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社会上，我们的母校是“政法大学”，校友们更喜欢称“法大”，似有法律至上的意味。被称为“法大八七级”，我们是自豪的。今年是毕业三十周年，八 七级被母校格外关注，几十位同学代表还应邀到校运会上亮相，绕场一周，高呼 “少年归来”。
我曾写过两篇回忆录，编入九年前那本“345”诗社的诗集。一位老师读过 诗集告诉我，发现在那个年代没有读懂我们的内心世界，虽然已尽自己所能，但 在成长的路上没有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希望原谅他们那时年轻、能力不足。他 希望我转告诗社的同学们，我照办了，我知道这也是说给八七级同学听的。仁厚 的老师念念不忘八七级，一直帮助我们，维护我们，就连我们留在校东门的那片 纪念林，他都力争保留。其实他无需自责，园丁已经尽力了，树苗长势如何，还 要看自身的情况和园子内外的环境。
在法大历史上，八七级的确是特别的树苗，我们是昌平的拓荒者，是唯一见 证城乡两地校园发展的一界;我们还跨越两个波澜起伏的年代，从八十年代走进 九十年代。时间愈长，愈能看出我们身上的这些印记。
(二)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们兴匆匆从各地赶到北京火车站，穿过城市，来到山下那片新校园，首都高校中几乎开学最晚的一个(据说工期的缘故)火热的改革年 代，大都市文化氛围，名牌法学院，集体生活，可期待的未来——这些兴奋点暂 时压住初入工地校园的失落情绪。开学典礼来了数十位大领导，彰显当时对法治 的重视，对新校的期望，也给大家打气。老师在课堂上鼓励我们:“你们是未来 的精英”，年少的我们笑了，我们会是精英?
那时的校园，楼房与农舍相邻，黄土与灰墙红顶呼应，背后是树木稀少的军都山，时常有炸山石的炮声传来。巨大的钢梁校门，领袖题字，方正的建筑群， 似乎很有政法风范。八百人同住一栋新楼，宿舍六人间(当时高校基本为八人间)， 试行初级的公寓式管理，不过没有电话机(第二学期有一部)，洗澡最近要到国 防大学，开大会借用那儿的礼堂，运动会要到昌平体育场，而主楼那里还是一个 地基大坑。在一号楼一楼宿舍，我每天望着窗外图书馆工地，期待早日能用上， 现在脑中还是那漫天风沙中建筑工人被吹成秦俑的景象。
图书馆是无缘了，一直用教学楼中的临时图书室。那时还能借出《法医图谱》 这样的精装书，为了训练作为法律人的胆量，我们宿舍几位边吃饭边看恐怖的图 片，但无人能坚持到底。记得后来还有食堂二楼的临时阅览室，座位紧张，多被 爱学习的女生占领。运动场、看台下的澡堂，总算在搬走前用过几次。
入学几个月下来，在那条漫长的“345”路上，我们切身感受到城乡之别， 与城里高校的差距，有些郁闷。学校教工也有些不适应。寒冷的冬天愈发加重外 地同学的思乡之情，我看到这样的课桌文学作品:“昌平凄凉法大荒，无水无电 泪汪汪。飞鸿不敢衔恶信，悄瞒家人度时光......”我猜想这作者大概是南方同学， 饮食、天气的反差进一步加重了工地校园给他的阴影。学校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 广东某男生向校领导诉苦:“我们是越吃越苗条......”我们那两届，大多瘦瘦的， 面有菜色，头发和衣着也是土土的。
(三) 
进入第二学期，大家在学业上渐渐上道了，借书的多起来，研讨学习方法的多了，对授课质量的要求也更高。每有江平、张佩林、田文昌等名师到大专班授 课，座位就被我们本科生占领一大片，大专班同学要经常查我们的学生证。
文化生活从一无所有开始。除了学校的几个活动，第一个学期几乎没有社团 活动，讲座也很少。春天，校园开始热闹了，有关文艺活动、讲座、社团招聘的 海报接连贴在一食堂外。我以为都是自发的，后来陶髦副校长和我们说，他早注 意到新校的问题，他要求尽快把文娱生活搞起来。
那时没有游戏，电影也很少。除了自然风光和古迹，寂寥的昌平几乎没有什 么能吸引我们。除了偶尔进城办事，我们多在校园内活动，学业之余，常见的兴趣活动是读课外书、踢球、“拱猪”、弹吉他，有的练字、写作，也办几种比赛和 展览，对学者、艺术家的讲座也很热心。第二学期开始，有些人陆续学谈恋爱， 有人开始关心食堂的伙食管理，有的研究学生会竞选。大家活动的轨迹渐渐扩大， 山间骑行，长城过夜，还有个别冒险分子去果园偷桃(据说是为体验生活)...... 天热了，有人躁动，因为食堂排队发生肢体冲突，同乡上去“帮忙”，受到学校 的严厉惩处，来自五湖四海，更要和谐相处，这也是青年人要学习的生存技能。
我热衷于书法、写作、宣传一类的活动，有时去球场，但很难抢到球。在这 些活动里，我发现不少同学很有才干，给我以压力。可惜那时的八七级属于上无 老、下无小的一届，缺乏老生的传、帮、带，主要靠自己闯。所以，和前几级师 哥师姐比，八七级略少些文气，多一些率真，更具有开拓能力。
(四) 
