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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戚鹅加入“童伴计划”，成为热水田社区三十多位留守儿童的“共享妈妈”。5年来，戚鹅在与孩子们接触的过程中，产生深厚的情谊。
2017年7月的一天，身为童伴妈妈的戚鹅步行2.5公里的泥泞小道，第一次走访到小月家，她拉着小月脏兮兮的手，问：“你妈妈打电话给你了吗？”小月突然哽咽住，泪水立即涌了出来。戚鹅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但更多的是被眼前这一幕感染，眼泪也险些流出。
凭借此前走访的些许经验，她很快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与小月的爷爷奶奶聊起家常。小月这年9岁，母亲是外省人，生下她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和这个家庭有过联系。她对母亲没有任何印象，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为了方便随时与她联系，爷爷奶奶给她买了一部手机。
戚鹅临走时加了她微信，回去的路上，小女孩那张令人动容的哭泣面庞不断在她脑海浮现。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无助感，唤醒她童年的一些回忆。
手机一直在手心里攥着，犹豫良久，她终于停下脚步，发一条微信过去：“对不起啊，我刚刚不该问你那个问题，你也是我的孩子啊，我可以像妈妈一样爱你。”过了几分钟，她收到小月回复：“谢谢童伴妈妈。”这是她做童伴妈妈第二年遇到的事。
戚鹅今年34岁，穿着红色工作服，扎着马尾辫，笑起来能露八颗牙齿，显得非常和蔼可亲。而这样的形象，起初却是一张生涩紧绷的脸。她家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如今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也是热水田社区235个儿童的童伴妈妈，其中包括几十个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童伴妈妈的另一个说法，即是乡村儿童守护专员。她做这份工作已有五年，除了每个月要完成的至少二十户家访工作，平时她就在村里的“童伴之家”上班。这是一个供孩子们学习、玩耍的场所，每个月戚鹅还要在这举办一次主题活动，陪伴、关心、沟通、教导，与孩子们的感情正是在这里酝酿出来的。
五年来她对自己的工作早已熟稔于心，与孩子们的关系也从形式深入到内心，变得更为牢固。但在她工作之初的两年，面临的尽是未知的困难，每克服一个困难都像是要翻过一座大山。
戚鹅儿时也是一名留守儿童，成长经历决定她的性格偏内向，与陌生人说话常常紧张、害怕，甚至因想不到要说的词语而停顿许久时，巨大的无助感便会袭来。她老公是在当地长大的，与村里人比较熟，每次到村里走访她便拉着老公一起，一是给自己壮胆，二是老公可以帮忙拍照。
图 | 家访中的戚鹅
“我叫戚鹅，是我们社区的的童伴妈妈，负责儿童相关工作，我会努力给予孩子们关爱和陪伴……”在视野范围内的老公让她感到心安，紧绷的面容稍稍松驰下来。她需要说服家长给孩子完成入户，填写三个表，表里有孩子的基本信息，如家庭情况、经济收入、学习和身心健康状况等，最终全部建档。
一些家长并不信任她，不断地问，填这些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物质帮助。多次走访后，有个家长直截了当地说：“以后不要再来了，又不给钱。”这样的话让戚鹅面红耳赤，她一边克服打退堂鼓的念头，一边向他们解释她的工作性质和意义。孩子们的警惕心也很强，无法理解她的不明身份，拒绝拍照，一见到她就偷偷躲进屋里，把板凳也藏起来。
被拒绝的感觉太难受了，血液涌动到面部，灼烧感像是挨了一巴掌。陈立是个9岁的男孩，父母在福建打工，父亲肢体有残疾。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特别好动，从不会安静地待几分钟，看上去攻击性很强，眼神里常常透露出拒绝他人靠近冷酷的。
为了接近他，有一次戚鹅买了棒棒糖去他家，他吃完糖，还是拒绝拍照，然后跑进屋里躲着。她克服想要退缩的心理，拉着老公不断往返这2.5公里的路程，终于在第四次去时完成了这最后一户的建档工作。
一个月里，戚鹅完成115户235个儿童的入户工作。百分之九十的家庭都挺配合的，剩下的百分之十比较难对付，但完成任务后，她初步摸清与他们沟通时的边界，信任和同理心缺一不可。但迈过这个门槛后，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村里的“童伴之家”有两间小房子，一间存放书籍和档案，另一间是儿童活动室。活动室里有四张红绿色桌子，十多把颜色鲜红的椅子，墙上画着一棵树，象征着生命之树。戚鹅每天都要在这里办公，带孩子们看书，辅导他们做作业，教他们画画、下象棋、拼图。
图 | 童伴之家举办活动
每月举办一次的主题活动，对她来说是最困难的。她完全不知道活动方案该怎么写，流程怎么安排，要采购些什么。在这种手足无措中，没能上大学这件事像一根针，不断刺痛着她。每次举办活动她都手忙脚乱的，匆匆结束后又很懊恼，办的不好，感觉自己不适合做这份工作。于是打退堂鼓的念头愈加强烈，“很无力，常常会有放弃的念头。”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人得知情况后，过来给她做活动方面的培训，针对每一个流程进行详细讲解，甚至来活动现场指导她如何开展活动。逐渐把她引导到正确的操作轨道上。这种技术上的帮助，支撑她坚持了下来，那紧绷的面容也逐渐放松，露出有八颗牙齿的灿烂笑容。
直到与孩子们相处两年后，戚鹅才真正感受到他们的认同。
