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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陈美瑛(May Chen)站在唐人街附近44层住宅楼孔子大厦(Confucius Plaza)外。那天是初选日,街道上挤满了前往投票站的选民和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对于陈美瑛来说,那也是重要的一天,她的丈夫陈兆文(Rockwell Chin)当时正在竞选纽约市议会议员。然而,这个充满希望的早晨却在一瞬间变成了美国历史上的阵痛。
据NBC报道,“我们看到巨大的火球击中了世贸大厦。”现年73岁的陈美瑛说,“我们还以为有炸弹在大楼内爆炸。但随后又看见另一个巨大的橙色火球。”
陈美瑛看着空气中逐渐充满厚厚的灰尘和碎屑,飘浮着塑料燃烧的气味。
“来往的人群仿佛是一具具空壳。”她说,“难以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人们不知所措。”
2021年9月11日,“9·11”事件20周年,民众纷纷来到纽约归零地世贸遗址缅怀遇难者。
当日的惨剧也令粤菜餐厅合记饭店(HOP KEE)的老板彼得·李(Peter Lee)感到震惊。彼得·李的家族自1968年就在纽约唐人街的中心地带经营餐厅。
“我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彼得·李说,“在世贸大楼建成之前,我常常到那附近的空地玩耍。十几岁时,我看着双子塔一点点完工,还会时常去那里参观。然而,突然间,一切都消失了。”
双子塔因9·11事件倒塌时,纽约华埠的8万多居民仅与世贸中心相隔10个街区。然而,在9·11之后的几个月或几年里,很少有人关注在这个人口稠密的社区内生活的居民。外界认为华埠没有受到爆炸现场的影响,因此,华埠的居民获得的资源也相应减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恐怖袭击后遭受的创伤。
“9·11之后,唐人街被忽视了。”麦迪逊社区中心(Hamilton Madison House)行为健康临床主任丹尼尔·黄(Daniel Huang)说。麦迪逊社区中心是曼哈顿下城区一家专注于亚裔的心理健康门诊中心。丹尼尔·黄在9·11袭击发生10年后成为麦迪逊社区中心的一员。
他说:“我仍会听到病人讲述关于9·11的故事。人们会梦到那天发生的事,有些人甚至会做噩梦;另一些人仍在服用精神类药物,仍在接受心理咨询。”
影响唐人街居民的不仅是双子塔倒塌的画面。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接下来几周里,曾经的旅游热门社区陷入了完全封锁的状态中。
“到处都是警察和联邦官员。他们要确保没有居民进出坚尼路(Canal Street)。”彼得·李回忆道,“人们必须出示居住凭证才能被获准进入华埠。”
专家指出,与其他纽约市居民相比,唐人街的居民在9·11后更容易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更持久、更强烈。
“通过对PTSD的研究,我们发现,离事发地越近的人患长期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大。”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New York State Psychiatric Institute)创伤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学主任尤瓦尔·奈里亚(Yuval Neria)说。
一项调查显示,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大约8.2%生活在第110大街以南的居民出现了疑似PTSD的症状。在唐人街中心坚尼路以南的居民中,PTSD的患病率跃升至近20%。
“精神健康关系到人们能否找到工作,会影响其婚姻观,会影响外界看待患者及其家人的方式,认为他们存在缺陷。”奈里亚说。
9·11事件对居民个人健康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对华埠商业造成打击。亚美联盟行政总监姚久安(Jo-Ann Yoo)指出,“由于联通华埠与其他区域的所有通路都被阻断,车辆无法进出唐人街,许多小企业纷纷倒闭,这让唐人街的服装业失去了发展空间。9·11对唐人街造成的是持续的连锁反应。”
当时,近1/3的唐人街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纽约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为21%。
在9·11之后,虽然有专为幸存者提供的心理健康资源,但华埠居民却没有途径获得心理疏导,或无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根据2015年的一份报告,2002年至2014年,纽约市卫生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仅将危机应对协议资金中的0.2%拨发给了亚裔社区。
2021年2月7日拍摄的曼哈顿唐人街。
然而,20年后,丹尼尔·黄认为华埠仍然缺乏心理健康资源,尤其是能熟练运用中文的心理咨询师极其短缺。
即便如此,丹尼尔·黄对未来华埠的发展仍充满信心,他表示,与2001年相比,华埠居民现在更愿意寻求心理健康治疗,这一点让他受到了鼓舞。
仍在华埠生活的陈美瑛也表示,“下一代人以及华埠社区找到了重生的方式,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本文为美国侨报记者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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