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要警惕的，不是什么极左，而是以去年华人川普粉丝为代表的极右翼群体。这些人是比班农更激进的班农主义者，他们非常乐意看到美国对中国释放敌意，乃至爆发武力冲突。这是危及世界根基的危险。但这些人不在意。只要美国像对伊拉克、伊朗、阿富汗所做的那样，宣战或进入实际的武力对峙。这些人中间，基督徒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居多，非常不幸地，他们已经沦落为和平的敌人。他们的缺点是自以为善良且实际上过于幼稚。历史与哲学是不同的学科。对于哲学，以及神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只要把话说圆了就行。但是，如果我们熟悉历史的话，就会一眼看破各种人造的神话。历史的基本法则是，杀一个人，叫杀人凶手；杀死一半人，就被尊为伟人，供奉在先贤堂里。人类对暴力、混乱和杀戮的迷信，写在了旧约里。
“当达味杀死那培肋舍特人后，班师回来时，妇女们从城中出来，唱歌跳舞，打鼓弹琴，兴高采烈地前来欢迎撒乌耳君王。妇女们边唱边跳说：「撒乌耳杀了一千，达味杀了一万」。撒乌耳因此很是愤怒，这话使他很不高兴，遂说：「给了达味一万，只给了我一千；他所少的只有王位了!」”(撒慕尔纪上 18:6-8)
我的朋友问：“说起塔利班，早前的中国也残忍。我们方言里有个词叫栽，以前国民党反对派就是在山区抓住游击队或共产党员，直接挖个坑，倒栽葱埋里面。
这种杀人法很残忍，不知道这些怎么消失的，讲不清楚。有时候，读历史分析或者一些评论，好像大宪章一签，就河清海晏，像《骇客帝国3》一样的结局就清清爽爽地出现了，是觉得很难相信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发生怎么被维持住，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历史能回答这个问题。1865年3月4日，当林肯宣誓连任就职时，发表演讲。他说：“四年前我就任总统时，同胞们的思想都焦急地集中在日益迫近的内战上，大家都害怕内战，都想避免内战……我国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一是黑人奴隶，他们并不是遍布于联邦各地，而是集中在联邦南部。这些奴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重大的利益。大家都知道，这种利益由于某种原因竟成了这次战争的根源……
双方同读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主祈祷，而且都乞求主的帮助来与对方为敌……双方的祷告不可能都应验。也没有一方的祷告全部得到应验……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心存宽厚，坚持正义，因为主使我们看到了正义……”
但是，林肯没有下决心避免战争。
在正义的名义下，美国一片狼藉，内战死伤严重，创痕累累。由于战胜即正义，谴责战争就成了政治不正确。
托马斯·迪洛伦佐说：“他们（林肯为首的共和党人）完全愿意把奴隶制明确载入宪法，但在征收新近翻倍的关税上，绝不会有任何妥协。这也是为什么必须野蛮镇压北方反战派，就如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并发明一套‘全民团结’的神话。历史学家威廉·马弗尔（著名的林肯研究学者，林肯奖和道格拉斯·索瑟尔·弗里曼奖得主）在他的作品《林肯最黑暗的一年：1862年之战》一书中，讲述了许多关于共和党如何卷入一场斯大林式政治迫害的故事。”
我很钦佩朋友提出问题的能力。极右翼的武器，还是战争，他们自以为的正义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们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战争胜利上，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就宣称这是神意，如果他们一时赢不了，他们就说自己是被迫害的。
如果我们反过来设想历史的话，只要以知识创新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还在，有没有南北战争、一战、二战，世界大抵还是现在的样子，人却会少死很多。哪个国家最热爱发动战争呢？抛开花言巧语，不还是美国嘛。极右翼的朋友们从不珍爱人的生命，如果有什么比“走向奴役之路”还要恐惧的话，那莫过于“走向战争之路”，直到尸体和鲜血渐渐冷却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热情，直到人们淡忘了上一次战争的血痕。
如果你已经投身于某一个阵营，又希望保持清醒的话，那么最重要的，莫过于反复审视自己阵营中的那些神话与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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