有一天陈立的爸爸从福建打工回来，在街上给他买了一根冰棍，戚鹅也在街上走着，陈立突然跑到她面前，把吃了一半的冰棍递给她吃。这一刻她万分感动，“以前他见了我从不打招呼，都是躲在爷爷后面，而这半块冰棍让我措不及防，感觉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意义。”
出生于1987年的戚鹅，家里有六个姐妹，那时计划生育很严，在她四岁的时候父母就躲在贵阳、福建等地打工，一躲就是十几年，每年回来一两次，有时一年也回不来一次。
作为留守儿童的戚鹅，从小缺乏父母的关心和陪伴，在她的印象中只是有父母的存在，尚不知父母意味着什么样的责任。她和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自小就懂事，为人诚实。有一次，邻居说她偷了他家玉米，奶奶拿着棍子在院子里追着她打，其实她根本没偷，至今不明白邻居为何这么冤枉她。
跟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比起来，她常常感到孤独，这种孤独在童年漫长的时光里被无限放大。注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傍晚坐在村头，看着夜幕一点点垂下来，她像是在期盼着什么。最终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如今她在“童伴之家”里的留守儿童脸上，仍能捕捉到自己儿时的那种感受。
当上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蔓延到下一代人身上，一些创伤便会持久作痛，无力阻止。从2008年开始，戚鹅陆续生下三个孩子，每个孩子出生不久后她都要出去打工，挣取奶粉钱和日后上学的费用。远在他乡，她对孩子的思念日渐浓烈，自己孩童时代的成长经历在梦里不断出现，醒来常常惊出一身汗。
她不想让留守儿童的经历在自己孩子身上再次上演。和老公商定，不能再把孩子们独自留在家中，哪怕贫苦一些，也要给孩子们关心和陪伴。在福建的一间民工出租屋里，他们不断就此事争论，最终老公妥协了。两人收拾好行囊，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起早贪黑地做起蔬菜生意。虽然很辛苦，挣得钱也不多，但每天回家看到孩子，所有疲惫都化为乌有。
做童伴妈妈的机会出现在2016年春节前。村委会的人跟她说，有一个儿童主任的工作，相当于一名老师，你愿不愿报个名？戚鹅儿时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读到高中时因家境贫穷而辍学，没能上大学成为她不愿提及的伤痛，后来又自考了函授。对于这份工作她没多想，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也没问工资待遇，报名后没多久果真被录取了。
随着工作逐步取得进展，她意识到这份工作最直接的意义，既能在家照顾自己的孩子，让他们避免成为留守儿童，又能照顾村里数十位其他留守儿童。“等于把自己的价值提升了很多倍，何乐而不为呢。”
戚鹅刚开始做童伴妈妈那年，热水田社区还是个村子，村民住的是一些破旧了老房子，近几年才拆除重建，并改为社区。社区共有355户，1500人左右，除了多数正常家庭的孩子，另外还有38个留守儿童，7个困境儿童，1个残疾儿童。
一个月内完成115户235个儿童的建档工作后，戚鹅逐渐掌握一些技巧，并明白自我身份的意义。只有完成建档的行政工作，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童伴妈妈，最后才是一位老师。
档案里，孩子们被分为一般儿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这种划分是严格保密的。一般家庭都比较配合她的工作，不配合的她也能理解，例如服刑人员家庭、父母离异家庭、父母或者孩子有缺陷的家庭，他们会刻意隐瞒一些事情。这种情况她不会直奔主题，取得他们的信任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而保障好这类家庭和孩子的隐私，是取得他们信任的基石。
在与留守儿童的接触中，戚鹅会用本子记录一些问题。她观察到，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问题，因父母无法陪伴左右，或关系破裂，多数长辈只会采取粗暴式家庭教育，再加上家境贫困，导致他们内心胆怯、自卑。
戚鹅家离热水田社区2.5公里，开车要十来分钟，她每个月至少要家访二十户，平时孩子们要上课，一般是周末去，这样才能见到孩子。家访的目的之一，是帮家境困难的孩子申请扶助金。
张娟有两个哥哥，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此后母亲没怎么回过家，父亲一直在福建打工。那年父亲回家过春节，吃了团圆饭，看了春晚，在正月初二的晚上一睡不醒。
戚鹅到达张娟家里时，看到门口围着一群邻居，张娟和两个哥哥在家徒四壁的屋里嚎啕大哭。她把张娟搂在怀里，泪腺再也承受不住，悲伤的气氛再次唤醒她童年孤独无助的记忆。这驱动她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关心爱护这些孩子。她在档案中把失去父母的三个孩子分为困境儿童，加上爷爷奶奶，五个人都上了低保，每月能领取1200块钱。另外她还帮助孩子们申请了困境儿童津贴，在低保的基础上，三个孩子每个月能多领一百元。
那段时间，为了办手续戚鹅频繁出入张娟家里。刚开始张娟和其他孩子一样，不敢亲近她，在童伴之家的活动上也很不积极，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戚鹅鼓励她多多发言，和小伙伴们一起互动，还找来几个跟她同龄的孩子陪她玩。张娟正在悄悄改变。
