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现在是最火热的话题。
普大喜奔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疑虑和争论，某些极左的声音沉渣泛起，官方反复辟谣，不是二次“杀富济贫”，不是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民间对于均富社会的构建，有呼声，有诉求，是正常的人之天性。公平，是古今中外穿越时空的人性共鸣，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全球化以来特别是疫情大放水之后，美欧日等西方社会都存在两极分化加剧的压力。
中国的资产和收入分化问题更为严峻，世界大型经济体基本分三类：
1）日本欧洲（以及我国台湾省），由于过早走白左道路，福利社会，收入结构更类似于理想的枣核型，但不理想之处在于，激励不足，抱残守缺，经济创新和效率受损，在新世纪的互联网革命浪潮中远远落后。
2）美国相对尊重市场机制，更注重无形之手和原始的一次分配，各阶层收入差距较大，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型。新世纪的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加速了财富分化，这也是近年来美国社会民粹化浪潮勃兴的底层逻辑。均富，平权，走欧洲道路，成为民主党建制派的政治纲领，更为激进的则有桑德斯“劫富济贫”的革命主张。

3）中国最为复杂，既有最大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普遍低收入的特征，同时也受益于全球化和互联网，造富效应一枝独秀，独角兽公司和超级富豪数量比欧美不遑多让。例如拼多多的黄铮，80后，创业五年就晋身千亿富豪俱乐部，造富速度令Old Money瞠目结舌。中国的收入分布结构，通常都说是金字塔，其实并不准确，美国是金字塔，中国的塔形非常陡峭：塔尖精英极有钱，富可敌国，中国福布斯富豪数已超美国，但高收入群体占比不高，大部分人口都沉淀在中低收入阶层，与其说是金字塔，更像是一枚图钉。
图钉型的收入结构，是中国社会内在关系极为紧张的根本原因，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戾气深重。对中国社会来说，收入分配的紊乱确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纠结之处在于，一方面，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拉大，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早已触及0.45的警戒线；另一方面，中国的特殊国情，稍一触及“均富”就会引发“政策变了”的非非之想，“吃大户”风潮蠢蠢欲动，历史的惨痛教训使得决策层投鼠忌器。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本质特征。总工程师当年对改革的设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并把这看作是改革的“两个大局”。
之所以必须容忍“先富”，带动“后富”，是因为此乃社会发展的铁律，都是这么一步步来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必然意味着优胜劣汰，贫富分化，就像任何领域都存在“二八定律”一样。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法律规则面前一律平等，而财富、权力、名望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一定是不平等的，而且是马太效应式的流动。
因此，左右两派都不乏有人批评改革开放，说“先富带后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从来就没有发生过（It does not work. It has never worked）”。曾经有位著名公知于建嵘，在社交平台说：“问题是：先富的人凭什么要带后富，不带如何办？”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先富”带动“后富”了吗？其实已经带动了，这不是基于先富人群的主观意愿，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必然带动后富，想不带动都不行。否则，中国大部分人应当和40年前一样贫困，而事实是大家都远远超越了贫穷的过去，只不过在带动过程中，贫者富裕了，富者更富了。
市场这只魔手是怎么让“先富”带动“后富”的呢？三大效应：
第一，拉动效应
富人有钱后，这些财富无非两个去处：消费和投资。富人再穷奢极欲，消费的财富也是小头，占极小比例，否则就称不上富豪。富人消费是需求，拉动经济，但更多的去向是投资。富人是天然的投资者，而穷人之所以穷，是缺乏资本积累。有富豪说过，家产超过1亿后，对个人没啥意义，就是账面数字，超过的财富用途都是给社会的。富人把钱存银行，是投资，因为提高了社会储蓄率，银行把储蓄贷出去间接支持实体经济；用钱买股票，买基金，做风投，做天使，是直接投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让穷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先富”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客观上都会为社会创造就业，带动“后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移民国家更乐意接纳富人，因为吸引一名富人迁移过来生活、消费、工作、创业、投资，他无形中创造的社会价值高于一群穷人。

