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年前的1966年,有人妄图炸毁乐山大佛。这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当年的乐山人都曾经有所耳闻。但真实情景,至今未见当事者有详实的记录,就连发生的时间,也各说不一,大相径庭。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发生的背景,应该是在文革初始,举国大破“四旧”的时候。
19666月底,文革已经拉开序幕,我所在的乐山二中,暑假还是照常放的。我先是在街道和居民一起参加学习,不久王浩儿修轮渡码头,我家经济困难,求得会主任恩准,安排我去王浩儿做临工。
8月份时,天底下就比较的不太平了。有些人开始变得凶神恶煞起来,可以随意砸店铺和街道标牌,理由是但凡封资修的东西,都要彻底砸烂。我所在的小巷,原来叫御史巷,是纪念明代乡贤嘉定四谏的,一夜之间就改称反修街了。
不久,造反从街道、店铺,进入家庭。只要街道上有人到学校告M,立刻便有一群学生涌出校门,去所谓头戴地主、资本家帽子的家庭,查抄金银财宝、书画玉器。这些人呼啸而来,掘地三尺,又呼啸而去,形同明火执仗的土匪,但皆冠以美名曰革命小将。
我当时在王浩儿挣钱做工,耳闻目睹的抄家让我心惊肉跳。我家从前开过药房,划成分属于资本家,按阶级斗争理论,也归查抄之列。我居住的院子已经抄了几户人家。我家隔壁的魏奶奶,过去开诚孚染料店,最先被抄。然后是后院的先家,民国时期在政府部门任职,新政权一来便成了管制分子。抄他家没见财宝,却搜出来一本日记,上面写了许多牢骚。这类文字只要上纲上线,可不得了。日记主人在东大街日杂店上班,闻听日记被抄,顿成惊弓之鸟,家不敢回,连夜出逃。
接下来又抄了两家。按理再抄,便该轮到我家。但迟迟不见街道上喊人动手。直到破四旧运动结束,我家都安然无恙。后来一想,人家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早看出我家经过公私合营,家徒四壁,简直就如洪水冲过一样干净,既然抄我家毫无搞头,岂非白费精神?
当年的学生,上面敕封为小将,虽然肚子并没有完全吃饱,但斗志却很高昂。说起破四旧,不知哪儿来的精神,简直如同打了鸡血一样。其中一些人,砸了街道上的标牌,抄了民宅的家产,还不过瘾,又闯入寺庙,和菩萨干了起来。
记忆中还有印象,是19668月份的时间,在王浩儿修码头时,听到传闻说,有群学生要炸凌云山的大佛,结果没有炸成。
具体是哪个学校或哪些学生,想要如此胆大妄为,传闻中一概没有涉及。更重要的是,大佛毫发无损,所以这条传闻并未成为轰动新闻,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很快便被接二连三的重大新闻淹没了。
如今再回过头去叙说这段历史,当事者已经知道羞耻,全部三缄其口。知情者或碍于情面,欲言又止;或数十年印象模糊,讲述不清。天长日久,终成悬案。
但这件事毕竟发生过。几年来,我特地留意此事,但凡耳闻目见,无不记录整理。
一种说法,来自万鲁君执笔编写的《乐山一中百年校史》:“(文革初期)我校学生中的红卫兵去大佛寺破‘四旧’。先是要去炸掉乐山大佛,但没有四吨炸药,未炸成。”“接着他们便去乌尤寺,一阵棍棒,捣毁了罗汉堂中的罗汉塑像。”
按此说法,想炸大佛和捣毁罗汉堂,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从逻辑上讲,是说得通的。红卫兵从徐家碥出发,必先去大佛寺,炸大佛不成,再奔乌尤寺毁罗汉堂,在空间上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另一种说法,来自《乐山日报》编辑康鉴撰写的《嘉州雪鴻录》:“(十年浩劫中)诸天诸佛,殿宇伽蓝也在劫者难逃,大佛的脑壳被认为是‘四旧’之首,自然首当其冲。造反派准备炸药若干,打算悬吊于鼻,平放于肩,系之于颈,绳之于髻,只要一根火柴那么一点火星,大佛的脑壳就要落地。可惜脑壳太大,炸药不够,广大群众又都出面阻挡,才没有炸成。”
康鉴先生的说法,较之于万鲁君老师的记录,多了一个细节,就是“广大群众出面阻挡”,也是避免了乐山大佛被炸的原因之一。
《嘉州文史》主编郭明兴的回忆,也提到了乐山民众的见义勇为:“1967年文革初期,大佛被视为‘四旧’的罪魁祸首,一帮造反派在疯狂砸烂凌云寺的佛雕神龛之后,企图安放炸药,叫大佛‘脑袋搬家’。幸好当时广大群众出面阻挡,加之大佛实在庞大,炸佛难以实施而作罢。”
以上三种说法,在时间点上,都未提及具体时间,只说是“文革初期”。但第一种说法将炸大佛和砸罗汉堂视作同一天发生的两件事,表面上看似乎确定了炸大佛的时间,但其实没有。因为就连捣毁乌尤寺罗汉堂的日期,至今也是各有说法。毛西旁先生编纂的《乐山历代文集》注明是19661111日,而刘学文的《遍能法师传》却记录为19661112日。《乐山市人民政府志》的记载,更将时间提前至19668月。限于手头资料,不排除可能还有其他的日期。
那么,红卫兵欲炸大佛的疯狂举动,最有可能是在哪个时间呢?
