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德黑兰的阿富汗人普亚(Mohammad Anwar Pooya)最近很发愁,伊朗政府发给他的难民身份卡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此前他曾两次被遣返回阿富汗,这次也可能面临类似境况。
普亚在伊朗生活了快40年,但依然不是伊朗的合法公民。他向《凤凰周刊》回忆道,自己上一次回阿富汗时,那里尚未“改朝换代”,但他已经感觉事态不妙。
今年4月,普亚和同事回到喀布尔,准备拍摄一部电影。5月8日晚,他在喀布尔西部达什特巴奇地区(Darsht-e-Barchi)的一位朋友家做客时,附近一所女校外发生连环爆炸,普亚赶到现场后被政府军士兵拦在外围,只见一辆又一辆救护车运走伤员。这场爆炸共造成200多人伤亡,身在现场的他不停地流泪。
达什特巴奇地区95%的居民都是哈扎拉人,爆炸伤亡者中也有近80名死者是哈扎拉族学生。而普亚也是哈扎拉人。
拥有突厥-蒙古血统的哈扎拉人长相接近东亚面孔,外貌上很容易和深目高眉的普什图人相区别;该民族信仰什叶派,过去一百多年来一直遭到阿富汗主体民族、信仰逊尼派的普什图人的歧视和迫害。
当时正值美军宣布完全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在全国开展的春季攻势如火如荼,一个月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15个县市。普亚感觉到塔利班的枪声越来越近,他和同事随即取消了拍摄计划,匆匆赶回德黑兰。
普亚告诉《凤凰周刊》,自己既是哈扎拉人,又是什叶派,还是电影制作人,而这些全是“塔利班反对的”。眼下,他想把阿富汗的家人全都接到伊朗,但伊朗已对阿富汗关闭了边境,自己向别国申请的避难许可也全都遭拒。哈扎拉人一个多世纪以来遭到迫害的历史和数位家人被杀害的惨剧,让普亚觉得无法承担返回祖国的后果:“能怎么办呢?我绝不可能回去。”
普亚在巴米扬省的班达米尔湖
20年来两度被伊朗驱逐出境
1980年,普亚出生在阿富汗巴尔赫省的一个哈扎拉族家庭。
巴尔赫省位于阿富汗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1979年苏联军队取道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铁尔梅兹大桥大举入侵,并将巴尔赫省省会马扎里沙里夫作为军事基地。1981年,普亚的父母带着还在襁褓之中的普亚从阿富汗逃往伊朗。
普亚告诉《凤凰周刊》,父亲如此解释一家人逃往伊朗的原因:“伊朗人和阿富汗(哈扎拉人)信仰着一样的宗教,语言也差不多。”和伊朗人一样,哈扎拉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他们所说的哈扎拉吉语也是一种波斯语方言。
伊朗与阿富汗漫长的边境线让两国人口素来交往密切。苏阿战争之前,伊朗就有数十万来自阿富汗的移民劳工。但1979年苏联入侵才是大批阿富汗人逃往伊朗的开始。
然而,同年发生的伊斯兰革命让伊朗政权与西方关系日趋紧张,伊朗不欢迎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在内的国际组织对难民开展援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不愿意为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的漫长拉锯更是让伊朗“元气大伤”。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截至1992年,约有280万阿富汗人生活在伊朗,其中仅有10%的人居住在难民营。缺乏外部援助的难民们几乎都散居在城镇,和伊朗本地居民争夺有限的资源。
随着1992年纳吉布拉领导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垮台,伊朗开始鼓励阿富汗难民回国。之后几年里,许多在伊朗生活的难民遭到伊朗执法人员的骚扰,合法居民被没收身份卡,只能换来一张限期一个月离境的短期居民许可证,一旦到期就会被驱逐出境。
普亚在那时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遣返。1995年,年仅15岁的普亚和家人在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省被驱逐出境,回到阿富汗。
