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恒大事件与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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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事件与经济周期

编辑：瑞秋的春天

☄ 各种管制使短期的通货膨胀变成长期的通货膨胀，也使资源错配不断累积。

近期一些地产公司陷入困境中，其原因除了自身经营不善外，还与宏观经济背景有关。它暴露了一国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也说明管制对于通胀治理的无效性。下面说明我们可以从恒大事件中得到的两个启示。

启示之一：信贷扩张型发展模式导致资源错配

通货膨胀本身是法币和部分准备的银行体系的结果。在政府规模和权力都比较大的国家，通货膨胀会更容易发生，也会更加严重。政府为解决各种问题，包括民生等，都会利用信用扩张的办法。

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意味着资源被错配。在通货膨胀时期，大量新创造出来的货币被注入到经济体中，因此经济看似繁荣，企业也蒸蒸日上，如恒大一度有两千亿的现金。但这种繁荣是建立在信用扩张之上，经济规律迟早发挥作用，错配的结果迟早会出现。这种纠正或信用紧缩是通过利率的回升实现的。如真实的信贷资源不具有稀缺性，利率可以一直被压低。但真实的信贷资源确实具有稀缺性，利率要反映这种稀缺性，所以利率不可能一直被压低。被压低的市场利率要回到自然利率水平。利率回归的过程就是信贷收缩的过程。在信用收缩时期，原先大幅举债扩张的企业就会陷入危机。

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为了维持不断扩大的支出。对政府来说，利用货币手段来满足资金需求是最容易的，特别是政府拥有银行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创造出来的需求意味着资源的错配，或者说，通过人为创造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一种错误的思路。我们说，真实的需求应该是来自于企业家的投资，投资资金来自储蓄转化而来的资本，储蓄与资本的转化受利率的调节。正如萨伊定理所揭示的，问题不在于需求不足，而是相应的供给（如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得以产生的供给）没有创造出来。

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政府人为创造出来的需求之上的，它伴随着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扭曲了利率和价格信号，使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判断。企业家以为在繁荣时期以为繁荣为持续，从而扩大投资，这些投资将在信用紧缩时被证伪。当不可避免的信用紧缩出现时，之前在通货膨胀中产生的错误投资就会暴露出来，表现为很多企业陷入危机。

恒大的扩张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是通货膨胀时期，在这个时期，信号是扭曲的，企业特别容易扩张，并且忽视潜在的风险。当不可避免的信贷收缩来临时，类似恒大这种原先大幅扩张的企业就容易陷入危机中。

启示之二：管制不能解决资源错配问题

我们看到政府一直来试图通过管制信贷和控制价格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而恒大危机的出现，证明这种做法失败了。用各种管制去解决通货膨胀产生的问题，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对企业来说，是对它们的“二次碾压”。

人为地确定一个最优的调控目标，如“三条红线”和限价，然后认为实现了这个目标经济就是安全的，这是缺乏任何理论依据的。三道红线和限价只具有统计意义，而不具有经济学意义。实现这种人为制定的目标，微观层面的资源错配并没有得到纠正。

经济的安全在于企业的健康，不在于是否实现自己定的指标。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经营能力，不能统一采用一个指标。对经营能力强的企业来说，负债高一点也是安全的。人为设定指标，反而使这些企业陷入危机。用人为指标来管理企业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做法，它束缚了企业家的正常经营活动。

还有，盯着价格来管理通货膨胀也是错的，因为通货膨胀和价格上涨是两回事。即便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也不应该管制与控制价格。或者说，通货膨胀并没有为价格管制提供正当性。如哈耶克所说：

“有些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如对它的作用进行管制，因而没有出现价格上涨，却会严重地干扰市场机制。为了克服通货膨胀而实行价格管制，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因为它甚至会比开放性通货膨胀更严重地破坏一切经济活动。这不会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甚至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哈耶克文选》，p144）。

如把价格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那么控制了价格之后，政府就可以“假装”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样政府可以继续不断地扩张信用了，这样就把短期的通货膨胀变成持续性的通货膨胀，把暂时的资源错配变成持续的资源错配。特别是防止价格大涨和大跌的“稳市场措施”会使价格失去调节作用，使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丧失，经济陷入僵化状态，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最后只能依靠人为的分配财富来解决问题。

各种管制使短期的通货膨胀变成长期的通货膨胀，也使资源错配不断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危机爆发出来，这暂时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和失业；要么进行采取严厉的管制甚至国有化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这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全面的倒退。如不放弃用管制（价格）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产生的问题，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离我们越来越远。相比而言，还是第一种选择更为可取。

恒大的困境说明通货膨胀导致的资源错配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消除管制，拒绝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增强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才是出路，这意味着需要刮骨疗伤式的结构性改革，和接受去杠杆的痛苦过程。如我们拒绝这个过程，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结构的僵化和社会失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