏眼花，差点儿晕过去。”
旅途如此艰辛，却没有动摇他们的执着之心。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看看他们踏上调查旅途前的誓言：
“不要命，不要名，不要钱，满怀不平、野心，郁愤丛积，远离故土，会看到大和樱花与旭日国旗在蜀山之巅高高辉耀的那一天。”
这是同文书院第9期“四川班”学生入川调查之前的公开誓言。在侵华战争爆发的数十年前，他们就“满怀不平、野心”，誓言“会看到旭日国旗插上蜀山之巅的那一天”。
狼子野心，昭然自揭。
在相当艰苦的环境中，同文书院的学生一直保持着精细入微的工作状态。他们调查鸦片问题，一直追溯到了种植环节。他们在调查记录里记载道：
“河南：鸦片2元一两，每亩交税15元，每亩鸦片收入30-100元，每亩小麦不超过30元。”
看似琐细的调查，却是他们为日后侵略战争预埋的伏笔。
在后来的侵华战争中，大间谍土肥原贤二提出，要使用毒品作为武器征服被占领国人民。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庸国。”日本最高决策层制定了“鸦片战略”，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由日军军部、特务机关和“兴亚院”负责实施。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即废止中国有关禁止鸦片和其他麻醉品的法令，建立鸦片专卖机构。1939年起，兴亚院总部每年都要召开关于中国鸦片问题的供需会议，决定每年鸦片的种植和供需事项。通过“鸦片战略”，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瓦解中国人民的意志，一方面大获暴利。据日本学者推算，侵华日军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在华开馆5年，贩卖鸦片盈利约10亿日元，若用此款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的“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可建造12艘之多。
令国人触目惊心的事实
湖南耒阳县的学生资耀华，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上庚子赔款留学生，东渡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
有一天，他走进图书馆时还没有料到，即将看到的一段文献，让他触目惊心。
资耀华的家乡是耒阳深山的一个小村子，只有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买日用杂货要走十几里山路。但是，当地有一样东西很方便：煤。村子的地下蕴藏一种优质无烟煤，烧时无臭无烟，燃尽只留一点白灰。
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外面的人很少知道这个地方出产无烟煤，甚至连这个地方，连它的地名，知道的人也不多。这个地方，在当时最详细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一个黑点。
资耀华这天在图书馆查阅的资料，是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的调查报告。忽然，他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地名：“耒阳田心铺”——自己家乡的小村子。
他十分惊讶。在湖南都很少有人知道的这个地名，居然出现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里，出现在日本人写的调查报告里。
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
他顺着地名继续看下去，在这份调查报告里，他又看到如下记载：在湖南耒阳田心铺的某座小山上，有一座优质的无烟煤矿。
资耀华深深地感到了震惊，感到了触目惊心。日本对中国的企图谋求，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多么的用心良苦而谋划深远。
感到切身震惊的不止是资耀华。
1937年末，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河北泊头镇击落了一架日军飞机，缴获了一张日本军用地图。军部参谋处韩立才中尉多年后回忆道：
“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
“我们家乡附近的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每个村落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日本人‘没有’在我们家乡测绘，这么精确的地图他们是怎么搞出来的？”
“他们是怎么搞出来的”？
同文书院的“大旅行”揭晓了谜底。
1914年9月21日，进入四川的杉山三树等6名同文书院学生来到成都街头。他们四处游逛，格外着迷各种图册，交通图、矿产分布图、物产分布图、水系图……举凡图册，统统收入囊中。
