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的是是非非

胡风与舒芜

©徐尔新

1942年，20岁的舒芜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书时，通过青年作家路翎认识了40岁的胡风。舒芜认识胡风后，将自己撰写的文章投寄给胡风，胡风虽然觉得舒芜的文章还不成熟，但仍然利用自己的影响，热心地推荐给《文风》《中原杂志》等刊物发表。并对舒芜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舒芜的重头文章《论主观》，后来就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

实事求是地说，刚出道的舒芜，是胡风给他提供了可以表达思想的平台，舒芜也因此为文艺界所熟悉。据《胡风回忆录》记载，《希望》创刊号因刊登有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销量大增，2500册很快售罄，昆明的读者甚至以10倍的价格在黑市抢购。所以有学者认为，胡风是舒芜的恩师和学术研究的引路人。

1947年，舒芜去了广西，在南宁师范学院教书。49建政后，广西方面对舒芜还是很重视的，让他担任了省人大代表、南宁文联副主席等多项兼职，但舒芜不安心长期呆在像南宁这样的边远城市。他曾写信给上海的胡风，托他帮忙。1950年底，舒芜去北京开会，当时全国上下已经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文艺界和知识分子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灵魂洗礼。

从北京回来后，舒芜开始检讨自己和批评别人。为此舒芜写了《向错误告别》，并将此稿拿给从北京来广西的土改工作团的剧作家鲁煤看，说明这是为思想改造而写的。鲁煤看后觉得不妥，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全盘否定呢？鲁煤给北京的朋友写信，要朋友提醒胡风注意，并表示可以把信给胡风看。胡风很快给鲁煤回信说：（舒芜的）“新观念变化太大了，把过去都否定了……他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

1952年5月25日，意犹未尽的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头一句便说：现在很多人不重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吕荧在讲课时把毛泽东的“讲话”作为最后一章来讲。还说：“我和路翎还有几个人……有共同的错误，是跟胡风理论上拘泥的倾向很相适合。”

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注意，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根据舒芜所说“还有几个人”加了按语，指出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资产阶级文艺集团”。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同一时期胡风所写的表态文章《学习，为了实践》，却因为“没有自我批判”而由周扬下令“不宜发表”。到了后来，甚至没有任何报刊敢于发表胡风的文章。对于胡风这种视写作为生命的人，剥夺他的写作权利，封锁他的发表渠道，无异是对他极其残酷的打击。

要知道，早在1930年代，胡风在上海便已崭露头角，与鲁迅常有往来且关系密切，鲁迅也对胡风的人品与学术思想非常欣赏。那时候的胡风，拥有自己的文艺阵地，先后与人合编或主编过《海燕》《七月》《希望》等杂志，在国统区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就连自己写的文章，也找不着地方发表了。

而此时的舒芜，倒是很有些春风得意，可以接二连三在地报上发表检讨文章，而且能够被级别最高的报纸所转载，这更增加了胡风的反感。胡风的认识就很明确，你可以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但干吗要把别人也拉扯上呢？而且还把这些人都推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难道不是表明要同这些人划清界限吗？紧接着，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接点了老朋友路翎、吕荧、胡风等人的名，认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舒芜的两篇文章发表后，受到胡乔木、周扬等人的重视，认为舒芜是个能写文章的“枪手”，决定将他调到北京。舒芜到北京后即参加了由周扬主持的对胡风的批判会，舒芜在批胡的同时，与中宣部领导谈妥了条件：调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审。

随着舒芜越来越积极的表现，胡风对这个昔日的忘年交愈发反感。1954年5月，胡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揭露舒芜是个“品质恶劣的欺骗者”，他“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示了强烈的反党态度，是打进党内的破坏者”，“对解放军和老干部强烈不满”。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恶意诬陷，胡风引用了舒芜给他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这种做法，为后来舒芜上交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开启了互害模式。

不久，胡风向中央递交了一份“三十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认为存在制约文艺家创作的“五把理论刀子”。中央将万言书退中宣部处理，中宣部将其定性为错误的、反动的，于是组织文联和作协二百多人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批判胡风。舒芜虽然不是主席团成员，却以“枪手”身份参与了对胡风的批判。

