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信号已经足够清楚。
文 | 马慧 龚方毅
编辑 | 龚方毅
近一周多来，美团和饿了么密集回应监管、市场对于平台灵活用工的关切，使得外卖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和应对框架正逐步明确。
9 月 14 日、15 日，美团和饿了么先后就外卖骑手被强制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一事正式回应，均表示公司禁止用工合作方以任何形式强迫或者诱导骑手这么做。
“个体工商户”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产物。受当时宏观局势的影响，中国经济压力骤增、就业率承压。为此国务院 2011 年出台《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允许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可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以期缓解失业率上升的趋势。
如今，这一身份被赋予了新的劳动关系含义。
强制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的行为被舆论看作是平台在规避主体责任。因为这相当于让骑手自己雇自己干活，不再有所谓的“单位”。骑手和平台或者签署协议的配送站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服务关系。
在今后劳动过程中，骑手得自负失业、工伤风险。除此之外，平台企业的社保和代扣代缴个税的负担也小了很多。
不过外卖业并不是这一进程的开启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孟泉此前接受《上游新闻》的采访时说，这是“一种历史性、行业性现象”，不仅存在新就业形态中，在传统企业中也有应用。
他指近些年来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政策的大背景下，一些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地方政府指导下，以个体工商户模式推行灵活就业，进而“争取享受个体户扶持政策等红利，从而降低用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创造增收机会”。
长期追踪外卖平台与骑手关系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萍告诉《晚点LatePost》，一开始外卖平台还为骑手交社保、发底薪。
但自 2018 年后，外卖平台完成了外卖骑手的劳务外包。骑手个体户也在近年激增。饿了么长沙某站点站长就曾向当地电视台表示，“办个体工商户是入职的正常流程，不只这一个站点，公司 4000 名骑手都有这个流程。”
根据企查查在 2020 年发布的《中国个体工商户洞察报告》，外卖相关个体户在 2018 和 2019 年新增不过 1.2 万家、3.6 万家。而 2020年上半年新增 33 万家，其中 26.2 万个体户为外卖配送。
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家关注劳工关系的“致诚劳动者”公益法律平台在 1900 份涉及外卖骑手平台的司法判决中，发现平台出现过 8 种主要用工关系，平台先采用专职骑手，后吸入众包模式（骑手可跑可不跑），同时平台将专职骑手劳务派遣，逐步降低平台的用工成本。
这些成本没有凭空消失。以平台方如今的强势地位，部分成本很自然的转嫁给了外卖合作商。比如目前美团拥有了 1103 家合作商，代替自己管理了数百万骑手。饿了么也是如此。同时这些合作商受到平台严格的管制。
例如这一次在引发舆论讨论后，美团、饿了么明令合作商如何对待骑手。至少公开场合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在这一轮的政策指导前，有个问题始终难以解答：骑手出了事情，该怎么找、找谁解决处理。关于这一点，连专业的法律机构都难以快速厘清。
政府今年释放了保护灵活用工群体权益的信号，5 月起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或者暂行条例，要求为没有明确劳动关系的平台劳工签订书面协议。之后，包括人社部在内的多部门已约谈了美团、饿了么、滴滴等外卖、打车、上门服务等领域的平台企业，向它们重申要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
9 月 10 日，人社部组织召开“保障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会议”，要求前述部分重要平台汇报工作进展。
互联网经济的核心价值之一于提升产业的管理效率、加速信息的流通。
但当市场或者平台在为线上经济的效率欢呼雀跃的时候，常不自觉地忘了在这场“鼠标+水泥”的产业变革中，“水泥”成本终是绕不开的槛 —— 如今，平台经济体们或将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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