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苏联吹喇叭，苏联却将她逮捕关押

中国人都知道她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记者。她之出名并被文革一代的中国人熟悉，是她61岁时，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外，同毛泽东有过一次对话，这次对话产生了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在文革中，被各派组织广泛运用，以此作为藐视对方存在的精神武器，从而提升自己的革命斗志。

斯特朗是一个革命左派，年轻时在自己的国家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跑到世界各地燃烧着革命烈火的地方，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以手中的笔宣传革命，鼓吹革命。

1921年，她不远万里，前往莫斯科考察采访。两年后返回美国，向世人广泛介绍苏联的革命成就。在苏联期间，斯特朗参与了救灾工作，以饱满的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并在苏联结婚成家。当年，斯特朗是报道、解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她不仅撰写了大量作品赞美苏联，还组织美国专家去苏联工作，并亲自募捐物品送给伏尔加灾区的儿童。为此，她受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称赞，斯大林还邀请她列席过政治局会议。

1925年，她第一次访问中国，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报道并支持广东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她第二次访问中国，足迹遍及湖南、上海、武汉和西北地区，报道过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国共分裂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30年，她协助苏联政府创办了第一份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并担任主编和特约撰稿人。当时斯大林正在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美国正陷于经济大萧条。斯特朗主持的《莫斯科新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服务于苏联的大外宣；对内，则以在苏工作的数千美国技术工人为主要读者。这份报纸的创刊号，头版便刊登了五年计划的宣传画，号召用“苏联力量和美国技术建设社会主义”。

1938年，斯特朗跋山涉水，来到当时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将领，从此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兴趣。当时，亲自跑来迎接她的总司令朱德，是“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朴素得像个农民的人”。这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每天与指挥员、普通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交谈，向他们了解敌后抗战的情况。根据这些采访记录，她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

1940年秋天，斯特朗又一次来到中国访问。在重庆她经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了密切交往，从此成为很好的朋友。采访期间，周恩来与斯特朗有过几次深夜长谈，介绍国民政府的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加剧的武装冲突。并叮咛说：“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在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前，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给了斯特朗，斯特朗把这种信任和重托视为一种极为珍贵的荣誉。

后来，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斯特朗在广播中听到皖南事变的新闻。随后便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有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用暗语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时，信中还附有中共方面对皖南事变的说明。

回美国后，斯特朗立即将这些材料迅速送到北美报业联盟要求发表，遭到拒绝。最后，斯特朗找到一位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朋友，署上那个人的名字，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报道在美国传开后，罗斯福总统非常重视。他从美国抗日战略的利益出发，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了警告，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斯特朗奔走在战场采访。她的丈夫死于战争，她本人则充满激情地向世界报道苏联。几十年来，她一直把苏联描述成最好的国家，在她的笔下，苏联只有正面形象，苏联的一切问题她都视而不见。

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蒋介石允许他们捎带有合法身份的记者随行。经宋庆龄牵线，斯特朗搭乘美军飞机飞抵延安。一周后，她见到了穿着补丁裤子的毛泽东。

1946年8月，第六次来到中国斯特朗再次访问了延安。她和边区的战士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并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其中在毛泽东的窑洞外，听到了名闻天下的纸老虎论断，并把它传向世界。

此后，因战事紧张，斯特朗离开延安前往东北。途中，她不断撰写报道传往美国，发表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原本，她打算到上海写完《中国的曙光》一书后返回美国。就在她订好机票时，接到苏联大使馆通知，批准了她一个月前提出的访问请求。想到访问后可以经莫斯科直接飞回纽约，斯特朗乘坐苏联的伊里奇号货轮来到了海参崴。

这一次，在苏联的土地上，斯特朗的某些言论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不快。从延安出来的她，沿途宣传中国革命的胜利，还特别强调延安的领袖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这等于否定了斯大林认为世界革命必须遵循苏联模式的理论。恰在此时，南斯拉夫在1948年与苏联决裂，恼羞成怒的苏联人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当时莫斯科有人怀疑中共胜利后，也会走南斯拉夫铁托的道路。对此，斯特朗表明自己的观点说：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争论，我站在苏联一边；假如换成在中苏之间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

这番话传到斯大林耳中，让斯大林极为恼怒。1949年2月，斯大林下令将斯特朗以“美国间谍”的罪名逮捕关押。幸而有美国国籍，斯特朗才免于一死。她没想到，自己为苏联吹了几十年的喇叭，竟然吹成了这样的结局。

1955年，斯大林已死，苏联政府终于撤销了对斯特朗的指控，但并没有认错，也没有说她是苏联人民的朋友，而是将她释放后驱逐出境。她的侄孙特雷西•斯特朗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叔祖母的处境非常尴尬，“她在俄国被怀疑为中国间谍，在中国被怀疑为美国间谍，在美国，则被标定为苏联间谍。”其实，她哪是什么间谍，整个就是一被人利用的白左。

1958年，回美国生活了三年的斯特朗，受中方邀请，以中国作协客人的身份，辗转来到北京，并从此定居于此。这一年她73岁，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每月撰写一篇综合通讯，用6种文字印刷，向国外介绍中国。

12年后，斯特朗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文革时，斯特朗佩戴过红袖章，上过天安门，是这颗红色星球上年龄最大的红卫兵。

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2、小苹果《谁还怀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3、人民政协报《周恩来交给美国记者斯特朗的秘密任务》

4、《斯特朗为何被驱逐出苏联》

5、《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重返中国的传奇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