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文革”,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可见其中的复杂与艰难。
最终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一锤定音。
本文从历史角度,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六中全会评价“文革”的全过程。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何不匆忙评价“文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逐步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这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的路线方针。
针对党内外分歧严重、对“文革”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争议不断的现象,其中包含对“文革”评价与毛泽东评价、建国30年历史评价等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和“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以保障国家的安定团结。
1978年8月,邓小平和陈云就“文革”评价问题有过一次密切交谈,达成了找准时机、尽快以党内决议形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共识。还一致认为决议重点是在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原则下搞清“文革”问题。
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不匆忙评价“文革”的决定。全会《公报》指出:对“文革”的评价,“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毛泽东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
当时的出发点,是暂时不去触碰社会“敏感神经”,以免加剧对立和分化;但是又不消极对待,而是等待并创造时机,当条件成熟时一举解决历史问题。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客观上为评价“文革”这一历史难题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理论务虚会将评价“文革”提上议事日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补课”运动,促使评价“文革”的议题提上日程。
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呼吁要重视“文革”评价问题。1月22日,胡耀邦向全会转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意见:要敞开思想谈;“文革”也可以谈,包括“文革”的性质、教训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
之后,代表们对“文革”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与现实、《五一六通知》、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发展阶段等问题作了反思。
这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进一步对“文革”的概念、口号、理论、实践进行讨论。
当年5月开始,中央要求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补课”。中央报刊连续发文和邓小平多次讲话,推动全国性的“补课”运动,掀起了“再评价”的热潮,“文革”的评价问题又在全国上下提了出来。
(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初步评价“文革”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决定以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为契机,对“文革”作出初步的、基本的评价。
《国庆讲话》从四个方面对“文革”作出了深刻反思:
一是认为“文革”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党和人民代表的是正义的一方,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反复斗争。
二是指出林彪、江青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从事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同时把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在“文革”的表现严格区分开来。
三是概括了林彪、江青集团极左路线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五个方面的特征,论证了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左本质。
四是总结了需要注意的教训,提出“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对国内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
《国庆讲话》为全面评价“文革”问题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四)十一届五中全会认定“文革”是“严重灾难”
《国庆讲话》采取“点到为止”的写法,还是留下了争议的空间和疑惑的地方。
于是在10月下旬,中央经充分讨论后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从性质上对“文革”加以否定。
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文革”10年是“严重混乱状态”;“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
在不久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严肃地说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
(五)《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文革”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文革”,指导方针是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
《历史决议》用较大篇幅对“文革”作了评价。
关于“文革”的性质《历史决议》指出:“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此,邓小平指出: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
关于“文革对发生的原因《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但同时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不足、对民主法制重视不够,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现实环境和社会历史原因,也是造成“文革”的原因。
《历史决议》还指出,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而这一点,与“文革”前十年的左倾错误有直接关联。《历史决议》总结指出: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还指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历史决议》认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历史决议》归纳了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指出“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文革”的发展演变过程《历史决议》以党代会为节点,将“文革”分为三段: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是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不少老同志受到打压和批斗。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是第二阶段,期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它“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失败”。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粉碎江青集团是第三阶段,期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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