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不同

人与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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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逮捕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长沙等地收审“胡犯”的工作同时进行，有2100多人受到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牛汉，是第一个被逮捕的“胡风分子”。牛汉后来一直琢磨，为什么会第一个逮捕他？

牛汉是山西定襄人，17岁即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从事诗歌创作。49后在人民大学研究部任学术秘书，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深得社长冯雪峰器重。有天，冯雪峰带牛汉去文化部开会，副部长周扬来了，冯雪峰起身就走，连大衣也忘了拿。会后，周扬故意大声说：牛汉，别忘了把雪峰的大衣带回去。

能与部长、社长这样的圈子接触，牛汉本该前途无量。但他的圈子中，偏是有了个胡风。牛汉49前与胡风并无见面，49后胡风帮牛汉编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彩色的生活》，两人才开始见面、通信。当时围绕在胡风身边的作家、文学青年很多，像鲁煤、鲁藜、徐放、绿原、芦甸、严望、谢韬等人，都是常客。牛汉一个月往胡风家跑两三回。胡风写的三十万言书，牛汉没有参与，牛汉当时希望多谈诗歌的创作得失，少谈政治。但胡风那时候所受到的政治压力，在他身边的人都有感知。一次聚会，芦甸愤愤不平地说：“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胡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没阻拦，也没表态。牛汉心里不以为然，几分钟后就借故退席了。

这个举动可能有人汇报上去了，所以第一个抓他，希望他能揭发胡风。但牛汉自始至终没有揭发过谁。非但如此，他还在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为胡风辩护，说胡风的问题只是文艺思想问题，话没说完就被人推下台去。那时胡风已经被定为“反革命”了。

牛汉为人诚挚，性格坚毅，一辈子没写过一首甜蜜的诗，他说，自己不是不想写，而是他的生活中甜蜜太少，苦涩太多。流亡，监禁，受审查，劳动改造……他在干校什么重活都干过，拉大车，像牲口一样躬身前行，曝晒一夏，他从自己的脊背上揭下过一大张薄而透明的人皮！诗人臧克家曾赞美干校是圣地，牛汉说，我与他的感受完全不同。

经历了数十年牢狱生活的胡风，晚年去世前这样评价牛汉：他是个可信赖的人，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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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音乐教育家、指挥家黄飞立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赶下讲台，然后是被抄家、关进牛棚。造反派为了羞辱他，安排他每天打扫厕所。

没过几天，他就将臭气扑鼻的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那段时间，有个年轻人经常在入厕人少、造反派监管松懈的上午，端着两个对扣着的脸盆来到黄先生工作的厕所。当时，学校的厕所和盥洗间是相连的，大家都以为他是去盥洗间清洗衣服，谁也没想到两个对扣着的脸盆里藏着玄机。

年轻人见到黄先生后，揭开脸盆，露出藏在里面的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他一边催促黄先生趁热喝，一边跑到门口望风。他知道黄先生每天早上有喝咖啡的习惯，便每天一早在家煮好，然后找机会给黄先生送来。遇到监管太严时，扣着的脸盆不敢揭开，只好又原封不动地端回去。第二天再煮一壶新的，乘人少时给黄先生送过来。

黄先生后来常常回忆起这杯咖啡的温馨，感觉它传递的情感，超过了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临行时从李奶奶那里喝到的一碗酒。

这个给黄先生送咖啡的年轻人叫黄日照，他与黄飞立是师生关系。

黄日照来自香港，当年报考作曲系时，担任考官的黄先生发现这位考生的小号演奏水准颇高。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师资很缺，许多教学和助教的岗位都虚位以待，急需有能力的人才来补充。鉴于此，一向爱惜人才、任人唯贤、不拘一格的黄先生便私下与他商量，请他做自己的助教，教管弦系的小号演奏。黄先生当时向他保证，允许他修学作曲的全部课程。也就是说，黄日照不仅仍然可以如愿地学习作曲，而且还可以额外地领一份助教的薪水。这么好的条件，对黄日照来说就像是天上掉下馅饼，他当然是满心欢喜地一口答应了下来。

后来学校从武汉引进了夏之秋教授，黄先生为了加大黄日照学习的力度，遂令黄日照转作夏先生的助教，并要求他在两年的时间里，学会和掌握夏先生的教学方法。就这样，在黄先生的破格任用和悉心培养下，黄日照很快就被培养成为优秀的音乐教育人才。

黄飞立先生讲述这个故事时已经96岁高龄了，但他仍然牢牢地记着黄日照的名字。三年后，黄先生仙逝。但黄先生留下的这个故事，以及故事中传递出的大爱，将会流芳百世，感动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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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理工学院一位教师，在一堂公开课上，就创新思维谈到净化网络空气的话题，告诫同学们不要盲目从众，遭到举报。

这位教师在阐述时，引用了《检察日报》上一篇题为《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平台亟须强化自净》的文章，其中一段话谈到围绕某些明星的撕逼大战：“……在微博上长期以狙击知名艺人为目标，线上教唆，线下聚集，演绎了一个利用网络群体行为扰乱法治的反面案例……”

这下子惹怒了某个曾经参加过撕逼大战的学生，他联合网络大V，对讲课的教师进行疯狂举报，并罔顾事实，扣上多个莫须有的罪名。

幸亏该校相关领导，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经过深入调查之后，认为举报者纯属“恶意造谣”，得出了“授课教师并无任何错误”的结论。学校表示：“不会处理老师，也已安抚老师。”

至于某个学生向网络大V误传课堂信息，颠倒黑白，举报老师，是否受到处罚，校方未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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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批评胡风还只停留在小范围内进行。当时，周恩来曾指示周扬，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一次不行，多谈几次，多谈几次还不行，再公开批评。但周恩来的指示，后来遭到突破。最初，没有任何人存心要将胡风置于死地。一直到舒芜“交信”为止，胡风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畴”。最终导致对胡风批判升级、性质转变的直接原因，则是从舒芜提交私人信件开始的。

林默涵回忆说：“大约在1955年5月的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得好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林翻阅了一下，看出来信中有很多对党的和非党的作家的仇视态度，很多的暗语看不懂，于是又把舒芜找去，要他把信中的暗语作出注释，将信件按内容分分类。“舒芜同志便很快整理完，一两天后交给了我。

胡风与舒芜的私人通信，谈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对事对人，难免偏颇，也不可能深思熟虑。一旦被公开出来，加上别有用心的注释和按语，又由于是摘录，便为曲解原意留下了很大空间。

胡风夫人梅志说：舒芜擅自公布受宪法保护的私人信件，已属“违法侵权”。其后又在“两天两夜”的时间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字创造力，运用了“歪曲事实、移花接木的手法”摘编成文，使其成为建国后一大冤案的发端。

因为信是胡风写给舒芜的，所以舒芜成了理所当然的权威解释者，他说的话别人不能不相信，包括最高领导在内。作为最高领袖，也不可能对舒芜提供的材料一一核实，于是才写下了这样的按语：“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现在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共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恨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这一来性质就严重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很难逆转。也许，卖友求荣并非舒芜本意，但客观上却导致了胡风冤案的形成。原本他可以不在文章中引用私人信件，也就不存在交出私人信件的问题；只要他不主动交出，别人也绝不会知道。然而一旦交出，便形势逆转，身不由己，只能充当马前卒了。于是2100多人受到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过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