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

90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侵华战争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时期,欧美同学会许多会员都以各种方式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抵抗日本侵略作出了贡献。
我们一起来回顾抗战时期部分欧美同学会知名会员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积极贡献。
颜惠庆
1877-1950
1877年4月,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
1895年10月,18岁的颜惠庆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900年6月,他以全优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1900年8月,颜惠庆回到上海,成为圣约翰大学最年轻的华籍教授,主授地理、英文、数学等课程。在随后6年的教授生涯中,他参与创立“寰球中国学生会”,担任《南方报》英文版编辑,活跃于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他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主编《英汉双解标准大辞典》,这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
颜惠庆在卢沟桥事变后辗转回到上海,面对成千上万受伤的中国士兵和涌进租界的20万难民,不顾自己已年届六旬,在中国红十字会特许下,发起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被选为主席,向国内和海外发起募捐。据统计,该委员会共募得3500万美元,足以维持4万伤员和20万难民12个月所需的开支,使伤兵和难民得到较好的安置。1939年11月,颜惠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途经美国时,积极与华盛顿政要晤谈,在费城、纽约等地发表演说,还参加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中国留学生或华侨的聚会,利用一切机会,让美国人以及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了解远东战争的严重性,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期间,广泛接触各国人士,并将所了解到的各国外交信息及时报告国内。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正路经香港的颜惠庆被日军软禁在香港酒店。日军曾两次找他谈话,意在要他出山,都被他拒绝。
王思华
1904-1978
王思华,又名王慎铭,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王滩十家子村。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经常与李大钊接触,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赴法国、英国学习期间,着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1930年回国后加入欧美同学会,任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32年王思华住在欧美同学会会所的宿舍中,与侯外庐一起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中从事《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
1934年冬,王思华因参加情报工作被捕。保释后,仍在北平参加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反帝同盟”“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并被选为北平第二战区动员委员会委员。“一二·九”时,积极支持学生的斗争,帮助进步学生去战区参加抗日工作。
经朋友介绍,王思华结识了1932年回国的医生李润诗。李润诗是欧美同学会会员,生于1906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并任讲师,1930年赴日本帝国大学深造,专攻小儿科和传染病。1932年回国,在北京东城廼子府开诊所。王、李两人经常在欧美同学会相聚,两人1933年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沦陷,王思华于1937年9月奔赴延安,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秋,王思华、李润诗赴东北,分别出任辽西行署秘书长和四野后方医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46年白城、洮南一带发生鼠疫,李润诗到白城,任辽吉防疫委员会秘书长,日夜加班,研发成功鼠疫防治疫苗,立即大量赶制。因劳累过度,她于同年11月28日以身殉职,年仅40岁。
王宠惠
1881-1958
1881年10月10日,王宠惠出生于香港。幼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同时在其父督导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895年在北洋大学学习,开始初步接触西方现代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
王宠惠于北洋大学法科毕业后,先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任教,1901年转赴日本留学,致力于法政问题研究。此时,正是留日学生掀起革命高潮期间,在革命宣传影响下,王宠惠在日本积极参加革命,频繁与革命党人接触。王宠惠留日期间最主要的革命活动是与沈翔云、冯自由、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国民报》,积极宣传革命。1902年王宠惠转赴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后转入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现代法学训练,逐步形成了现代西方法律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学研究方法,奠定了从事法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范式和以参与现实政治为旨归的人生价值取向。
王宠惠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赴欧洲研究国际公法,获得了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1907年,他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一出版即博得世界法学界的广泛赞誉,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
王宠惠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7年8月,作为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他与苏联全权代表、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成为抗战前期帮助中国抗战的唯一大国。1943年11月他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谈,担任秘书和翻译。在讨论拟定《开罗宣言》时,就中国收复失地问题,他坚持要在宣言中明确写进将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不允含糊其辞。结果,《开罗宣言》中有关中国收复失地问题的声明相当明确:“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夺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梅贻琦
1889-1962
1909年6月,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中的一名。1910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15年春季,梅贻琦留学归国。同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1931年10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1937年,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图为西南联大时期部分欧美同学会会员合影
1938年4月,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和搬迁至昆明的文教单位中有不少欧美同学会会员,他们恢复了欧美同学会的活动,在昆明市盘龙区柿花巷设立了会所。
西南联大这所建立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先后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
任鸿隽
1886-1962
1908年,任鸿隽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当时章太炎正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他从其学习国学,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
1913年,任鸿隽考进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在攻读专业的同时,他还经常考虑科学与国家、社会进步的深远关系。他认为:“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他说:“所谓科学者,非指化学物理学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而得结果之总和……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介绍整个科学。”
