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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紫月  编辑｜王莹莹  设计｜孟响 张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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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爽、吴亦凡、赵薇……娱乐圈的风波一个比一个大，有人认为娱乐圈乱象频出不穷，是因为演艺圈被资本垄断了，资本控制了影视制作、发行、放映的全环节，不透明的闭环容易滋生腐败，中国的电影产业可以借鉴美国的派拉蒙法案，将制片公司的发行和放映业务分离。
什么是派拉蒙法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派拉蒙。
派拉蒙电影公司是美国著名的电影公司，创建于1912年5月。比环球电影公司还要早上一个月，在好莱坞八大公司中资格最老。创建之初，派拉蒙就拥有大量的电影院，同时兼营制片业务。
《教父》《阿甘正传》《唐人街》《变形金刚》《蜘蛛侠》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经典电影都是出自派拉蒙之手。
电影《教父》由派拉蒙出品
图片来源于电影《阿甘正传》（派拉蒙公司出品）
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太过于强大了。派拉蒙在1921年就被政府盯上，这也就有了电影史上著名的派拉蒙案。
美国八大电影制作公司垄断市场
为什么会被盯上呢？还得从美国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说起。
20世纪20-40年代，好莱坞的大制片电影公司迎来黄金时期。大的电影公司不仅雇佣了大批为影片服务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还打造了集制作、发行以及放映一条龙完整产业链的商业模式，串联起行业的各个环节，整个市场基本被好莱坞的大制片厂所垄断。
在银行资本的帮助之下，派拉蒙、华纳兄弟、米高梅、雷电华和福克斯（俗称“五大”）通过并购，完成了垂直垄断的控制体系，即制片——发行——放映产业链的垂直控制。另有环球、联艺和哥伦比亚（俗称“三小”），这三家公司虽然没有控制院线，但却在制片和发行方面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这八家电影公司，便是俗称的“八大”。“八大”控制了美国长篇故事影片的生产，它们生产的长篇故事影片占到整个美国长篇故事影片市场的50%-60%，其中的80%-90%都是最赚钱的影片。在发行领域，“八大”均有全国性的发行网络，每个发行网操控着不同地区的影片发行。到了1947年，“八大”之外的全国发行网络只有3个，其余都是州级发行商。在放映环节，“五大”控制的全美“首轮”院线高达70%，1945年，“五大”控制的14%的院线支付了全美电影税收的45%。
这直接导致小型影院和独立制片公司被迫边缘化，失去话语权，任人宰割。当时，独立制片想要借用大制片公司的固定演员或编剧等，不仅需要征得大制片公司的同意，还要支付相当高昂的费用。而影院想要放映大制片公司旗下的影片，则要以支付高额的票房分成作为代价，或直接被大制片公司拒之门外，无法获得放映大制片公司影片的资格。
反垄断部门盯上电影业
而竞争，一直是美国工商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竞争的意识在美国根深蒂固，早在1890年便制定了《谢尔曼法》，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反垄断法。之后，又于1914 年制定了《克莱顿法》，以便能适时打破工业垄断，重造竞争环境，保证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克莱顿法》一落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就鼓足劲加油干，开始起诉各种垄断行为，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为垂直统一管理模式。
电影产业“不幸”中枪，像上文所述它正是垂直整合的典型。
《派拉蒙法案》是美国于1948年5月开始推行的法案，该法案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被迫将电影发行和电影院放映业务分离。但因处于特殊年代，世事变迁，派拉蒙法案从起诉到判决、执行，前后经历了27年之久。
1921年FTC起草起诉书，随后美国司法部起诉包括派拉蒙在内的十家制片厂，经过两轮上诉后，高级法院于1930年判定这十家发行商均违反了反垄断法。
但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让电影工业陷入了经营困难。到1933 年，罗斯福新政实施，发行商寻求《国家产业复苏法案》的保护。为避免反垄断判决给电影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政府采取了非常时期的非常规应对措施:一是宣布法院反垄断的判决无效，二是允许发行商临时运用包租和垂直营销模式。
在非常时期度过之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电影工业获得非常保护就显得多余。政府于1939 年重新启动了派拉蒙案。
案件在纽约联邦地方法院开审，经过审理，法官于1946年1月宣判：
①八大制片厂限制贸易的行为违法（包租、垄断联营协议等）；
②如果“五大”限期终止垄断联营的话，则可继续保有影院；
③勒令建立一个“竞标”系统——通过竞标的方式，出价最高的影院获得放映权。
司法部和“八大”均不满判决结果，纷纷上诉至高级法院。经过三个月的审理，1948年5月，最高法院修正了初审法院的判决。
一方面，最高法院肯定包租行为限制了竞争，构成违法，应予禁止，所有的影片都应单独出售。另一方面，高级法院建议“五大”拆分影院。