当时,“穆贾希丁”(穆斯林反苏武装力量,即“圣战者”,以抗击苏联和其在阿傀儡政府闻名)的混战不断,首都喀布尔被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普什图族和哈扎拉族军阀的炮火摧毁;在农村地区,军阀们同样划分领地。
与此同时,横空出世的塔利班组织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在1995年1月以前就占领了阿富汗34省份中的12个。到同年9月,塔利班已经包围了喀布尔。
塔利班第一次夺取政权前的四年间(1992-1996),仅喀布尔一地就有超过6万人因冲突而丧生,超过30万人向农村逃难,贫穷和饥饿就像传染病一样在全国蔓延开去。
普亚回忆道,那时家人觉得阿富汗不宜久留,所以辗转回到伊朗。一家人得以在扎布尔省一座由联合国出资建立的难民营里住了下来,重新拿到难民身份。普亚也进入高中就读。
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数据,2001年10月美国向塔利班发动空袭之际,已有360万阿富汗人作为难民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巴基斯坦和伊朗。未经登记的流离失所者更是不计其数。
根据伊朗政府2003年颁布的阿玛叶昔(Amayesh)制度,成功登记身份的难民必须每年核检一次,否则就可能被遣返回阿富汗。人权组织指责该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登记程序极为繁杂,只要过程中出现微不足道的错误就可能导致难民身份被注销;此外,该制度对于识字程度较低者不友好,高昂的手续费也让许多贫困人士无力负担。
根据伊朗法律,获得难民身份的阿富汗人原则上仅被允许从事几种危险且低薪的体力劳动行业,公民权和婚姻权也受到严格限制。更有报告称,近几年伊朗将阿富汗什叶派非法移民送往叙利亚,作为叙政府军的什叶派支援力量参战。
每一次阿富汗政权更迭,都成为周边国家摆脱“难民包袱”的机会。塔利班政权垮台后,2002年4月,伊朗和阿富汗在联合国难民署签订协议,计划一年内从伊朗遣返40万阿富汗难民。2003年6月,两国再次签署协定,让100万难民自愿返回。
伊朗国内更有15个省份禁止阿富汗人居住。普亚生活的扎布尔省也在2005年被要求“清零”阿富汗人,导致一家人再度被驱逐出境,当年和他们一样被遣返的阿富汗难民数量超过95000人。好在那年,普亚被伊朗卡拉兹米大学录取。第二年他就回到了伊朗首都,从此便在德黑兰生活。
〓 普亚
人权组织曾批评过阿富汗邻国的难民接纳政策,指出无论是在巴基斯坦还是伊朗,难民们都难以真正安顿,归化为公民更是极为困难。由于不是公民,像普亚这样的人没法用实名注册手机卡,银行账户也常被注销,看病没有医保,而他们最担心的莫过于身份卡到期,这意味着随时会被遣返。
由于长年受到西方制裁,伊朗经济低迷,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薪水也不高。但普亚说,“即便如此,这里的就业形势还是比阿富汗好太多了。”
活在流血袭击中的哈扎拉人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20年12月,伊朗境内生活着约300万阿富汗人,其中95万人注册了难民卡(Amayesh Card)。2007年的一份文件显示,注册的难民中,近一半是哈扎拉人。
首都德黑兰有着庞大的哈扎拉族人口,普亚在这里的朋友也多是哈扎拉人。大学毕业后,他在机缘巧合下与朋友合拍了一部电影,迄今为止已经拍摄了5部剧情片和纪录片。此外,他还开了一家经营阿富汗手工传统服饰的网店。由于业务需要,过去几年他经常往返于德黑兰与喀布尔之间,还在喀布尔开设了一家分公司。普亚作为组织方,还在巴米扬省举办过马拉松、武术和女子滑雪比赛。
尽管身份和福利上有诸多限制,相比于仍在老家的亲人,普亚还是挣扎着过上了相对“正常”的生活。家族里数位亲人曾被塔利班武装分子杀害,这让普亚十分担心当下老家亲戚的人身安全。
“哈扎拉”作为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莫卧儿帝国开国君主巴布尔16世纪写成的回忆录中。波斯语中的“哈扎拉”意为“一千”,因此他们多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率军西征阿富汗留下的千户驻屯兵的后裔。
