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们看戏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彭真保护过马连良

过去，娱乐形式少，看戏是一大消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各色人众，无不乐此不疲。

那时候，剧场要演什么，演员想唱什么，没人管你。但是到了解放后，过去可以演出的剧本，很多都成了禁演的剧目，很多艺人弄到无戏可唱。惟独1956年有段时间，提倡百花齐放，有些禁演的剧目又陆续在内部演出。那天，章伯钧去剧场看小翠花的跷功戏，开演前十分钟走进剧场，发现已经座无虚席。

走在后面的贺龙，在他后背上打了一拳，章伯钧转身说：“你也来了。”贺龙爽朗一笑，高声说：“我当然要来。”章伯钧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座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这些看戏的观众，都是内行。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小翠花的花旦戏，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都堪称经典，跷功戏是其绝技，他可以一足踏空一跃而上椅子，稳稳立住，别的演员是没有这种功夫的。他饰演的花旦，虚拟动作非常准确，一丝不苟。譬如《拾玉镯》中的孙玉姣，做针线活时，开初的线长和后来的线长，其长短是有区别的。他通过虚拟动作的表演，力求使观众感到舞台上有“实物”存在。这是许多演员常常忽略的地方，殊不知细节处的差异，也正是优秀演员与一般演员的区别。

早些年间的戏曲艺术之所以让人着迷，就在于像小翠花这样的演员，对表演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

然而，56年百花齐放的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便遭遇了反右斗争的疾风暴雨。像小翠花这样的跷功戏就不能再演了，一批艺人被打成右派，没打成右派的也受到冲击，变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一天，按上级布置，北京京剧团召开批判李万春的大会。马连良是剧团团长，李万春是他招收的第一个弟子。上级要求他不仅必须出席，而且必须讲话，对李万春展开旗帜鲜明的批判。马连良思来想去，怎么都狠不下心来，眼看大会都快收场了，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才一咬牙，硬着头皮走上台去，摆出一副愤怒声讨的样子，可话没说上两句，就找不着词儿，憋得满脸通红，慌慌张张的走下台来，临下场还按老规矩，给大家鞠了一躬。

散会时，走在最后的李万春感觉袖子被谁拽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三叔马连良。那眼神告诉他，三叔有话要说。为了避嫌，他远远跟在马连良身后，离了剧院。过了马路，见四面无人，这才钻进了马连良的小汽车。按照吩咐，司机把汽车开到了鸿宾楼饭庄。下得车来，师徒俩一前一后，进了单间。

没等坐下，马连良开口便说：“万春啊，你别记恨我，是他们要我批判你的。我还听说，这回内定的右派不是你，是我。后来上边没批，才改了你。今天三叔请你吃饭，是要给你赔个不是。”

原本以为这顿饭吃得人不知鬼不觉，结果上边早派人盯了梢，很快就把马连良找去，严厉训斥了一通。

运动结束后，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被划为右派。叶盛兰留在中国京剧院，叶盛长劳教，李万春调西藏支边组建西藏京剧团。后来，乌兰夫出于关爱和保护，同西藏自治区协商，把李万春商调到呼和浩特内蒙京剧团，让他担任团长。而马连良基本毫发未损，躲过一劫，有人传话说，多亏了彭真关照，出面打了招呼，才使马连良涉险过关。

那时候，彭真担任北京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位高权重，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像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还是网开一面的。有次，北京市文化局和宣传部向他汇报马连良爱钱的问题。彭真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管文艺工作的死命骂马连良，市委有个材料也骂马连良，说他演一场戏900多万元（旧币）不干，非要1000多万不可。好像马连良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不成。其实，马连良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他就是个唱戏的，就是“我唱戏，唱得好，你给我钱”。所以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准人家演这个演那个，你叫人家还活不活？我们许多领导，很多大事不去管，却非要去改造马连良的思想。马连良的思想能否改造，我有点怀疑。马连良的思想最好是共产主义，但落后点也不很重要嘛，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啥？

话虽然这么说，但下面管文化戏剧的领导，照样管得无孔不入。

1958年全民脑袋发热，进入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农村放得最猛，有水稻亩产三万斤的。艺术剧团也不甘落后，在“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下，全体演职员奔赴农村劳动锻炼，连续劳动12小时不休息。有些积极分子甚至上书文化局领导，呼吁订为制度，以便经常参加劳动锻炼。彭真知道后很不以为然，在全市党政领导干部会上说：“李少春、杜近芳，还有袁世海，也跑到郊区去割庄稼，不是还登了报吗？这何必呢！京剧，特别是刀马旦、武生，他那劳动也是另一种劳动，你把他的手搞坏了，花枪都不会耍了，以后还怎么演戏？这些人下乡给农民唱个戏就算了，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彭真这样讲话，说明他是懂艺术的。过去没人指手画脚瞎指挥的时候，马连良就已经在搞京剧改革。1932 年他废除了演员上下场时，从出将入相两个场门登台的形式，设计了边幕，使演员从两侧边幕上场、下场，被整个京剧界学习沿用。

过去的京剧戏班，演员在台上演出，常由检场人员上台递送茶水，让演员饮用润嗓，然后接着再唱。遇到换景，检场人员会跑到演员身后，撤换摆放道具。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干扰到正常的演出节奏。是马连良最先废除了这些旧习，使舞台得到净化，表演趋于流畅，不受干扰。他又将乐队安排在二道幕后面，使舞台变得整洁清爽。为了表演的完美，他还要求全体演员做到三白：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

除此之外，马连良在行头方面也有改革，如“二桃髯”，潇洒飘逸；《武家坡》薛平贵的鞑帽，简洁大方；《赵氏孤儿》中老程婴的纱质员外巾等等，数不胜数。他还借鉴了梆子戏中的化妆，用于舞台实践。可以说，马连良一生都在致力于京剧改革。甚至为了支持改革，他在现代京剧《杜鹃山》中，还放下剧团团长和大明星的身价，主动要求在剧中饰演农民郑老万。《杜鹃山》中的主演是柯湘、雷刚、温其久，郑老万就是个几乎没有任何台词的龙套角色。

然而，就即便马连良把身价降到这样的位置了，文革中还是没能逃过一劫。那个多次为他说话的彭真，运动刚开始不久就被打倒，斗得焦头烂额，何遑他顾。失去了保护伞的马连良，被抄家，被批斗，很快就吓成了惊弓之鸟，在接二连三的惊吓中，终因心脏病突发，不治身亡。

而远在内蒙的李万春，却躲过一劫。1978年李万春率团进京演出《闹天宫》，大获成功。第二年被落实政策，调回北京，与人合作组建北京京剧二团，在星光璀璨的舞台上又活跃了多年。

有时，面对空旷的舞台，李万春会常常想起师父马连良，想起他在鸿宾楼对自己说的：“万春啊，你别记恨我，是他们要我批判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