在那个年代，人们生涩而有朝气，从课堂、讲座到业余生活，都弥漫启蒙的气息，关于“改革”、“国民性”、“民主与法治”这些话题，法律人的热情更不会 低。有这方面的学习、讨论和辩论，因为无缘城里的交流，资讯不足，难以深入。尽管这样，我们聪明的辩论队员还是战胜了北大，还有我们机智勇敢的女足队员， 多次在外为母校夺冠......八七级人永远是聪明能干的一群，直至今天。
那时，我们使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词，但校园里的市场意识已在蔓 延。有同学到那简陋的酒吧“蓝屋”去打工，还有同学在公寓楼办起迷你吧，到 校外去挣些收入的也有几位。在夜里，房门有时会被敲开，有同学搬进方便面来 卖(我们总是舍不得买)我们诗社也凑个热闹，卖过两次自己油印的诗集。偶有 同学求刻印章，我一概送给他们，有广东同学提醒我:你可以收点钱，至少可以 换一顿“小炒”的。“这个，可以收钱?”我似乎发现了北方落后于南方的原因。
因为校园出行不便，有南方同学购买自行车，在自用的同时公开出租，这也 是很有想象力的尝试。一次课堂上，有位年轻老师对此表示不理解，说他们上学 时都是借自行车，你们怎么还要钱呢?
那时无论是谁组织的，我们一概称之为:“勤工助学”。
(五) 
在昌平偏居一隅，有种疏离感，青年人的诗性也多出几分忧郁、孤寂，这也是此地校园诗人与老校校园诗人的差异。在大二我们创办“345“诗社，社友一 致选用“感觉”这个词作为社刊的名称。新校诗人更关注生命体验，老校诗人的 作品还不同程度带有北岛、舒婷色彩，他们的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解构了，我们从 未写过这类气象的诗歌。在编选诗社二十四年诗集(《那时我们无歌可唱》)时， 我注意到诗社提供的历届诗作中有一首风格不搭，犹豫后还是没有撤掉，后来得 知那作者确是老校八六级那位大师兄，也是我欣赏的诗人，军都山下不会产生这 种风格的诗作，我的感觉是对的。
这个“345”诗社还活着，快有 33 年了，她的创立、对她的扶持，是我和唐 波等八七级同学自豪的一件事。诗社的口号很独特——“‘345’的路就是我们 的路。”——那是我们行走的路线，也是我们的心路。我在九八年的回忆录里写 道:“‘345’诗社为法大文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也许要在若干年后得到证实。” 这些年，我们这些人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块土地上的校园文化提供诠释。
(六) 
二、三年级过去，八十年代结束，一切复归平静，我们长大了。一九九零年秋，实习结束后，八七级搬回学院路老校。这是学校给予拓荒者的特别待遇，是 当年江平校长所作的承诺。
老校园拥挤，房屋、设备老旧，但我们还是很开心，这里能嗅到久违的都市 气氛，有诸多的便利，记得第一个集体活动就是带袖标给亚运会站岗，不久就去 找崔健的演唱会，后来还到校南门老教授家中请教问题。七号楼临近马路，每天 有警笛声，我说怎么回事，他们说我是在郊区呆惯了，听见警笛都大惊小怪。大 家有更迅捷的信息，更多的外交活动，能常拜访同学、亲友，结识新朋友，我们 惊喜地发现，外校女生会敲男生宿舍的门。
在这里，除了几十个研究生，我们又是孤独的一届学子。大家忙着毕业前的 事，心思沉重，不似过去那般联系紧密。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变化，一切都走向 务实。在炎热的一九九一年夏季，我们在酒水和泪水中拥别，校园内的八七级解散了，跨越时空的八七级开始了。毕业第二年，“市场经济”这个词成为全民热点，下海潮开始，我们那个时代彻底终结。
从昌平东关山下到北三环蓟门桥边，自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仅三、四年 光景，大小环境变化如此之快，感觉如同十年。我们随着母校经历两地办学的阵 痛，在法大文化中浸染着，在巨变的气候中调整着，在痛与乐中学习挑战，学会 接受、应对，我们迅速长大。我们见证蓝天和风雨，告别那个无可复制的年代。
罗大佑在《告别的年代》里唱道:“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须诉说 出口”，为何法大八七级人这样成熟，又甘做永远的少年?因为我们四年的青春 有些特别。
那辽阔的天空，苍凉的军都山，孤独的新校园，那小月河畔，穿梭的车辆，拥挤的老学院，那告别的年代，行走的生命，是我们永远的幸福和忧伤。
二零二一年六月于北京
(作者王九川，原名王川，原法大八七级法律系学生，现为北京京都律师事 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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