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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话有些特殊——它也被称作普通话。所有讲着其他方言的人都要学习我的方言与别人进行交流。这是一种没有秘密的语言。
主笔|苗千
摄影|肖予为
我开始回忆,口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了一个我会注意到的事情?或许是在我离开家乡去西安上大学时,或许更早。

我出生和成长在河北省承德市,直到17岁时我离开家乡上大学,从此成了家乡的过客。和所有人一样,即使离开了家乡,但我永远都带着一样家乡留给我的印记——家乡话。只不过我的家乡话有些特殊——它也被称作普通话。所有讲着其他方言的人都要学习我的方言与别人进行交流。这是一种没有秘密的语言。
小孩子会把一切都视作理所当然。在我小时候,逐渐习得语言能力,并且拥有了这种终生难以改变的方言(口音)时,并不会问太多的为什么。我当时更不会注意到,自己的祖辈、父辈与自己的口音都有所不同,只会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学校里,老师或许提到过我们所说的是全国最标准的普通话,但我也没放在心上。
幼年的口音记忆
我读过一个从小被一对美国白人夫妻收养的华人女孩的自述。她刚出生不久就被收养去了美国生活,在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小女孩一直到上幼儿园,周围见到的几乎都是金发碧眼的白人,她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直到上幼儿园的那一天,见到了一个和自己长得相像的韩裔护理员,小女孩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奇异的重击。她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白人实际上并不属于同一个群体,她希望找到自己的所属。她在成年之后曾经多次往返中国,希望寻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与这个故事类似的是,虽然研究方言属于学者们的工作,但对于语音语调不自觉的敏感,可能正是人的天性中的一部分。与外貌类似,人在小时候虽然不理解方言的来源和内涵,但也会自然而然地去亲近那些与自己口音相似的人。这大约是人寻找群体保护,增强安全感的一种本能反应。
承德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北京的皇权,围绕着避暑山庄建立起来的一个移民城市。(图|视觉中国)
承德市最著名的景点就是修建于清康熙时期的避暑山庄。与大多数的园林远离市郊不同,这座皇家园林就位于承德市的中心,占据了城市三分之二的面积。其实可以反过来说,整个承德市就是依附着避暑山庄而生,为避暑山庄而建。我家距离避暑山庄的丽正门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可以说是承德市的中心位置。我的小学同学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老承德人”,我们小学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住在我家附近,回想起来我们的口音大约一样。
不过当时确实有一两个同学的口音与我们稍有差异,这种异样感,将近30年之久我居然能一直记得,至今仍然栩栩如生。有一个姓徐的同学,他在说一些元音单字的时候,会自动在字的发音前加上一个“n”音。例如“我饿了”,他会自然地说成“我讷了”。我当时对此颇为不解。后来我又在一些成年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口音,我的父母把它解读为附近某乡或是某县的口音——那些地方是我至今都没有去过的。不过我的那个徐姓小学同学,他家离我家只有几百米而已,他的口音大约是从父辈那里习得的。如果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说实话,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想知道这么多年来,他的口音变化了没有。
一种方言究竟能够辐射多远的距离,如何传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的事情。
由皇权诞生的移民城市
从地图上来看,承德在北京的东北部,处于河北省的最北端。
可以说承德并不属于人们传统认知中那个位于华北平原上的农业省份,它被夹在北京和东北之间。
作为曾经的热河省省会,承德在历史上本就属于东北的一部分——所谓“热河”,这个名字也来自于避暑山庄中一个被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世界上最短的河流。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左膀右臂,人称“汤二虎”的汤玉麟,就驻扎在承德。

位于华北的最北端和东北的最南端,承德受到北京文化和东北文化两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的口音也结合了听起来懒洋洋的京片子和富有喜剧色彩的东北味道,恰好成为了如今通行全国的普通话——做出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简略。