第二，示范效应
中国人最爱攀比，虽然导致内卷，但好处是能迅速改变旧面貌。“先富”创造财富的过程，本身是最鲜活的致富课，让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眼红心热，纷纷效仿，于是先后都走向富裕之路。这是先富者的示范效应。
中国很多特色乡镇，就是这么形成的。为什么浙江桐庐成为快递之乡？占中国快递物流近60%市场份额“三通一达”的创始人都来自这里，而且老板们大部分都互相沾亲带故。乡里乡亲，一家摸着致富门路之后，马上一群人一哄而上，你想不带他们后富都不行。同理，为什么连云港民营药企扎堆？为什么山东曹县成为汉服之乡？为什么义乌成为世界小商品之城？……这些特色产业集群都是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有个屁文化渊源，原因很简单，亲戚邻里之间羡慕妒忌恨，比学赶帮超……
第三，慈善效应
真正的富人，吃喝玩乐，物质消费敞开了也花不掉财富的零头，酒色财气之外必有精神追求，信个教，拜个佛，修修祖坟，搞搞风水……更上层次就是追求名誉和社会地位，追求不朽，自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共同发起“捐献誓言”（The Giving Pledge）以来，越来越多的富豪把慈善当做一种时尚。富人们意识到：财富增减只是数字变化，如何有意义的花掉财富，才更爽！美国富豪动不动就捐几十亿保护小动物、减少碳排放什么的，令我们这些穷人无法理解。我相信，只要有配套的制度安排，中国富豪的慈善之心也不会比外国人少。第三次分配，先富直接救济后富，这是慈善效应。
搞笑的是，世界首富贝索斯不喜欢慈善，是有名的吝啬富豪，结果离婚被前妻分走一半家产，他老婆是慈善狂人，拿到钱就开始疯狂捐款。

有人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计划经济才会共同富裕。未必尽然，计划经济是大家一起穷，穷得很平等。看似社会结构是一张白纸，其实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社会分层研究》，计划经济的分配结构也是图钉型，只不过不体现为显性的财富，而是隐形的户口、住房、编制、特供、医保等体制性待遇，并且这种身份性阶层固化更难逾越。据他的研究，即便很多果粉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中国的分配结构依然是图钉型，顶层精英纸醉金迷，广大底层卖儿卖女，看看《觉醒年代》，这是导致中国近代转型不断激进化的内在驱动力。
实事求是地说，不能把困扰中国上千年的图钉型完全归责于近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相反，市场经济让社会的总体福祉增加，社会结构是枚图钉，但水位是随着发展水涨船高不断抬升的。
市场经济不完美，但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安排。悖离市场经济，没人创造财富，恐怕更可能的是走向共同贫穷。其实市场经济也讲共同富裕，日本80%多的人口处于“枣核”中段的中产阶级，号称“一亿总中流”，基尼系数一直很低，这符合共同富裕的标准吗？如果这算“共同富裕”，那么日本属于什么主义？
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先富必然带动后富，共同富裕不是同样富裕，共同不是平均，而是在保持差别和活力基础上的公平分配，是基于过程公平的结果公平。
共同富裕的标志是形成蓬勃强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善待中产阶级，扩大中产阶级，下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是推动中国从图钉型演化为金字塔，再从金字塔演化为枣核型，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各阶层乐得其所，这才意味着现代化转型成功。
那为什么现在重新强调“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呢？
我们说的“先富带动后富”，指的是公平竞争合法致富，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创业和冒险，赚取阳光下的利润。这种财富越多，意味着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越高，越应当受到保护和欢迎。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过程一波三折，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权力不受约束，市场高度管制，寻租不可避免。于是权力与财富相结合，滋生出大量灰色地带。很多特权资本，说违法也未必违法，形式上可能程序完全合法，正常的投资入股，但致富机会并不公正，有的人一投就能暴富，隐形富豪由此产生，而普通人永远无法企及这些财富门路，甚至只能在二级市场上当接盘侠被割韭。
权力与资本结合，合法但不公正。某些独角兽企业上市遭紧急叫停，或许与此有关。
旋即决策层因势利导提出“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更像是给这些灰色财富指出一条生路：生于不义，必死于羞耻；薅羊毛者，必成羔羊。钱财乃身外之物，捐了吧，人间正道是沧桑！ 
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慈善文化，杜绝特权经济和贪污腐败，避免市场沦为权力的唐僧肉，才能真正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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