这6人还喜欢拍照和丈量。他们爬上望江楼、城门楼等高处，俯瞰拍摄成都市区。再用皮尺细细丈量建筑物，城墙的厚度与高度，丈量万福桥、万里桥、安顺桥的长度和宽度。
1914年至1936年二十余年，同文书院日本学生来成都“游历实习”从未间断。
日本学生来到成都，会礼貌地造访政府官员，递上表明学生身份的名片，请求警方保护他们的“游览实习”。名片背后有一段措词质朴谦卑的中文：“因为我们的华语是初学不熟，手不从心，想必有些地方写的不免失礼的，这是我们的衷心，豫先请阁下原谅。”
每个学生不仅随身携带措词谦卑的名片，还有号称“三大神器”的仁丹、牙粉和味精，由日本各大公司捐送。这些小东西深受中国民众欢迎。既做了广告，又笼络了感情，还使他们得到了随意测量的行动自由。
校方将每届学生调查的图文资料作为“毕业论文”装订成册，送交日本各方，除外务省、农商务省等政府部门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部门：日军参谋本部。
现在的成都档案馆里，存有一张当年日本军用的四川地图。地图上用中文日文分别注明：本图系采用“民国”二年所制地图和“民国”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测图或制版地图加工而成。地图右上角还有日文标注：“军事机密”，“当前支那事变，限军内使用”。
学生公开测绘的实习作业，最终演变成为日本军用地图的“军事机密”。同文书院的学生“大旅行”就这样修成了正果。
但是，这样修成正果的日本在华间谍情报机构，并不仅仅只有同文书院一家。
满铁调查部——“伪装的”
日本情报机关
1946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后，感慨万千道：“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就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的东北……”
是的，日本人不会忘情于中国的……
在如今大连市中山区的鲁迅路9号，有几座年代久远的古希腊风格建筑。在上世纪前四十年里，这些建筑里常常传出激昂的日语歌声：
看，我们的使命，
象北斗闪烁着光芒！
它照耀着，辽阔的山野，广漠的荒原；
它倾洒在，万里无垠的满洲原野上！
这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职员在高唱“满铁之歌”。
总部设在大连的一个日本铁路公司，却引吭高歌“我们的使命”在“满洲原野上”，勃勃野心何指？
“满铁”创始人儿玉源太郎在设计方案里写道：“满铁这一事业表面上戴着经营铁路的假面具，暗地里要进行各种工作。”
一语道破天机。其“暗地里要进行各种工作”，主要是由满铁内设的调查部承担。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间谍情报机构。
日本投降后，调查部下属“哈铁特别调查班”的50多名职员，作为“战犯”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判，有职员对在军事法庭受审表示抗议。
苏联军事法官拍案怒斥：“满铁不正是伪装的日本政府机关吗？特别调查班是关东军的派出机构，满铁职员都是日本政府的公务员，你们都是日本的正规军人。”
这就是满铁调查部的实质，表面上的铁路企业，实际上的日本政府机关和军方派出机构。
调查部在四十年的历史里，对中国开展了持久深入的情报调查。他们的调查坚持“野外作业”，坚持同文书院的“走路”传统：“首先要用腿跑路”。
他们的“农村一般调查”设置了55个项目，其中“农家调查”项目有26份专题调查表（农家人口构成表、农业生产调查表、农业副产品收支表、畜产调查表、农家房舍调查表、农户生活费表、借贷关系表……），数百个调查细目。
规定了必须口头调查的对象：县长、秘书、县政府文书、保安团长、公安局长、县城布行粮栈杂货铺主人、商会会长、乡长、副乡长、知情者、农家户主，还要求查阅乡公所的文书档案。
所以，他们调查结果深入精细到了叹为观止的程度。
《东三省（满洲）土匪研究》的报告，系统详实地分析了土匪发生的四项原因，详述了土匪内部的十六条戒律，甚至准确掌握了土匪之间心照不宣的四条禁忌：“1、两手不得背后；2、不得趴着睡觉；3、筷子不得搁在碗上；4、不得说‘睡觉’二字（土匪黑话里‘睡觉’即‘死’）。”
报告还指出：“满洲易出土匪，与满洲马的步幅、旱田垄沟的宽度很有关系。满洲马遗传驴的血统，低矮腿短，奔跑时不像英国纯种马那样前后蹬开，四蹄飞驰；而是马步小，步频高，步幅与垄沟距离一致，便于土匪骑马四窜。”
《中国抗战能力调查》是调查部在1939年提出的一份重量级报告书，由三十多篇调查研究文章组成。调查极为深入，材料极为详实，形成的观点犀利高妙。这份标注“极密”的报告书当时只送日本政府和军部（战后由日本“三一书房”出版）。中心内容有：
——日本军队占领的是中国大陆资本主义发达的沿海地区，但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在农村。因此，无论怎样控制沿海一带，也不会削弱中国经济。
——中国的抗战力量产生于大陆内地，为此，改变对农民有利的社会关系实为上策。
——比较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采取的是允许地主继续统治的政策，共产党则让农民拿起武器，在改革社会关系上是成功的。
