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为《周恩来在武汉》番外篇。
在正文的开篇处有这样一段记叙——
“1937年12月18日，为了整编驻武汉的机关、与国民政府商谈抗战大计，周恩来和王明一行抵达武汉。”
这段表述其实是有点小bug的。
准确一点说，应该是“王明和周恩来一行”。
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双方的关系问题做一个定位。
博古、王明和周恩来在武汉
赴武汉前的一个月，王明由苏联莫斯科乘飞机回国。
他们一行途经迪化（乌鲁木齐）和兰州，于11月底到达延安。
此时的王明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呢？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不仅如此，回国之前他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负责人）的亲自接见。
面授机宜。
凭借着三重光环的加持，王明一回到延安就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
新圣女公墓是莫斯科有名的墓地，王明的墓和赫鲁晓夫离的不远。
《国运关口：北上，南下？》一篇中介绍过，二战期间斯大林对远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引日本祸水南下，绝不能让苏联两线作战。
无论是西安事变救蒋，协调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援华抗日，诺门坎战役后鸣金收兵，还是对日签订《中立条约》，目的一脉相承。
战略已定，配套战术。
王明报告的主题当然也是莫斯科带回来的，不仅与上面的指导思想完全贴合，甚至有主观能动性的发展。
用本人的话，叫做：
“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为了给这套理论背书，他还发表了一篇名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的文章。
同时刊登在《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等重量级的苏共机关刊物上。
不得不说，这是蒋介石非常喜欢的一种指导论述，此处标记为“论述A”。
武汉初期在会见完我党代表团后，老蒋主动提出要留王明“在汉相助”。
开篇提到过，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双方的关系问题做一个定位。
如果按照论述A的指导思想，这种“定位”应该是要无限接近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那种关系。
一条已经实践检验过的失败道路。
1937年的武汉
周恩来等人抵达武汉后，对外的工作主要围绕着“统一战线”展开，对内的工作则集中在整合南方一带武装力量上。
长征结束后，红军主力迁到了北方。
南方一带的各路人马以游击队的形式零散的分布在各地，各省的党组织都遭到很大破坏。
比如粟裕的红军挺进师，就以“化整为零”的形式隐蔽在浙江南部的山区里，成了断线的风筝。
为了同时做好对内对外两套工作，周恩来等人把驻武汉的机构进行了合并：
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
周恩来担任局副书记兼代表团负责人，叶剑英任参谋长，李克农任秘书长。
长江局的定位是“领导南中国的工作”，负责四川、河南、江苏等十三省，且麾下有项英执掌的新四军。
巅峰时期，它不仅指挥东南的新四军，还屡屡电令江北的刘伯承师（129师）和林彪师（115师）。
一个我党历史上最豪华的地方党组织阵容就这样诞生了。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的一年间，南中国先后新建了四川、湖南、广西、规则、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福建等十个省委。
这些组织机构一直坚持到了1949年解放军大军南下。
对于这一时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此处用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中的一段来解释。
不复赘言。
图片截至《周恩来传》
聊完了论述A的是是非非，下面聊论述B。
在毛泽东眼中，独立自主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就是论述B。
其实共产国际对于国共统一战线合作的态势是在不停变换中的。
如果说早期是全力支持蒋，那么后来也渐渐萌生了相当的警惕性。
莫斯科希望仔细拿捏，把我党发展成一股制约蒋介石的力量——
如果蒋全力抗日，我们就全力相助；如果蒋有异心，我们就监督引导他抗日。
把手中的筹码用的炉火纯青，这是斯大林一贯的本事。
王明这个人没有太多独立的观点，他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执行者的角色上，拿了令牌就冲冲冲。
离开莫斯科被面授机宜时听到了啥，他就执行啥，对形势的变化无甚评估。
若干年后，毛泽东对于这位老对手有一句非常精辟的点评：
“斯大林刮左风，他就往左倒；斯大林刮右风，他就往右倒。”
“因此左倾冒险主义是他，右倾机会主义也是他。”
而武汉时期，就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时间段。
毛泽东、谢觉哉和王明。1938年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的时候，二人一个任主席，一个任书记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老大季米特洛夫对于二人之争的定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在1935-1943年间执掌共产国际。
二战后保加利亚光复，斯大林派他回国任保共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总理。
对于王明这个人，季米特洛夫并无好感。
一来前者爱出风头，领会上级精神很不到位，一根筋。
二来王明是米夫一手提携起来的（《上海，1931》），而就在关键的历史节点，米夫因犹太血统在斯大林的肃反中被怀疑是反革命。
咔嚓。
季米特洛夫当然不喜欢跟反革命的弟子有来往。
于是在1938年9月，莫斯科归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口信：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的讲：
“季米特洛夫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
1938年10月，著名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一座西班牙教堂里召开。
这次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
意义之重大与遵义不相上下（毛泽东评价）。
会后，抗战时期我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合影。前排右一是唯一穿皮鞋的人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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