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很久没有质量过硬的欧美剧集出现了。终于,有一部HBO的限定剧集可以拯救一下剧荒。
这就是入围了本届威尼斯电影节非竞赛单元的《婚姻生活》。
不仅如此,整个主创班底更是实打实的电影阵容。
有我们熟悉的杰西卡·查斯坦,以及从《醉乡民谣》到《沙丘》,戏路相当宽广的奥斯卡·伊萨克
简直可以说是近年来大银幕班底奔向小荧屏制作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
当然,本剧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不仅于此,更在于它所改编的原作——伯格曼的神作《婚姻生活》
说到这儿,不得不先倒吸一口冷气——不管剧集拍得怎么样,首先就钦佩导演海加·李维敢于翻拍伯格曼的勇气,毕竟这部片子可不简单。
原作在1973年面世,一经播出就导致瑞典的离婚率大幅上升,伯格曼凭一己之力动摇着人们心中所信奉的婚姻制度。
新版共分为五集,每集约一小时,而伯格曼的原作也是五小时长的剧集,后来才被剪辑为三小时长的电影。
1973年TV版的《婚姻生活》,似乎是一部增减一分都多余的杰作。
1973《婚姻生活》
而新版和原作几乎一致的片长,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让两者的比较随之而来。

我们一方面可以说伯格曼原作的厚度已经为新版摆好了餐桌,而另一方面又不得去想该如何在巨人的肩膀上跳舞?!
当伯格曼已经讲尽了婚姻的全部,新版还有什么可讲的?!
带着种种好奇,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集。
它的故事其实相当简单,就是心无旁骛的围绕着一对中产阶级的夫妻,注视着他们在生活中的相处、交流,小到每一个肢体动作甚至是每一句对话。
譬如怀孕,譬如出轨,譬如从激情甜蜜到心灰意冷。
这样的套路,在诺亚·鲍姆巴赫上一部大火的作品《婚姻故事》中就有所展示,这部影片也或多或少地暗示了受到伯格曼的影响。
上:《婚姻故事》;下:《芬妮与亚历山大》
但与之相对的是,鲍姆巴赫仅取其一瓢饮就获得了不俗的效果——他扩大了婚姻中一地鸡毛的现实部分。
新版《婚姻生活》则显然更想在原作哲学性和思辨性的部分上下功夫,这也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细究整个故事的情节本身,其实相当乏味和狗血,但伯格曼在此之上给了我们一个响亮的启示。
他通过对婚姻的洞察告诉我们:原来,这个人类最小单位的社群连结竟然是人性实践的最佳场域。
透过观察婚姻,竟然可以看到我们的前世今生,甚至看到整个世界的运作如何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973《婚姻生活》
也正是伯格曼对这一事实的发现,给了新版一个再创作的机会。
从1973到2021年,几乎半个世纪的更迭,一切都变了,但婚姻制度没有变,世上一对对的佳偶或怨侣还在不断增减。
如此说来,也许导演不必与伯格曼比肩,他只需在消化了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尽情地展示我们的现代婚姻。
从故事的一开始,摄影机就宣告着新版的不同之处。
原作百分之九十都是室内戏,镜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夫妇的交流。
新版的第一集中,摄影机在室内不断游走,编织成一个个动态的长镜头。
比起伯格曼式的庄重,它更偏向于营造出一种浅浅的惊悚感。
摄影机对人物自由的窥视,构成一种挑衅,提示着我们日常的荒谬。毕竟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不同于70年代的整体性,一种独属于后现代的碎片化感知也就随之浮出水面。
乍看之下,新版的第一集似乎没有跳出原版的框架,整个故事走向和大致场景都一模一样。
从客厅、餐厅、卧室,最后来到医院。
观众目睹了米拉与乔纳森这对结婚十年的模范夫妻,从白天接受访谈,傍晚会客,到深夜讨论意外怀孕并决定生下,最终又来到医院流产的全过程。
但是,就在这样的高度相似中,导演将其中的信息加以微妙地变动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婚姻生活》本身是一部由惊人密度的对白以及高度省略的情节所构成的作品。因此,撬动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会像投入湖面的石子一样,引起巨大的余波。
从第一集来看,新版最大的改动就在于男女权力关系的换位。
在原作中,丈夫约翰在家庭关系中占据了明显的主动权,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操控着妻子玛丽安的情绪。
1973《婚姻生活》
而在新版中,杰西卡扮演的妻子米拉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更强势的存在,身为科技公司高管的她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命脉,而作为哲学老师的丈夫乔纳森则分担着大部分育儿的职责。
这是一个标准的“女主外男主内”的新式婚姻关系。
这种男女权力关系的变化,结合当下的语境,可以说是贴近女性主义的现实,但又远比表层现实更耐人寻味。