18世纪中叶现代阿富汗国家形成后,出于宗教等原因,哈扎拉人屡屡受到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图族的迫害,许多人逃到阿富汗中部以巴米扬为主的山区,如今这里被称为哈扎拉贾特。19世纪末阿卜杜拉·拉赫曼汗统治阿富汗时,曾率十万大军征服了这里,不少哈扎拉人被拉到市场作为奴隶贩卖,这种残酷镇压让两个民族结下血海深仇。
如今的哈扎拉人约占阿富汗人口的9%。普亚的家乡巴尔赫省位于哈扎拉贾特的外延,是个多民族混居的省份,其中哈扎拉族人口约占四分之一。1997年,普亚一家人返回伊朗后,仍有许多亲戚住在这里。当时,塔利班已在阿富汗建立起全国性政权,但巴尔赫省省会马扎里沙里夫在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的控制下形成了独立王国,局势相对稳定,一度被称为“阿富汗破败王冠上的明珠”。
不过,这座城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1997年5月,杜斯塔姆遭到手下叛变后被迫出逃。变节的军官帕赫拉万不久后下令屠杀了数千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这让愤怒的塔利班发起报复行动。1998年8月,塔利班夺取马扎里沙里夫的控制权,进入城中肆意屠杀。
1998年由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起草的备忘录里,一位目击者说:“接管马扎里沙里夫的第一天,塔利班部队没向任何人发出警告,就上街随意滥杀他们看到的人,以及从窗口或站在门口探看的人。被杀者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论种族也不分宗教,连驴、羊等动物也未能幸免……”
塔利班还在市内搜捕哈扎拉人,许多人被立即处决,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也被掠夺。在马扎里沙里夫和巴米扬市的屠杀中,塔利班杀死了约8000名平民,普亚的姐夫就是当时的遇难者之一。
有学者指出,此时的塔利班政权带着强烈的普什图沙文主义特质,对哈扎拉等少数民族抱有敌对态度。在占领的第二天,塔利班任命的省长毛拉·尼亚孜声称,“哈扎拉人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什叶派,是异教徒。”当时塔利班的一名指挥官毛拉维·哈尼夫甚至对着人群声称,塔利班的政策就是“消灭哈扎拉人”。
即使当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哈扎拉人仍然生活在流血袭击的阴影中,更多“敌人”加入了屠戮者的阵营。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在中东崛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将触角伸向阿富汗,同样瞄准了身为“异教徒”的哈扎拉人。
2016年7月,普亚在喀布尔参加了由哈扎拉人组织的“启蒙运动”示威活动,抗议阿富汗政府剥夺哈扎拉人聚居的巴米扬省的资源开发项目。数千名哈扎拉人从达什特巴奇向德玛赞广场进发,当游行人群行至广场时,遭遇了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至少97人死亡、260人受伤。
普亚告诉《凤凰周刊》,当时他们所在的帐篷距离自杀式袭击者只有15米,爆炸后死伤遍地,他帮忙搬运了死伤者。之后“伊斯兰国”认领了这次袭击,而政府早在示威前就发布过恐袭预警,最终却用海运集装箱封堵了示威者的游行路线,人们怀疑是政府怂恿了极端分子的行动。
2018年3月的波斯新年期间,喀布尔哈扎拉族聚居区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33人死亡;同年9月,一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喀布尔一家哈扎拉人摔跤俱乐部中炸死30人,还将爆炸当作“诱饵”引来人群制造第二次爆炸,共致56人死亡。
2019年,哈扎拉区的一家妇产医院也遭到枪手袭击,24人丧生。就在今年夏天,巴格兰省一个排雷工人的工区遭到武装分子突袭,至少10人死亡。目击者说,枪手在现场专挑哈扎拉人杀害。
