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该是另一种人生
© 徐敏|文
关露
1982323日,几个人来到北京朝内大街203号,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一份平反决定。宣布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关露平静地听完了平反决定的宣读,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激动。她的汉奸罪名是和潘汉年的反革命集团案连在一起的,只要潘案没有彻底解决,她的罪名就永远留着一个尾巴。
源于1955年的那场潘案,有2500人遭到逮捕,也有回忆说是3000人。关露只是其中之一。
说到关露,许多人会一脸茫然,不知所云。但说到老电影《十字街头》,上世纪的中国人几乎无人不晓,片中的主题曲《春天里》,脍炙人口,被广泛传唱。
春天里来百花香
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当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朗里格朗格朗里格朗
穿过了大街走小巷
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
……
民国过来的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曲成长的。它的原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但极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女作家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1927年,20岁的她,先后就读于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23岁时,在南京《幼稚周刊》发表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成为著名作家,与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那时候的关露,在一般文学青年眼中,已经需要仰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梅益,1936年第一次去见关露,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温和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刚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梅益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
此时的关露才29岁,已经凭借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上海文坛。她的另一个秘密身份是左联成员,并且早在4年前即已加入了地下党。
抗战爆发,关露用手中的笔参加战斗,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使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1939年底,是关露一生的转折,从文化人转入了间谍工作。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与汪伪政府特工总部“76号”头目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是复旦同学。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后,叶吉卿走投无路,是胡绣枫接待了她,李士群对此一直心存感激。因为有这层关系,党组织决定派胡绣枫去南京策反李士群。适逢胡绣枫在重庆有事,脱不开身,于是向组织推荐了姐姐关露。她没想到,此一推荐,竟让关露陷入万丈深渊。
毫不知情的关露,此时正在创作她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最后修改阶段。这天夜里,她接到一纸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
关露知事情紧急,即刻放下手中的写作奔赴香港。到达香港后,有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潘汉年带来的任务,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接受了这个任务。对此潘汉年特别叮咛说:“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事情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
谁也不知道,当关露答复“我不辩护”时,她是否真正明白了前途的艰险,和这四个字所附加的沉重。但她当时面临的现实,却是必须和恋人王炳南分开。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幅照片,背面题词:“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关露则以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相赠。王炳南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从大局出发,两人都只能放下个人私情,握手道别。
而关露也在来去香港这段时间,完成了令人惊讶的转身,从一个受人喜爱的左翼作家,突然变身为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家中的常客。在上海,关露开始频繁出入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因为有过去妹妹胡绣枫一层的关系,关露也常常和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一起逛商场、进戏院、出席各种聚会。
这样近乎明目张胆的卖身投靠,让许多昔日的朋友侧目而视。当时地下党负责文艺的领导,指示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说,今后不要再让关露参加活动了。而关露为了更好的进行策反工作,也主动疏远了与朋友的联系。
此时的关露,在昔日的左翼作家眼中,已经成了投靠汪伪政权的汉奸。
曾经有段时间,关露想要摆脱这种生活,她给妹妹写信,提到想去延安。接到来信,胡绣枫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但没有获得批准。随后胡绣枫给姐姐关露回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就这样,继续顶着汉奸帽子的关露,在忍辱负重了两年之后,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心照不宣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很快,潘汉年通过关露牵线,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此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联络,关露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1942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加强文化侵略的需要,日本军部在中国占领区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大肆招聘汉奸文人。这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新来了一位女编辑,身材姣好,穿着入时,她就是此前在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公馆进进出出的关露。作为编辑,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关露也做一些掩护进步文化青年的工作。
19437月,《女声》杂志决定派关露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来自中国的十几名代表要全部登报,并附照片。事关重大,关露很是犹豫,她知道,一旦登报,白纸黑字,自己的“汉奸”罪名就再也洗刷不掉了。就在这时,潘汉年派人送来一封信,要她带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
当时在华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而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友人中,就恰好有秋田教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关露只能把自己再次和汉奸捆在了一起。
在日本开会时,日方要求中国代表每人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关露分到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借口范围太大,将题目换成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新题目只谈如何克服语言障碍,以利交流,而回避了吹捧军国主义的内容。会议期间,关露利用交流的机会,不动声色地将信交给了秋田。
应该说,上面两件事,于公于私,关露都做得很好。等到返回上海,却意外听到两个消息。一是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暴毙于家中;二是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报上有文章痛斥她是“无耻作家”。