就拿开篇的采访来说,面对 “如何定义自己”这一问题,两版看似处境完全不同的妻子,却给出了非常相似的答案。
米拉的第一反应是停顿,随后迟疑地说自己是“谁谁谁的妻子,谁谁谁的母亲”。
再反观丈夫,原作中的约翰立刻给出了“自信的、风趣的”等等形容词。
1973《婚姻生活》
而新版的模范老公乔纳森,第一反应则是“一个男人,一个犹太人,一个哲学教师”。
“犹太人”这个新增的设定在第一集中被乔纳森频频提起。
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处境,女人的回答大同小异,而男人的回答则从描述性格变成界定身份。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态度变化也就显露无疑。
从单纯的关注自我,转为在婚姻中也遍布着的性别、种族和身份意识。
出于个体性的差异,我们不必深究答案的具体意义。但它宣告的是新版导演的一个野心和观点。
如果说伯格曼的原作强调的是婚姻中人性的诡诈,那么海加·李维试图告诉我们一个当代生活的事实——无处不在的日常的政治性。
这样小小的政治性意味着到处都是可以展开争论、划分领地的战场,意味着伯格曼探索自我的话题似乎已经“陈旧”了。
对于当代人来说,寻找一个身份的阵地显然更有安全感。
为了展示这种日常的博弈,新版的夫妇关系呈现为一种微妙的制衡,他们是真正意义上地堪称“完美”。
女方既独立又体贴,男方不大男子主义而且顾家。
镜头也时常做着视角的切换,让二者处在一个乍看之下很平等的位置上。
在第一集就将开放式婚姻、二胎、财政平衡等现代性问题插入故事中,我们很容易就能获得一种切身感。
但在这种现代性之下,涌动的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它直指了伯格曼所质疑的婚姻制度本身。
当两个陌生人捆绑在一起,纯粹依靠自我来约束来建立关系时,它是否是一种合谋的“暴力”。
毕竟,要建立一个足够完美的“二人世界”,无论怎样都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对自我的背叛——一个醉心自我世界的人,无法真正地和他人建立连结。
而婚姻永恒的欺骗性正是基于此。
在第一集中,乔纳森一边说着自己心甘情愿承担育儿的工作,一边用开玩笑的语气控诉着妻子的工作有多忙。
他显然很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牺牲和奉献。
但是,这种“聪慧”的配合和体贴却似乎并不完全出于对妻子米拉的理解。这个“好好先生”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对原作中丈夫约翰的一种现代性续写。    
新版将两性中显性的暴力,变为一种更为“温和的暴力”。
当米拉告诉丈夫自己怀孕了,想要孩子的乔纳森明显感受到了妻子的犹豫。
他先明确地表示自己想要孩子的强烈意愿,再“体贴”地让米拉说出真实的想法。
看着米拉的迷茫,乔纳森补充道“如果有了二胎,大女儿和母亲一定都会很开心”。
在大特写的镜头中,米拉的表情在听到女儿的名字后明显地松动下来,二人也达成了一致。
在这个看似温情脉脉的讨论中,实则隐藏着乔纳森以退为进的“要挟”。
这种模式延续到片尾的流产段落就变得更明显了。
与原作中匆匆离去的丈夫不同,新版中的乔纳森似乎比妻子米拉还伤心,几乎是压抑着巨大的痛苦还要照顾妻子的情绪,在病房里来回踱步。
于是,米拉不得不从术前的紧张中抽离出来,再三向丈夫确认“你没有生气吧?”
不知不觉间,这个由夫妻共同完成的决定似乎演变成了一个是非题,且无论怎样米拉给出的都是那个错误答案。
在第一集中,这个看似和原作大不相同的丈夫乔纳森,在一套套可供引用的理论和温柔中,隐藏着一种深层的犬儒和冷漠。
他将什么都做到完美,也是在潜意识中为自己日后的全身而退做好准备。
而且,新版增加了高龄产妇为了避孕,不得不在流产后戴上节育环这一情节,这再次宣告了男女关系永远的错置和旁落。
就像是无论丈夫乔纳森表现得多么体贴,也永远无法体会米拉身体给她带来的感受。
随着当代性别、阶级、种族等意识变得愈发深入日常,这种差异也在婚姻中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
久而久之,这种亲密关系的本质会不会变成一种争论的战场?而那些甜蜜的妥协和体贴,又会不会变成日后争吵时辩白的证据?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对《婚姻生活》的搬演显然是在告诉我们:人有多复杂,婚姻就有多复杂。
在新版开篇的采访中,乔纳森就已经说出了这次翻拍的意义。
面对一个“成功婚姻”的定义,他反驳说为什么一定要给婚姻一个评价,让它变成一个指标。
在他看来,婚姻应该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
在乔纳森的界定中,婚姻成为了一种达成理想自我的途径,这也让两性关系变得更加自由。
毕竟目标往往只有一个,但方法可以有很多种。
同样,在当下重新翻拍伯格曼的《婚姻生活》,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比肩神作的评价,而是让它再次成为我们审视自我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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