会议结束时，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宣布与胡风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在“批胡”高潮中，何剑勋来北京开会，邀约聂绀弩和舒芜一同去胡风家拜访。舒芜有些犹豫但还是跟着去了。在胡风家里，胡风夫人梅志见到舒芜时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个“死对头”会在自己家里出现。胡风从客厅出来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跟何剑勋握手时说的：“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说完掉头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说第二句话：“老聂，你也不事先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又回头冲着舒芜说了第三句话：“我这里，不是那些混账东西可以来的！”

三个人尴尬地离开了胡家，到北海喝茶。舒芜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聂绀弩提醒说：“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又说：“他当初发表你的《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舒芜一听很生气，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赶紧劝他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事后，聂绀弩特地让妻子周颖去告诉梅志：舒芜可能要把私人信件拿出来。

从后来显示的资料看，最初，中央是把对胡风的批判控制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的。周恩来就曾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甚至就在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后，周恩来仍然派乔冠华等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规劝。在强大的压力下，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反而愈加升级。

在胡风派作家中，舒芜是公开批评自己和批评别人的第一人。他此时想的是如何尽快划清与大势已去的胡风派的界限，以获得文艺界领导的信任和认可。1955年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这顶“反戈一击”的帽子比中央扣得还大，也更严重。这种超乎常人的表现，让担负“批胡”任务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注意到了舒芜的潜力，于是排出计划主动约稿。

此时的舒芜已经明白，调子唱得越高，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接下来，便发生了著名的“交信事件”。

据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回忆：“大约在1955年5月的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得好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林翻阅了一下，看出来信中有很多对党的和非党的作家的仇视态度，很多的暗语看不懂，于是又把舒芜找去，要他对信中的暗语作出注释，将信按内容分分类。舒芜很快将信整理完成，交给了林默涵。林看后交给了周扬，周扬又转给了毛泽东。

但舒芜强调：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是他在投寄《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引用了胡风和他的私人通信，编辑叶瑶为了核对引文，向他借信用于校对，这批信件才到了林默涵手里。

到底是“交上去”的还是“借出去”的，林、舒二人各说不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胡风的私人信件传到了上层并被运动所利用，这才是最关键的。

林默涵得到信件后，约舒芜到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要求舒芜将他在信上画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为四类：胡风几十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一种思想和世界观做基础。

舒芜回来后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写成了题目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

最初，林默涵与周扬决定让《文艺报》登载这批材料，由《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执笔写了编者按。5月9日，文稿清样呈送毛泽东过目，毛阅后，将材料原标题中的“胡风小集团”，改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并推翻了原来的按语，由自己亲自写了一段八百字的编者按，在按语中号召向舒芜学习，“交出与胡风往来的信件”。毛指示文章先登人民日报，然后才在文艺报转载。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推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公布了胡风的“追随者”们被迫交出的一百五十八封私人信件，并将“反党集团”再度升级，改称“反革命集团”。随后，所有材料被汇编成册，加上毛写的《序言》，印发七百六十多万份发送全国。

胡风看到《人民日报》后，惊得目瞪口呆，连连说：“不得了啊，这要害多少人啊！”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逮捕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长沙等地收审“胡犯”的工作同时进行。有2100多人受到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这使胡风案件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牵涉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在这场陷人于水火的劫难中，舒芜提供的信件和批判文章，毫无疑问成为了引爆重磅炸弹的导火索。导致“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蒙冤者经历之惨，真是难以名状。

如果，我们说如果，舒芜能守住良知底线，像聂绀弩所说的，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胡风也拉上，更不该涉及旁人，那还会造成这样大的祸害吗？原本，舒芜不在文章中引用私人信件，也就不存在交出私人信件的问题；只要他不主动交出，别人也绝不会知道。然而一旦交出，形势便不可逆转，只消按图索骥，在册者便难逃罗网。仅此而言，舒芜之过大矣！

1980年代，胡风终获平反，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顾问。复出后的胡风在报上撰文，向受到牵连的朋友、读者致歉。1985年，胡风逝世，悼词称胡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

从胡风出狱到离世，十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当年的“胡风分子”和同情者，不断前去看望胡风，但在长长的探视者名单中，唯独没有近在咫尺的舒芜的名字。

参考资料：

于继增《舒芜其人与“胡风事件”》

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

方竹《读《舒芜胡风关系史证》有感》

秋水《舒芜的悲剧》（《博览群书》200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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