有一次戚鹅照常去村里家访，张娟和几个孩子正村头摘果子。看到戚鹅，他们蹦跳着过来，嘴里喊着童伴妈妈。这时候张娟第一个跑到她身边，把两个青苹果举到她面前，脸上露出如她手中苹果一般青涩的笑容。
图 | 戚鹅和张娟
由“童伴妈妈”与孩子们链接起的关系，在戚鹅眼里并不脆弱。“哪怕有一天我不做这份工作了，这份母子、母女情谊也会一直在，我还是会经常去看他们。”
热水田社区位于七星关区海子街镇，当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森林覆盖率较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于生态疗养、避暑度假，被誉为“中国十大避暑城市之一”。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七星关区地下还有热水，近些年一直说开发温泉，由于资金不到位项目一直没做成。
一面是宜居的气候和丰富的资源，另一面则是当地的贫穷，直到去年3月，七星关区才退出贫困区序列，实现脱贫“摘帽”。毕节是贵州的劳务输出大市，每年有180余万人外出务工，务工地点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这就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问题。
近十年，毕节市留守儿童多次被媒体报道，涉及中毒、自杀、被猥亵等问题。毕节市留守儿童的福利保障，也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多年来政府、学界、公益机构、媒体以各种形式赴当地对这一群体的现状展开调查分析。
放眼全国，留守儿童状况也十分堪忧。一份全国妇联的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逐年上升；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全国抽样调查也显示，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戚鹅作为一名童伴妈妈，正是当地政府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确立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童伴妈妈项目采取“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为农村留守、困境、重病重残等儿童开展关爱服务活动。事实证明，没有学血缘关系的母子、母女，不仅能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能产生深厚的情谊。
“童伴之家”是戚鹅和孩子们接触最多的场所，五年来，感情在这个“家里”悄悄升温。她日常上班地点就是村里的“童伴之家”，基本每天都要来的，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两点半开放，下午四点到六点半开放，周末全天开放。
图 | 戚鹅为孩子过生日
一般中午过来的孩子比较多，有的孩子家离学校较远，中午就在童伴之家学习、休息。戚鹅很珍惜这样的相处时光，和他们聊天，玩游戏，指导他们写作业。周末，她会把自家孩子带过来，他们与这里的孩子们相处融洽，也会帮忙打扫一下卫生。她教自己的孩子多帮助他们，不要歧视，要学会尊重。
当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和村里的孩子共处一屋时，时常感到欣慰，这意味着她当初做出回乡工作的决定正确无疑。“他们都有妈妈了，都不再是留守儿童。”
像戚鹅这类童伴妈妈，海子街镇共有四个，分属不同的社区，另外还有邻乡的一位童伴妈妈和她们走得很近。五个人建了个群，她们常常一起去采购“童伴之家”的儿童用品，在群里相互交流工作经验，一位童伴妈妈做主题活动时，另外几位会帮忙出主意。自然少不了分享自家孩子们的故事。
最近戚鹅向其他几位童伴妈妈讲了小月的故事。
那次小月落泪过后，戚鹅又去她家走访了几次，此前不爱来童伴之家的小月，来的频率多了起来。但她还是不爱说话，总是一副怯弱的样子，举办活动时不爱主动回答问题。
后来戚鹅给她安排一个小职位，让她专门负责图书登记工作，给她几张表，小朋友过来借书时，她来登记对方的信息。“她做的挺好，很负责，性格也比以前大方多了。”

今年母亲节活动，戚鹅鼓励她站起来表演一个节目，这次她终于站了起来，背了一首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前四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

背完后，童伴之家的小屋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墙上画着的生命之树，仿佛也在春风里摇动。

*文中小月、陈立、张娟为化名。

过去几年，有超过13亿笔来自天猫淘宝的商家爱心捐赠，支持了超过52.5万名乡村儿童的陪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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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吴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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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留守儿童
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