福尔摩斯说,一个逻辑学家能凭一滴水推测出大西洋或是尼亚加拉瀑布的存在。总之,整个生活其实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只要看到了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情况也就知道了。就算没有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但是后知后觉,通过承德市的历史和相关地名以及自己的家族史,我其实可以大致拼凑出承德口音——这种后来被选为标准普通话口音——的来龙去脉。
说着一口播音腔的老奶奶在金沟屯镇的街道上已经卖了几十年的豆腐
承德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北京的皇权,围绕着避暑山庄建立起来的一个移民城市。所谓“承德”,意思就是“承康熙皇帝之德”。康熙皇帝最初决定在此地修建一个皇家园林,除了借鉴江南园林的手法,修建皇家园林以玩赏之外,也是要让清朝的满族贵族们在此练习狩猎。承德市所辖的围场县原本便是一个皇家的狩猎场。可想而知,依附避暑山庄而出现的承德(也被称为热河),最初的一批居民正是由这些为权力中枢服务的军队,以及为军队服务的人员构成。在300多年后,我们依然可以从一些地名推断出当年的情景。在承德市中心有一个区域叫作“陕西营”,很明显,在这里曾经驻扎着一个主要由陕西人组成的为皇室服务的军队。在承德市郊区还有一个地方被称作“鹰手营子”,其来历更是一看便知。
可能正是在300多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或平民,在皇权和金钱的吸引之下汇集在一起。一个全新移民城市的产生,伴随出现了一种当时全国各地方言的大融合。这种融合以北京话为基础,却少了北京话中特有的儿化音,听上去显得更加字正腔圆,能够被大众所接受。
一个简短的家族史
伴随着避暑山庄的修建,承德的诞生,可能诱发了一种全国通用方言的诞生。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当我回顾自己的家族历史,与承德这座小城的关联根本没有达到清朝那么久远。一个小家族在承德的诞生和成长,获得承德人的身份和口音,其实是源自又一次移民浪潮。
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都不说普通话,而每个人的口音又各有不同。我在童年时从未真正思考过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实际上,在我的童年时期,我所遇到的老年人少有讲当地标准普通话的,而是大多说各种各样的方言,因此我家的情况并不算特殊)。直到我成年,以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为观察对象,思考其中的道理,才大致明白了我的祖辈、父辈和我,三辈人之间口音各有不同的原因。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剧照
我爷爷和奶奶的家乡现在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我姥爷的老家在河北省唐县,我姥姥则来自现在属于辽宁省的锦州地区。除了我姥爷因为参加革命早早地离开家乡之外,我的爷爷、奶奶和姥姥,都是在1949年之后,为了支援当时尚存的热河省建设而被调动到当时的省会承德(热河)的。
这几个互不相识、说着各自不同方言的人,汇聚在了这个燕山山脉中一个小小的盆地城市里,希望用自己的青春建设当时尚存的热河省。而随着热河省在1955年被撤销和分拆,他们也都留在了当地,组建家庭,而后又结成了亲家,后来又有了我。这些承德的新移民无法摆脱各自的乡音,他们的子女,我的父辈虽然生长在承德,但是说话的口音仍然会稍微受到父母的影响,直到第三代,才说了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也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说京片子的表妹
我在网上搜索普通话采集地,得出的结果是“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沟屯镇金沟屯村、巴克什营镇、火斗山镇”。我从未去过这几个距离承德市区数十公里的地方,说实话,我也对这个结果充满疑惑。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所说的标准普通话,所覆盖的面积并不算广。哪怕是走到市郊,听到的口音也已经有了明显变化。
我对家乡地理并不算熟悉,但是对老一代的当地人来说,大多可以轻松辨别出周围宽城县、围场县或是承德其他几个县里独特的口音。这些口音和普通话的发音都相去甚远。当然,一个地方的方言或是口音,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如今我偶尔回到故乡,走在街上已经很难听到我幼年时所熟悉的口音了。当年人们选择在某个地区采集普通话样本,随着时间变迁,口音大约随之发生了改变,也未可知。
滦平县金沟屯镇柳家台村是金沟屯镇最外围的一个村子
不过,当我反思自己,观察自己,我也不禁要问:我现在所说的所谓标准普通话,真的就和我从小习得的、承德市的当地口音一模一样吗?说实话,对于这个问题我心里并不确定。和一些老承德人说话时,我听他们的口音亲切,却也能明显感觉到我和他们之间口音并不相同。
记得上大学时我读《小说月报》,看到一位叫何申的作者写的小说,虽然我读的只是文字,却觉得他的用词异常亲切,仿佛能体会到其中特有的口音。我去查何申的资料,果然是承德本地人。他在进行创作时,大量使用承德本地的方言。但是如今要我说出承德的“本地方言”和标准普通话有什么区别,我又说不出来。我想,我现在所说的所谓标准普通话,不仅是来自于先天习得,大约也源于多年来我在外闯荡,不断地自我纠正而得来的吧!