两年后,日本宣布投降,日月重光,对汉奸的清算拉开序幕。在国民政府《汉奸惩办条例》尚未出台以前,社会上已有人散发小册子,将关露置于“文化汉奸”之列。此时上海地下党接到密报,关露的名字,已经列入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名单。因为担心关露一旦被捕,会暴露我方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于是采取紧急措施,安排关露暂避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将她雪藏起来。
起初,关露以为回到自己人身边,可以堂堂正正做人,昂首挺胸做事,却没想到,她的敏感身份,会从此如影随形依附于她。在新环境中,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告知必须更换署名。《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对她说,如果在党报上出现关露的名字,会造成恶劣影响。朋友也纷纷劝她,为了党报的荣誉,应该忘掉关露这个名字,不要计较个人得失。闻听此话,关露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
心情尚未平复,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6年前互赠信物的恋人,1946年再度相逢。此时,王炳南已与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婚,39岁的关露还是单身一人,6年前的相期相许,眼下正是瓜熟蒂落,谈婚论嫁的时候。
但两人谁也没想到,在他们面前,会有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那年,王炳南身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于南京与苏北根据地之间。有一次,王炳南乘飞机去看关露前,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自己与关露的恋情。王炳南离开后,周恩来感觉两人的结合对党不利,邓颖超闻听,立刻赶到机场将王炳南拦了下来。邓对王炳南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经历特殊,被群众认为是文化汉奸。你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如果你们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王炳南随即给关露写了绝交信。关露这才明白,自己失去的,并不只是政治地位,连个人情感也被剥夺。哀莫大于心死,从此,这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彻底封闭了自己的情感世界,选择一人孤独终老。
然而悲剧这才刚刚拉开序幕。曾经,她遭遇的只是不能公开身份,还她一个清白,只要隐姓埋名也就罢了。然而到了1955年,那个说服她从事特工的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位置上突然翻船,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遭到逮捕,牵连到关露。1939年,潘汉年派遣关露到李士群处卧底,目的是为自己亲自出马铺路。因关露的出色工作,才有了潘汉年和李士群的秘密会面。再后来,潘汉年被李士群领到南京去见汪精卫。这次未经请示也没有汇报的见面,为后来埋下祸根,连累关露也被作为潘案成员逮捕下狱。
1957年,在关押了两年后,关露被释放出狱,但不给结论。
10年后,文革兴起,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被囚禁在秦城监狱,时间长达8年。1975年,关露终于获得释放,出狱时,档案上写的是“定为汉奸,不戴帽子”。审查处理报告写的是:“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出狱后的关露从补发的1万多元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在香山东宫村买了房子。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遍植绿树香花。
那段时间,她的单位关系被转到了文化部,每月只能领取打了折扣的生活费,直到平反后才发给她全工资。她是1930年代参加革命的,定的工资仅仅是文艺11级,而外甥女婿却已是文艺3级。
为了能够继续写作,她坚持在香山跑步,虽然步伐很慢,但身体看上去还显得“轻健而匀称”。1980年“五一”节,她突然中风,事前并无预兆。郊区不方便看病,不能再住东宫村了。经多方努力,好说歹说,文化部终于答应借给一间宿舍。宿舍位于朝内大街203号筒子楼一楼,阴面,其中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必须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屋内安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
关露孤身一人,唯一的亲人是妹妹胡绣枫一家。
胡绣枫一辈子深感内疚,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不是她向潘汉年推荐了姐姐,去“76号”的人应该是她,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应该是她。可这一切,都是姐姐关露替她做了。
“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无法入睡”。在协和医院查不出病因,托人找来一位大夫做按摩,大夫按摩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治疗和按摩都收效甚微。
大家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保姆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喜欢,把娃娃放在枕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有段时间,十一二平米的小屋,安放了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用具之后,就再也放不下一张小书桌了。自愿前来陪伴她的结拜姐妹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字,这让关露于心不安,为此写了几次申请,希望能多一间房,但一直没有解决。
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发现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进入49年后,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33年中,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抄家后没有了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了泡影”。
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最终还了关露所有的清白。当丁玲亲自上门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关露的眼圈红了,她叹息说:“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然而,又是一个谁都想不到,198212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了。她忍死以待数十年,尘缘已了,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已经生无所恋。
她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都记得,这一天极冷。两人接到电话分别打车赶到朝内203号时,天色已经黑了。屋里只有关露一个人,身体还是温热的,是保姆小金回家后首先发现关露出事的。
关露躺在床上,穿戴整齐,衣着洁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平静而苍白。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
大家本想给关露守灵,但天气实在太冷了,只好锁上门,各自回家。陪伴关露的,只有那个她喜欢的洋娃娃。
12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
有个不属于文化部的老人,站在圈外,一言不发,默不作声。从关露的遗像前走过时,他深深地俯下身来,连续三鞠躬。他应该还记得那幅照片,那照片背面有他的题词:“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他没有做到。
这照片的背面,也有关露题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参考资料:
1、黄卫《红色女间谍、著名作家——关露》
2、关露: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无间道”
3、沈芸《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
4、百度百科《关露》
5、百度百科《李士群》
6、《传奇经历:女特工背43年汉奸骂名,平反后自尽》
玉碎 | 飞来横祸  |  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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