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有许多不同的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认为收入在50%——200%中位数收入的人都是中产阶级，这一标准被广泛采用，如图所示：
然而中国学者李春玲根据201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CASS-CGSS数据整理了16——74岁非学生人口年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
如果按照布特莱斯50%——200%划分方法，那么年收入7500——30000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中产阶级了。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年收入7500相当于月收入625元，已经接近了贫困线。中位数向下50%是其他国家判断中产阶级的标准，然而在我国已经触碰了贫困线——这说明了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继续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这也说明了，西方学者判断“中产阶级”的标准，在我国并不适用。
对于“中产”的定义，除了绝对的数据还有感性的划分，《美国传统词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相对感性化，指的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中国学者李培林、张翼把按照收入、教育和职业这三个维度分层的测算结果赋予一定权重并叠加计算后，得出如下结果：
可以看到，在综合考虑了职业、教育等因素之后，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在12%左右，如果算上边缘中产，则占到了总人口的1/4。
不过这些数据的划分仅作了解。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来表示收入结构的差距；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用以表示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的差异；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用以表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语境下都会有不同的解释。相信我们每个人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都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大致可以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康之家”等形容词来描述。我们就按照固有的感知来定义“中产阶级”即可，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二）

在历史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跻身“中产阶级”不仅成为西方价值观如“美国梦”的核心，也逐渐成为了全世界诸多无产阶级所心心向往的奋斗目标。在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学者提出过很多诸如“告别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消亡”的理论，同时“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阶级讨论的中心，“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会阶级划分的主流标准，“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说法无论在舆论中还是在学术讨论中都渐渐的边缘化。
实事求是的讲，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经历了经济上的腾飞，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加入到非体力劳动职业群体中，即从“蓝领”成为“白领”。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而“白领工人”则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的诅咒至今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整个社会的上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会沿着两百年前老马画好的周期爆发，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固有矛盾依然无法解决，而一旦经济危机爆发，中产阶级资本就暴露了其脆弱的本质——在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不景气来临之际，有产阶级中，中产阶级是最先崩溃的群体。（至于无产阶级，他们本来就“被剥削的一无所有了”）
上图是美国top1%人群中的收入状况，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都是美国贫富分化、财富集中最顶点之际，也就意味着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达到了最大值。就像我之前的文章写过，封建王朝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会引发农民起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会诱发经济危机。
以美国为例，“中产阶级”是收入负债比最高的群体，2001—2007 年间，“中产阶级”家庭的债务增长得最快。中等收入家庭的信用卡债务早在1989—2001 年间就增长了75%，2008年次贷危机到来最先崩溃的也自然是中产阶级。彼时有关“中产阶级危机”“拯救中产阶级”的呼声在西方社会不绝于耳，奥巴马大选时所打的口号之一就是“重振中产阶级”。现在回想起来，八年过去了，美国经济依然深陷泥潭，奥巴马选举成功之后振奋人心的演讲yes we can在八年之后更成了一种讽刺。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为了救市动用大量资金，然而几乎所有的资金都被用于挽救“大而不能倒”的大银行、大财团。对于顶尖富豪来说，“大衰退”是机会而不是危机，是一个低成本吞并中小资本的绝佳机会。
美国的一些中产阶级在金融证券和房地产上抵押了全部身家，这场金融危机不仅使他们血本无归，大公司的裁员浪潮还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了工作，面对无力支付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美国中产阶级近30年来收入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他们与最富有的1% 巨富阶层收入比，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 1∶80 激增至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1∶650。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新数据，2010 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年收入为49445美元，较之10年前甚至下降了7%。而2011—2012年间，美国最富的前400人的净资产增长了13%，达到1. 7万亿美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仅为1. 7%。
（三）