不仅是在承德随着避暑山庄的建造而开始逐渐形成时期,上世纪50年代,外来移民时时刻刻都在进入这座小城,影响着这个城市的口音。其中有很小一部分人,带着特殊的口音和身份,成为了这个小城的居民,他们就是当年离开家乡上山下乡,来自北京或是天津的知识青年们。这些知识青年在离家时大多年纪还小,等到了需要结婚生子、组建家庭的年纪,却发现想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大城市故乡,绝非易事。
《我爱我家》剧照
有的知识青年在当年直接来到了承德。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他妈妈就是一位天津知青,在少女时代离开天津之后便在承德住了下来。那个同学曾经偷偷告诉我,他有天津户口(这意味着他将在天津参加高考,分数线会比河北省低大约80分)。他每年过年时都要和父母一起回天津大家庭,只不过他和我一样生长在承德,并不会说天津话。
有的知识青年则是把承德作为回城的跳板。我姨夫是一位北京知青,在青年时代,他远赴云南西双版纳,还曾经在当地支教数年。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他意识到云南距离北京实在是太过遥远,而想回京落实工作,却又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只能先回到北京附近,在承德一住就是十多年。这期间他结婚生女,我也有了一个表妹。我的表妹虽然生长在承德,却也随着父亲有北京户口。记得我妈妈曾经惊讶地说,我表妹虽然从小生长在承德,却说着一口京片子,真是奇怪!我当时实在听不出来我表妹的口音和我的有什么区别。
大学里的口音博物馆
口音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直到我上了大学。
我上的大学在西安。宿舍里有7个人,除我之外分别来自浙江、陕西、山东、江西、河北和新疆,除我之外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家乡话。说实话,一开始我还觉得这有点不公平。在宿舍里大家都是讲在我听来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真正让我领略方言之神奇的,是在舍友们打电话时。我上大学时手机还不流行,每个宿舍里有一个电话供大家公用。大家打电话,无非是打给家人或是高中时的朋友,这时候讲的就是各自纯正的方言了。
北方方言我大都还能听懂。山东话、陕西话,之前虽然没有身临其境地听过,在电视上却也不陌生。让我奇怪的是河北方言。我那个舍友讲的方言不仅语音奇怪,每个字往往会有让我意想不到的转音,句尾往往还会有一个额外的转音——更奇怪的是他的用词:他会把涉及嗅觉的动作“闻”,说成“听”。我至今不明白,在一个方言中何以能够实现嗅觉和听觉的通感。
《武林外传》剧照
当然,来自浙江或是江西的同学打电话时,我就压根一句都听不懂了。浙江舍友说普通话时,字与字之间并不连贯,听起来像是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快速地向外跳,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而当他打电话讲出纯正的浙江奉化方言,对我来说实在是和听日语没有任何区别了。
在西安上学的四年时间里,我的语言习惯受到了影响,比如一些常用口语完全转变成了陕西方言。“聊一聊”变成了“谝谝”,“馒头”变成了“馍”,还有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口头禅或是脏话,更是完成了“陕西化”。在四年时间里,我们同学之间交流的语言从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变成了更为一致的带有陕西味的普通话。总算是找到了一种平衡。但奇怪的是,当我毕业离开西安,我之前所习惯的带着陕西味道的口音就一去不复返了。毕业之后我远赴英国,我所说的中文,变成了更加标准的普通话。