——根据上述理由，日中事变已经不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只能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满铁调查部的报告，没有一份是文人的纸上谈兵，都是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暗门杀器。
调查部四十余年历史中，从全局宏观到专门分类，形成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的调查报告，计六千二百多份。
幽灵魅影，徘徊未散
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侵略战争，都是历史了，似乎一切都过去了。
但是，日本对中国的调查、对中国的情报窃密活动，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从来没有停止过。正如王芸生所说，“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
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在日本投降后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
但是，仅仅一年后，同文书院最后一任院长本间喜一就率领书院众多教职员创办了爱知大学，将书院遗留资料全部移至该校。爱知大学官网在学校介绍里，自豪地将校史追溯到1901年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感慨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同文书院对中国的“解剖”事业，爱知大学继承了。如今，爱知大学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之一，爱知大学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是近年日本最活跃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
满铁调查部没有了，但是，他们的某些基因在日本企业中没有失传。
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前副处长萧台福曾说：
“日本有个商社出了一份《如何跟中国人谈话》的报告，日本情报机关拿去做参考。报告写的是，怎样跟中国大陆的干部、商人谈话，套取他们的资料。报告写道，不要到办公室，下了班私底下来，找一个酒馆，大家坐那儿慢慢喝酒，慢慢地聊。不要想一次就挖到根，要好多次，要不停地回头，而且记得不要直接地问，要慢慢来，慢慢地问，有的时候要送点小礼物。很多人慢慢地在谈话中就把东西泄露出来了。”
“日本人回去以后，就从张三的一点、李四的一点、王五的一点，整理出一个整体。我们不得不说，讨厌日本人是一回事，佩服日本人的手法是另外一回事。”
“不要命，不要名，不要钱，满怀着不平、野心”的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华大地似乎消失了。
但是，在今天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仍有那么一些日本国民，像当年同文书院的学生、满铁调查部的职员那样，不辞辛劳地奔波着。
2005年9月23日晚，新疆和田机场附近一处建筑的屋顶上，两个黑影正在安装一台设备。这是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大林成行和他的学生东俊孝，在安装一台GPS接收机。他们观测采集了和田机场、当地重要水利设施和公路的地理坐标数据，精确度达到20厘米。两人被查扣后，电脑里还发现了中国其他省市的相关测绘数据。
2007年3月，江西省南丰、鹰潭、上饶、铅山等地，有两个日本人忙碌了好几天。佐藤正光、水上和则携带两部手持GPS接收机，1∶25万、1∶50万比例尺英文版地形图光盘，进行他们所说的考古研究。但是，在他们采集的坐标点位数据中，发现了2个绝密级、4个机密级、1个秘密级军事秘密。
2008年河北某军事设施附近，2010年2月新疆塔城地区，2015年5月浙江东部一个军事设施内，2017年上半年在山东和海南……日本人如当年同文书院学生一样不辞劳苦的身影，频频闪现。
王芸生1946年那次日本之行回来后，还说了一段话：“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贫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中总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王芸生所言日本的这“一股子气”，是一声断喝，是一记警钟，警醒国人永远不可轻心，“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
日人不忘，国人岂能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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