在马克思著作中文版中，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可以等同为如今中产阶级的概念。1865年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明确指出:“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他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中间阶层在革命运动和斗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社会地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对于中产阶级，马恩首先指出了其软弱性、妥协性，但又肯定了其在一定情况下的革命性。《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这种中间等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中间阶层的左翼提出了普选权和民主改革的政治要求，这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中间阶层至少是其左翼在革命高潮时期可以争取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
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以滞胀为特点的二战后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整个70-8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萧条，然而此时的中产阶级没有选择左翼而是倒向了右翼，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上台，他们在西方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反凯恩斯主义革命”，借经济危机削减福利和工资、打压工会，同时给企业减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1981年8月6日，里根总统毫无妥协余地直接解雇了参加美国航管人员罢工的12万名联邦航空管理人员，撒切尔同样强硬地镇压了英国1984—1985年的煤矿矿工大罢工，并在任内将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打压“无产阶级”的政策获得了在经济萧条中不幸沦为“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坚信，就是这些下层人民的高福利拖垮了整个经济。
然而他们也注定要为这些选择买单，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按照我们第一部分提到的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的计算方法，即中位数的50%——200%为中产阶级，1971年有61% 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而到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51%。以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维护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利益，采取各种方式在生产过程内外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再剥削。当然，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政策改革了凯恩斯主义的种种弊端，促进了经济繁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被奉为“时代的真理”。然而新自由主义打击了劳工力量，降低了工人实际工资，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消费不足，促进了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和金融化，马克思所支出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根本矛盾更加激化。而华尔街寡头为了追求疯狂的利润，玩出了许多金融衍生品的花样，更加加剧了经济风险，于是2008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四）
相比较美国中产的逐渐衰落，中国中产却在迅速壮大。根据《经济学人》此前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将超过4.7亿，占比总人口的33.6%。
中国中产的崛起是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密不可分的，曾经众多技术的普通人，在下海潮、经商潮、外向型经济、互联网崛起中抓住了机会，一举过上了中产乃至于富裕的生活。
如今，大多中产在一线或二线城市扎根立足，有一套或多套房产，每月都有着不错的经济收入。但作为社会的夹层，中国中产的壮大也面临着欧美中产同样的困境。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是掩盖不住的担忧。
毕竟上有老下有小，甚至还有几只宠物在家嗷嗷待哺，他们不能倒下；要维持高消费和高品质的生活，就必须在职场不断向上爬以防被淘汰；会挣钱也很花钱的他们必须要学会理财，只有资产保值增值了，才能跑赢通货膨胀......因为害怕无法长久维持精致的生活，所以难免产生焦虑。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前不久看到一篇关于赴英治病人群的深度报道，他们原先都属于中产阶级，却一夜返贫，让人唏嘘。
主人公之一王成，是南方一家公司的中层，他奋斗了20年，有两套房，家庭总资产过千万。然而，平静又富足的生活却突然被打破。7岁儿子患上白血病，他只好卖掉房子和车子，带着儿子远赴英国求医，家庭资产近乎“清零”。
只有当最爱的人进了ICU，才会真正理解，用钱买命到底是什么感觉。所以有人说，中产也不过如此，还不是扛不住一场大病？但凡家里有一人住进ICU，连2个月都扛不住。
中产和无产之间不过隔着一场大病罢了。
表面看并不缺钱的中产，在大病面前真的就如此脆弱吗？
之前一期访谈节目中，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健接受了凤凰卫视采访。
他在节目中说到，“60%的人将60%的积蓄用于生命的最后28天”。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
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即使是中产阶级，也根本无法承受一场大病带来的经济损失，不管是孩子、自己还是父母。
医疗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越来越多新型抗癌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延长了患者寿命。但这治病太贵了，一片抗癌药上千，一个月药费好几万。
医疗纪录片《人间世2》中33岁的复旦大学闫宏微，被诊断为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最凶险的那种。靶向药，几乎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她跑到香港买帕博西尼，一盒30000块，21粒，平均一粒1400块。
在这样的花销下，有几个家庭能经受得住呢？
我们谁都不希望意外发生在自己身上，但生活不是剧本，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原理：木桶能盛水的多少，是由这个木桶中最短的木板决定的，所以它又被称为“短板效应”。
家庭最底层的保障没有做好，辛苦打拼积累的家庭资产也会随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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