对哈扎拉人来说,无论在学校、社区、工作地、抗议现场还是运动俱乐部,甚至连出生时都可能被杀害。一些哈扎拉人描述过他们“向死而生”的状态:哀悼因恐袭丧生的亲友,然后为下一次袭击做好准备。
日复一日的威胁让许多人不得不逃离阿富汗。瑞典阿富汗人协会董事卡西姆·胡赛尼在2001年逃往瑞典,当时只有15岁。该组织估计,2015年约有23000名像胡赛尼一样的阿富汗籍“无人陪伴儿童”来到瑞典,70%以上是哈扎拉人。他曾对路透社说,“我们总说,哈扎拉人生来就是一个多余的民族,是没必要存在于世界上的民族。”
尽管2004年颁布的阿富汗宪法给予哈扎拉人平等地位,让他们得以上学、参军甚至进入政府工作,哈扎拉族政客卡利姆·哈利利还担任了卡尔扎伊政府的第二副总统。但阿富汗前政府经济顾问托雷克·法尔哈迪认为,阿富汗政府存在对哈扎拉人“自上而下”的歧视,后者是可以被轻慢对待的对象,“在政府冷漠自私的算计里,哈扎拉人的性命是最便宜的。”
〓 普亚在巴米扬省的班达米尔湖
仍在等待决定命运的时刻
2019年8月,普亚参与制作的纪录片《禁忌的琴弦》在伊朗“真相”电影节上映。影片讲述了四个出生在伊朗的阿富汗哈扎拉难民青年组乐队的故事,他们想在家乡的文化遗产——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下完成首场摇滚音乐会,然而作为难民二代,有些成员从未回过祖国。
普亚说,这个故事是几乎所有在伊阿富汗青年的写照:“这些孩子不想再让社会决定他们的人生,不想再做血汗工人,他们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普亚表示,巴米扬是阿富汗相对自由的地方,有许多歌手在那里演出,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影片中的四位难民青年因此踏上了笑与泪交织的“囧途”。
然而时过境迁,影片完成两年后,难民青年对家乡带着滤镜的幻想被如今逃离阿富汗的移民大军所取代。社交媒体视频显示,自今年8月15日塔利班夺取政权后,大批阿富汗人背着大包小包、牵着孩子前往伊朗,企图寻求庇护。普亚说,他的几位亲戚已经越境进入伊朗,目前滞留在马什哈德附近的难民营里,伊朗执法人员威胁说要将他们遣返。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到今年年底,可能将有50万阿富汗难民出逃,他们大多会通过伊朗和巴基斯坦两个邻国,或暂留在此,或继续向西穿越土耳其前往欧洲,或者在巴基斯坦申请欧美国家的庇护签证。
面对新一轮移民大军,伊朗、巴基斯坦均加强了边境管控,土耳其和希腊则新建了高耸的隔离墙,后者称其“不会成为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门户”。但在挪威难民署阿富汗事务主任斯莱顿看来,“当人们绝望时,边境毫无意义。”
普亚说,他正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滞留在难民营的家人不被遣返回阿富汗。上一次塔利班执政时期,电影、音乐等娱乐被严格禁止,而他在组织大型活动、声援哈扎拉人和妇女权益上一向活跃,还多次在电视上露面接受采访。如果他的家人被遣返,后果将不堪设想。
9月7日,阿富汗塔利班公布了新政权的代理内阁名单,让舆论一片哗然——原本承诺的“包容型政府”中是清一色的塔利班成员,并无其他政治派别、少数民族或女性官员。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相继表态,敦促阿富汗塔利班团结各民族、各派别,组建真正的“包容型政治架构”。
但无论如何,塔利班的执政图景已徐徐展开。与此同时,从赫拉特到尼姆鲁兹,大批阿富汗人仍在边境等待离开;从德黑兰到马什哈德,已经越境的难民们在等待未知的未来;从美国圣路易斯到英国伦敦,随着一小批阿富汗难民的到来,当地人送来的物资堆满了援助中心,让社工们无力招架;在阿联酋一座军事基地,澳大利亚军人为阿富汗难民儿童唱起儿歌,但在这一场景的视频下,网友们抨击该国军人对阿富汗人犯下的“战争罪”……
焦急、恐惧、愤怒、同情或宽慰,对于阿富汗的政权更迭,身处其中或其外的人们有着全然不同的反应,万千情绪堆积在这场危机的上空。而在喧嚣背后,普亚和他的家人们仍在等待决定命运的时刻。
作者丨景诚 编辑丨漆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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