该案最终又发回纽约联邦地方法院重审。在重审开始前，司法部鼓励“五大”，只要它们愿意剥离院线，便可从诉讼中脱身。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节省上百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放弃院线将直接影响“五大”的收入，因而“五大”对这一建议并不感兴趣。为保住影院所有权，“五大”不惜重新将案件诉至最高法院。
关键时刻，总是会有人打破“团结”的，雷电华率先打破僵局。雷电华的老板霍华德·休斯于1948年11月突然宣布剥离影院。休斯的这一举动加速了其他制片厂的剥离进程。
雷电华为何突然这么做？这是由于它在“五大”中规模较小，剥离影院反而有利于其改善竞争环境。
派拉蒙紧随其后，于1949年2月同意执行判决。它的妥协同样有其深意。因为派拉蒙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崛起的电视业。
由于FTC有权撤销派拉蒙的电视经营权，派拉蒙最好的选择就是签署协议，剥离院线控制权，而将重点放到正在崛起的电视业。
20世纪福克斯和华纳于1951年也剥离了院线，米高梅则相对较晚，1954年才完成院线的剥离工作。
至此，“五大”完成了派拉蒙法案中将电影发行和电影院放映业务分离规定的执行。
派拉蒙法案给美国电影工业带来什么
派拉蒙法案可谓彻底改变了好莱坞电影的生产、发行和放映模式。
放映部门的分离终结了五大电影公司自拍自放的惯例，影片必须根据其自身质量参与竞争，这给独立制片人和发行商提供了机会，它们的产品不必再受出身的困扰。而此时的发行商急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对独立制片人持欢迎态度。
竞争的加剧以及电视竞争的出现，提升了影院的规格和豪华程度。
由于制片厂不能继续依靠以前的垄断手段以降低影片生产的风险，所以大制片厂放弃了部分影片的生产，从主要的影片生产商转变成了独立影片的赞助者。同时，它们也放弃了合同制度，导演、作家、制片人也相应转变成了自由职业者，这是自明星制创建以来的一次重大转型。
法院通过斩断垂直垄断链条的方式，为电影工业重新带来了竞争的格局。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电影工业的竞争可以为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从生产和发行的角度来看，竞争也能激发企业的创造性，从而保证作为整体存在的电影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派拉蒙法案》的实施，使得独立制片公司和影院得到了解放，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也为后来狮门电影公司以及温斯坦公司等独立制片公司提供了崛起的空间，并为后来的三大院线AMC、Regal和Cinemark形成的格局创造了条件。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垄断的打破和竞争环境的培育，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都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强力主导。
中国演艺圈乱象与疯狂的资本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影视行业存在垄断现象，从文学网站即所谓的IP开始，到制作、艺人经纪、播出、宣发甚至数据，全部被资本方掌握，形成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是不透明的，容易产生腐败。
“在销售中，给的回扣多，即使作品不好也能卖出高价钱，好的作品反而卖不掉。他们会想出一些对老板或者平台有说服力的说法，流量就是其中一个说法。这个明星为什么值这么多钱，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费用去买，因为他有流量。”汪海林说，资本方和制片方就会想尽办法把明星的流量数据抬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邓希泉认为，“资本+流量明星”的无序扩张、过分追求高额回报、社会责任缺失的综合作用，改变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格局，使偶像崇拜的个体化行为转变为组织化行为，由暂时行为转变为长期行为，由精神投入为主、经济投入为辅转变为精神和经济双方面的巨大投入，对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林品认为，急功近利的造星模式侵蚀正常的人才培养机制，业务能力欠佳却片酬不菲的“流量明星”挤占影视项目的制作成本；刷量控评、养号刷分、数据造假等行为让网络文艺批评失去公允的评判标准。
针对饭圈文化、流量经济、艺人失德等现象，国家监管部门集体发声，对数据造假、艺人偷逃税、“阴阳合同”等行为坚决抵制、惩戒和组织引导。8月27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不得利用算法流量数据进行造假，控制热搜、操纵榜单，进而影响网络舆论和规避监管。
在汪海林看来，目前国家对于流量至上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管控，短期内会遏制流量经济愈演愈烈，但仍需加快建立新的质量评估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
“呼唤中国的‘派拉蒙法案’。制作公司不能做院线，经纪公司不能做制作。这样一来，经纪人就会去维护艺人的权益，制作公司就要去和经纪公司谈判，降低艺人的成本，如此才会形成良性业态。”汪海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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