前面叙述已经提到过了,我是19668月份在王浩儿修轮渡码头时,听到这个传闻的。这是否是孤证呢?当然不是。近日陈咏陶和吴苏在微信群中谈及此事,陈咏陶提到黄潮文章,打大佛之事错为1967年了,应该是196611月份。吴苏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的印象中,是搞四清回乐山后,就知道此前乐山有人破四旧打砸了乌尤寺,还要炸大佛,因没找到炸药所以没有炸成。
吴苏的结论是:所以,要炸大佛之事,应该是19668月发生的。具体日期不详。
两相交流,陈咏陶认可了吴的说法,并补充说:“昨天下午与一中高68级同学冯纯建在一起闲聊时,他主动提到此事。他说:1966年过完暑假开学时,他们班有四人立即就是‘红卫兵’了。这类红卫兵是那时的官办红卫兵,即‘校文革筹备委员会’宣布的。同时,他谈到9月开学后就听说高663班辜明清(校革筹主任),带领了一中20多人去大佛寺造反。四中也有学生参加,是跟着去的。此说应该是符合大家记忆的,时间是1966年,不是1967。”
陈咏陶据此推断,既然9月开学时即听说此事,说明打砸已经发生。那么炸大佛就应该是9月之前。她的推断,乃至于吴苏、冯纯建的记忆,与我在王浩儿做临工时听到的传闻,在时间点上是吻合的。
历史上,乐山大佛自唐代贞元十九年(803年)建成以来,也曾遭受过数次破坏。据明清《嘉定州志》记载,大佛身后的凌云寺“元时寺废,国初(明初)重建”;明末战乱,“袁韬起营,并毁此寺及僧舍百馀”。均未言及大佛受损。而民国《乐山县志》中的相关记载,则是对大佛修造以来情况的概括,其中提到曾经的大佛是有楼阁覆盖的,楼阁旧称大像阁,宋代改称天宁阁,“明末罹于兵燹,惟大像岿峙江岸”。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大佛自建成1200多年来,虽历经元、明两次战乱,楼阁早已不存,但临江而坐的大佛,并未受到过损坏。
这倒并非破坏者心怀仁慈,而是当初大像的建造,与别的佛像不同,乃是依山开凿,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像这样佛山一体的巨像,用冷兵器一类的工具是无法摧毁它的。这也是当年头脑发热、智商扭曲的年轻破坏者没有想到的。他们隔河渡水,蜂拥而至,意图摧毁大佛。到了大佛身前一看,才知道这和后来砸毁罗汉堂不是一回事,钢钎戳不着,棍棒砸不动。想爬上佛头逞强,则要冒极大风险,弄不好佛头上螺髻没有敲掉一个,自己却跌下山岩粉身碎骨。革命小将再横,他也怕死。这才想到动用炸药,但要弄到足够摧毁大佛的炸药,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遭到民众挺身而出,奋力阻拦,折了锐气,只得气馁而退。
佛是一座山
数十年过去,岁月渺渺,人事两非。当年炸佛之事,能否完全调查清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疯狂的年代,有一群人,曾经想炸大佛,他们是乐山人;另有一群人,挺身而出,保卫了大佛,他们也是乐山人。说明任何一个时代,面临非常事件,清醒者与糊涂者,善人与恶人,总会泾渭分明,呈现对立状态。这才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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