英国口音,地域和身份的混合产物
我在英国的第一站是利物浦。利物浦大学在英国算不上顶级学府,但是对我来说,披头士、利物浦足球俱乐部,还有著名的阿尔伯特港已经足够让我选择来到这里。不过当我真正来到当地,才明白这个在英国特立独行的天主教城市最独特的,其实是它的口音。
利物浦地处英格兰西北,其怪异的口音足以令全世界的英语爱好者闻风丧胆。本来所谓的英音大约是以英格兰南部的口音为准,人们通常认为相比之下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口音比较怪异,难以理解。但是与苏格兰或爱尔兰口音相比,利物浦独特的口音更加难懂。对于我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来说,无论是在托福还是在雅思考试里都没听到过这种怪异的英语。
《勇敢的心》剧照
当时我的研究组里有一个同学就是利物浦本地人。每当我们开组会时,这位本地同学都会先发言,说出一串天书。随后我的导师便会同情地看着我说,你刚才听懂了吗?我摇头。于是导师就会再用我听得懂的英语口音为我复述一遍。可惜我的利物浦口音听力从未进步过,一直到我毕业。
我的下一站是剑桥。剑桥和承德一样,堪称英国的普通话之都。并没有所谓的“剑桥腔”,因为剑桥口音被当作标准的英格兰南部口音,也正是世界流行的所谓“英音”。难以详细描述所谓英音的特点,简略来说,相比于活泼翘舌的美音来说,英音听起来更为厚重,更依赖鼻腔发音,却也并不难听懂。其实在剑桥的几年时间里,除了导师,我接触更多的还是中国学生,大家交流起来,讲的还是各自的家乡话。
直到到了伦敦,我才知道英国有如此之多的口音。就在伦敦城里,口音也有不下十余种。这不仅与人所在的地区有关,也与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有关。可以说,一个英国人的口音中所包含的信息,不仅与他的出生和居住地点有关,还与他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有关。伦敦东区的工人阶层,大多说一口地道的考克尼(Cockney)口音,而住在城西如切尔西富人区的人,则会说一种完全不同的口音以彰显自己身份的不同。至于尊贵的王室,则另有专用的口音,与牛津腔类似。
《生活大爆炸》剧照
按照英国传统,每到圣诞节当天下午,女王都会在电视上发表致全国的讲话。有人曾经分析过女王在20多年间圣诞讲话口音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女王的口音正在逐渐从牛津腔向剑桥腔转变——这说明英国王室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加贴近人民。
在英国不知不觉生活了十多年。虽然我也羡慕那些有语言天赋的同学,可以说一口地道的英国腔,可是我知道,我自己的语言能力一般,顶多是能和当地人正常交流而已。至于口音嘛,我非常自信自己说的是标准的中国口音英语。
去年,我去加拿大多伦多的表哥家过圣诞节,表哥有两个生在加拿大的女儿,9岁的乐乐和6岁的甜甜,她们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在家里,表哥一直坚持让她俩讲中文。不过当表哥不在的时候,乐乐和甜甜还是喜欢用英语和我交流。有一天,我们一家驾车出门旅行,乐乐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对甜甜说,叔叔说话和我们不一样,他说的是英国口音!不信让他说给你听!无奈之下,我只好转过头,用我想象中最有英国味的腔调对我的两个小侄女说:“What can I do for you,young ladies?”
(本文刊载自三联数字刊2020年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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