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曾是一代影星

临终，交代巨款不留给儿子

舒绣文

一、

舒绣文，中国著名影星。和其他电影明星比，舒绣文不漂亮，面部线条硬朗，身材也不高，但演技了得。只要看过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观众，对影片中饰演交际花王丽珍的演员，逼得白杨扮演的素芬，跳江自杀，其狠毒无情的形象，定然终身不忘。这位演员就是舒绣文。

在电影界，舒绣文与秦怡、张瑞芳、白杨并称“四大花旦”。喜欢舒绣文的影迷甚至说，阮玲玉是默片时代中国最耀眼的明星，舒绣文是有声片时代最出色的女演员。

舒绣文1915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原籍安徽黟县九都舒村，比胡蝶小7岁。舒绣文6岁时，随父母移居北京。她父亲舒子胄和母亲许佩兰都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师，两人恋爱生情后有了舒绣文。但舒子胄此前早有婚配，他和许佩兰的事情因此不被社会认可。为了不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下，两人选择了背井离乡。来北京后，舒子胄染上了肺病，还失去了工作。为减轻病痛的苦闷，舒子胄抽起了大烟，在外面欠了不少债务，让原本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1929年，14岁的舒绣文因家境窘迫，被迫辍学。眼看生活无以为继，舒绣文选择了外出谋生，15岁时，她化名“许飞琼”做起了舞女，以挣钱贴补家用。

在舞厅，舒绣文认识了一个姓褚的记者，因涉世未深，很快被对方哄得心乱神迷。褚记者邀请她去上海，并承诺娶她。此时，家中再次陷于困境，父亲因抽大烟借了一大笔外债，债主天天上门讨要。舒子胄哪有钱还，债主便提出拿舒绣文卖身抵债，走投无路的舒子胄居然同意了。为避免落入虎口，舒绣文毅然决定，随褚记者前往上海。

等到了上海，才发现褚记者是有妻之夫。两人好说好散，选择了分手。舒绣文找到一家餐厅帮工，暂时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餐厅工作闲暇时，她常常跟客人聊天。因自幼生活在北京，能讲一口标准地道的北京腔，加之口齿伶俐，让人感觉与众不同。

客人中有个叫桂公创的青年，观察了她好几天。有一天问她：“你这个北京姑娘，到上海来做什么？”

舒绣文说：“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北京姑娘就不能到上海来吗？”

被舒绣文一反问，桂公创突然来了兴趣，问道：“你愿意拍电影吗？”

舒绣文说：“当然愿意了。”

就因为这番对话，桂公创介绍舒绣文进了“天一影片公司”。最初，凭借标准的北京腔，舒绣文在影片公司教演员国语，甚至还担任了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配音。

二、

有一天，老板兼导演的邵醉翁临时起意，让舒绣文在《芸兰姑娘》中扮演只有一个镜头的喜娘。因镜头前灯光耀眼，旁边又有多人围观。舒绣文有点慌神，出现了失误，浪费了不少胶片。老板邵醉翁见状，将她大骂了一顿。舒绣文受不了这份气，愤然离开了天一公司，并暗自发誓，一定要学会表演。

离开天一公司后，舒绣文先后在集美歌舞剧社、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等多处剧社演出，也参演了多部电影的拍摄。但凡演话剧、拍电影所需要的技能，她都刻苦学习，1950年拍摄电影《女司机》，她甚至学会了开火车，通过了专业鉴定。正是这种异于常人的努力，使她从中积累起了极高的表演功底。

1934年时，她因出演话剧《梅萝香》而声名鹊起，19岁的她因而被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签约，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她并不以此满足，时时刻刻都在琢磨表演。在路上碰见不同阶层的人，她会留神观察对方，注意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表情、动作，作为表演素材记在心中，然后在表演时，结合人物身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

抗战期间她排练一出戏，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她每次上场前，都要求男演员按剧情规定动作，先打她一个耳光。到了正式演出，那位男演员果真进入了角色，一记耳光打得她头晕目眩，差点倒在台上。演出结束后，男演员不停地向她道歉，她反过来安慰说，你没错，你没错。