1914年夏,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月刊。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该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科学》月刊也于同年正式问世,公开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
1916年,任鸿隽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191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18年秋返国,因中国科学社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大多毕业回国,故中国科学社的办事机构也随之迁回国内。回国以后,他首先着手中国科学社的基本建设工作以扩大其在国内的影响和作用。为此,他组织社员发起“5万元基金募集活动”,他自己以身作则,先后到上海、杭州、广州、南通、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进行演说,宣传科学,募集资金,并获得了孙中山、徐世昌、伍廷芳、马相伯、梁启超、张謇、蔡元培等各界人士的支持。1920年,任鸿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
任鸿隽所著的《科学概论》一书,于1926年作为中国科学社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范源濂邀其赴北京任该会专门秘书。中基会系以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科学基金组织,任务是管理和支配基金,以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任鸿隽欣然前往,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基会运用自己的财力,兴办科学事业,资助科学机构,如设立了编译委员会、社会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等,兴建了北平图书馆,资助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地质调查所、青岛观象台、广东植物研究所和若干大专院校等,还派遣了大批有志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出国深造。对学有所成的科学家设置研究教席,对科学研究有成绩者进行奖励等,为中国现代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努力配合蔡元培领导中央研究院及所属各所开展工作。他因陋就简,在化学研究所内筹建了实验室,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他还利用转移到乡村躲避日军对昆明进行空袭的时间,翻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一书。该书于1946年3月以《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为名在重庆初版,同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科学史译著,也是一部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的大学丛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看到党和政府重视科学事业,于是征得中国科学社的理事及全体社员的同意,1953年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提议,将中国科学社的全部事业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机构,以及《科学》月刊、《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科学丛刊》、《科学译丛》和《科学史丛书》等书刊陆续献给国家,经政府批准,他将中国科学社所属各项事业及其房屋、财产等逐步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上海科普协会、上海图书馆等单位或部门,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毕。至此,历时45载的中国科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凌鸿勋
1894-1981
凌鸿勋,字竹铭,江苏常熟人,中国土木工程专家、教育家、铁路史研究专家。1894年4月15日生于广州。1915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同年赴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18年归国,长期从事铁道工程建设,1929年起先后主持修造了陇海、粤汉、湘桂、宝天、天成、津浦、广九铁路等重要干线,负责开发了西北地区的公路干道,成为继詹天佑之后国人自己修建重要铁路的又一先驱。
1931年4月民国政府铁道部决定成立陇海铁路潼西工程局,修建潼西铁路,凌鸿勋任局长兼总工程师,同年12月陇海铁路洛潼段建成,临时通车。1940年春天陇海铁路宝天段开工,次年,由民国三大工程学家茅以升、高登榜、凌鸿勋任宝天铁路工务局长和总工程师,历经6年,于1946年元月1日终于修成,火车通到了自古交通不便的天水。著有《铁路大意》《台湾工业概况》《抗战八年交通大记事》《桥梁学》《工厂设计》等书,被誉为一代工程巨子。
侯德榜
1890-1974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普通农家。1913年,并被保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1917年毕业,入普拉特专科学院学习制革,次年获制革化学师文凭。1918年参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1921年获博士学位,并在永利制碱公司任工程师。1921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的邀聘,离美回国,承担起续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出任永利技师长。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永利用重金买到一份“索尔维法”的简略资料。侯德榜埋头钻研这份简略的资料,带领广大职工长期艰苦努力,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取得成功,正常生产出优质纯碱。同年8月,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被授予金质奖章。
在总结亲身实践的基础上,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manu-factureofsoda)一书,1933年在纽约出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34年,永利公司为了“再展化工一翼”和生产化肥,决定建设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硫酸铵的南京铔厂,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技师长。1937年1月,这个重化工联合企业一次试车成功,正常投产,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这个厂,连同永利碱厂一起,奠定了中国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化工科技人才。1937年2月5日,在侯德榜努力下,硫酸铵生产出来,硝酸也顺利投产——这标志着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完全可以驾驭硫酸厂、氨厂、硫酸铵厂、硝酸厂的整体工程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逐渐逼向南京,曾先后3次以“工厂安全”相要挟,提出“合作”管理南京铔厂的要求。侯德榜和同仁们拒绝“合作”,同时,积极响应抗战,利用工厂设施,转产硝酸铵炸药和地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
1938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桥筹建永利川西化工厂,同时着手筹办四川碱厂。由于四川的条件不适于沿用氨碱法,侯德榜特于1939年率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在对方提出辱国的条件下,侯德榜中止谈判,发愤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1940年,范旭东将这种联合制碱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茅以升
1896-1989
茅以升1916年毕业于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现为西南交通大学),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赴美留学。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2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大学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从事桥梁建设的茅以升1933年任杭州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组织和领导了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和修建。经过几年奋战,正桥加引桥全长1453米的大桥于1937年9月建成,这是中国最早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但通车仅3个月后,为了阻止日寇的进军,南京国民政府下令炸毁大桥。已升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处长的茅以升担任炸桥任务,当他不得不亲手炸毁这座呕心沥血建成的大桥时,心情难以平静,当即赋诗一首:“三年之功废一旦,破坏容易建设难。国破愈觉山河美,毁桥为的保江山。”之后,茅以升或在高校执教,或从事水利交通工作,继续为我国水利和桥梁事业作贡献。
来源 :《留学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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