正是这种异乎常人的敬业精神，让舒绣文的表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将她和秦怡、白杨、张瑞芳并称“四大名旦”。她的表演风格沉稳泼辣，独具特色，即便与胡蝶、赵丹同台出演《夜来香》，也毫不逊色。秦怡曾这样评价她：蝴蝶的表演有做戏成分，舒绣文则是着重塑造人物。

她把自己完美地融入到角色之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被观众赞誉为“演谁像谁”。

一旦事业有了起色，收入稳定，舒绣文就将家里人接来身边居住。

三、

那些年，舒绣文红极一时。作为明星，她始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自视甚高，摆明星架子。像她这样平易近人的演员，身边自然不乏追求者，像摄影师王士珍就是其中一个，可两人性格不合，再加上舒绣文因身体原因不能生育，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舒绣文同比她小几岁的江村也有过一段姐弟恋，但因江村太年轻，不仅任性还有点大男子主义，两人终究没能走到一起。

后来，一位热爱话剧的富商子弟吴绍苇，进入了她的生活。两人心心相印，很快坠入爱河。吴家是大户人家，瞧不起演员，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并不认同这门婚事，但吴邵苇顶住了家庭压力，毅然和舒绣文走进了婚姻殿堂。婚后一段时间，两人彼此相爱，生活美满，唯一有点遗憾的是，舒绣文年轻时就身体不好，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这在医学上是不能生孩子的。吴绍苇并不因此心怀嫌弃，夫妻俩经过商量，由舒绣文出面，向重庆一位好姐妹要了一个孩子，当亲生儿子抚养，取名兆元。

1953年，舒绣文和5岁的舒兆元在上海

原本是一桩美满婚姻，又有了抱养的孩子，一家三口理当和和美美。不料天长日久，舒绣文的名声越来越大，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还成了人大代表，入了党。这让吴绍苇感到了十足的压力。1957年，舒绣文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吴绍苇留在了上海。两人感情越来越淡，最终走向了离异。兆元长大后，吴绍苇对养子舒兆元说，他和舒绣文分手，是因为两个人地位悬殊，无法共处，“你妈妈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我觉得我得仰头看她了，我越来越累……”

离婚后，舒绣文一直单身，带着兆元一起生活。对养子，舒绣文视如亲生，极力给予他更好的生活。但也从不放纵孩子的坏习惯，在教育上要求严格，甚至过于严厉。读小学时，有次舒兆元去儿童影院看电影，把买车票的钱用来买了冰棍。散场后天色已黑，他着急回家，想也没想就上了公交车，因为逃票，售票员抓住了他，审问时，一听说他是舒绣文的儿子，立刻就把他放了。

舒绣文听说这件事后，气得脸色发青，立刻领着兆元去了公交汽车总站，说自己教子不严，并补交了车票。她教育舒兆元说：“你怎么能占国家的便宜！而且还说谎！别以为五分钱是小事，发展下去就会犯罪。这是丧失人格的事！做人要清白、正直、诚实。”

四、

1965年，舒绣文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抢救，差点丢了性命。身体还未完全康复，文革动荡便已开始。她和舒兆元同时受到冲击，被迫参加劳动。不久，舒绣文再次发病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没有人在意她，甚至有人嘲讽她是臭明星摆架子。这使舒绣文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身体每况愈下，甚至连下床去厕所都很困难，没有人搀扶她，只好找前来探病的朋友要了一只拐杖。

到后来，病势越来越重。1969年3月17日，舒绣文病逝，终年54岁。死前，她给舒兆元留下一封遗书。舒绣文在遗书中，明确写明，将自己的积蓄几万元钱全部交给组织，并教育舒兆元说：“我给你留下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也不是荣誉，而是刻苦学习的精神，忘我的精神，奋斗的精神。总之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60年代，几万元那可是一笔巨款。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都是新闻。舒绣文对兆元要求之严，已经超越了母子情感。

参考资料：

1、阿秋《舒绣文病危无人照顾，遗书交代养子不继承遗产》

2、波波看电影《舒绣文齐名秦怡，却感情屡屡受挫不能生育……》

3、百度百科《舒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