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看过很多,但有群家长显得特殊。他们原本生活在北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殷实的经济基础,有实力让下一代在北京很不错的学校入读,但这波家长却纷纷选择“南迁”,举家奔赴江浙沪一带。不满于北京的双语学校;害怕孩子分流到职高;想要追求更理想的教育......不同的理由和原因,汇聚成了共同的目标:“逃离”北京。在陌生的城市,他们是否探寻出关于教育的满意答案?
作者:阿尔山人
本文原文来自:阅读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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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对于雨溪一家来说,2021年的夏天是整个家庭浓墨重彩的一笔。
6月时候,飞机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南方温润的气流渗入肌肤,路边的香樟树长得茂盛,雨溪一家推拉着行李箱,踏入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
车一路往城市中心开,沿路是别墅,干净的街道,宽敞的马路,“感觉很像北京的顺义”,这是雨溪对宁波的第一印象。
在全家候鸟般搬迁至宁波之前,雨溪和先生在北京生活了15年。大学毕业后,他们从江苏来到北京打拼,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十年里,先生的事业版图也在随之扩充。
拥有还算充裕的现金流、在顺义区高档的小区购置房产,儿子乐乐出生后,雨溪成为了全职妈妈,也成为媒体笔下的“顺义妈妈”一员。
生活在顺义,即使不去打听彼此的隐私,大家对彼此的经济实力或者学识背景也心照不宣。
生儿育女后,共同的话题把妈妈们“链接”在一起。在乐乐一岁多的时候,雨溪与其他妈妈聊天,第一次听说到“国际学校”,种子就此生根。
雨溪和先生自小是在当地区重点读出来的,虽然他们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但他们却并不认可这样的教育理念,甚至可以用“厌恶”来形容。

乐乐在两岁多的时候,雨溪和先生开始为他找寻学校,目标是民办双语学校
雨溪做了很多功课,花费了很多时间,但名单上的长串学校名字,她一家家“探校”,一家家打下叉号。
雨溪观察到顺义区带有幼儿园的十二年一贯制双语学校鱼龙混杂,“好多学校就是请了一帮外教,就打着双语或者国际学校的旗子”。另外一种情况是,在高年级阶段,为了冲刺升学率,不少学校会让孩子去刷题,“我知道很多双语学校的创办人是体制内学校出来的老师或者校长,如果用公立学校的那套教学模式和思维方式,去教国际学校的课程,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有时,择校不仅仅是师资和教育理念的抉择。
在顺义区后沙峪,坐落着一所顺义家长挤破头想要涌入的双语学校,它不仅口碑好,也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它一年学费是三十万,但真要一年读下来,可能就要四五十万了。”
“打红叉”的理由包括教师更替频繁、最好的师资团队全放在高中,以及在雨溪看来,那所学校名流家庭云集,好多小孩毕业后,都会有家族生意继承。哪怕没人愿意承认,但学校家长们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就算交得起学费,也不意味着你就真的踏入了他们那个圈子”。
14岁的笙然在去年夏天刚结束了这所学校的学习。
作为一名中学女生,和其他选择这所学校的同龄孩子一样,她兴趣广泛,自小学过壁球、古筝、声乐、马术、还进过学校校队,打过排球和篮球。
有一年的假期,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去龙泉拍摄关于记录青瓷历史的纪录片,从脚本到镜头再到最后的剪辑,几个中学孩子完成了一部记录短片。
“大家都太优秀了,各方面被完全碾压”这是笙然对当时同学的评价,“我们班同学好多都是七八年级就托福115以上,打校队也打得很猛,各方面全面发展,绘画又很强,有很多作品。”
不过,不同于雨溪一家,笙然一家从北京来到江浙一带定居,更多是出于家庭的原因,“因为爸爸在两年前来到了苏州工作,如果我和妈妈在北京的话,一家人会长时间见不了面。”
考察了江苏一带的学校后,笙然选择了地处于昆山的一所美式寄宿学校——上海华二昆山国际学校。
笙然也会偶然回忆起在北京顺义的求学生活,但是面对新的环境,笙然适应得很快。
02.
十多年前,徐慧带着刚刚幼儿园毕业的儿子浩浩,从生活了多年的北京搬迁到上海。
这个决定曾经遭遇到家人的劝阻,他们担心茫然“闯入”一个陌生城市,会影响到徐慧的工作,也对浩浩即将就读的学校充满顾虑。
但徐慧内心明白,这并不是一个“茫然”或者轻易的选择。
曾当过大学老师,对国内外教育体系有自己的观察和了解。因此,在浩浩读幼儿园的时候,她就考虑好要让孩子走体制外路线,等到浩浩五岁的时候,适逢工作契机,她飞到香港

香港的国际学校体系完善,走在前沿,在考察的过程中,徐慧知道了一所叫香港汉基的学校,学校的教育理念一下子击中了她的心,然而这所学校很多孩子在两三岁时就在排队了,徐慧这才了解到香港的国际学校都要提前规划,“我们五岁去已经太晚了,肯定进不去。”
从香港“打道回府”后,徐慧开始了漫长而繁琐的“择校史”,她想找一所跟汉基有着类似理念的学校。
“我前前后后看了将近三十所。”
除了实地探访,在很长一段时时间里,徐慧混迹在BBS里,搜集讯息,打探各种学校的”风评”,但结果让人失望。
师资来路不明,课程体系混杂,甚至好多学校连自己的课程体系都说不清楚,这是徐慧对当年北京双语学校的感受,“学校的风气也不太好,因为私立学校学费贵,大家都有点非富即贵,攀比什么的,我不太喜欢这几点”。
除了师资和课程,理想的双语教育应该是启发式教育,但也不能丢失中文母语教育,这一点雨溪和先生也认同,“培养有国际思维和国际视野的中国人,走出去了,还能很好地走回来,而不是培养一个ABC。”
轻车熟路后,雨溪逐渐掌握了探校的“秘诀”。当学校老师引领家长们参观校园时,雨溪见到的几乎都是热情洋溢的课堂,但有一种刻意安排和演练的感受,雨溪会独自“溜”出队伍,往相反的方向行走时,意外的是,她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课堂松散,老师也不再那么深情并茂,“看到的几乎都是不怎么负责任的老师。”
几年的时间里,雨溪和先生几乎看遍了顺义区所有能上的双语学校,但都不尽人如意。在朋友的一次推荐下,他们来到了朝阳区的一所新建立的双语学校,收获降临。
一所叫赫德的双语学校,各个方面都符合雨溪和先生的期待,但眼前的难题也显而易见。如果跨区域上学,他们需要朝阳所在地的纳税和居住证明,“要么卖房,要么我老公换工作,成本都太大”雨溪说,“而且我们想选择一贯制的学校,它只有小学部。”
古有“孟母三迁”,如果北京行不通,那么换一个城市呢?
思考这个议题的还有吴宇一家,不过,对于吴宇来说,“逃离”北京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中考普职分流下,他更多的是出自于对儿子未来命运的担忧,“本来想让他大学的时候出国读书,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担心他高中都考不上。”
与其说逃离北京,不如说是逃离体制内残酷的教育竞技。
眼看中考在即,时间刻不容缓。吴宇在今年频繁联系南方的朋友,他听说江浙一带新建了很多不需要学籍条件的寄宿制双语学校,他像“雷达”一样,四处搜集讯息,“等找到满意的学校,就把孩子送过去。”
03.
在搬迁到宁波前,雨溪还探访过海南的私立学校。
他们在海南购置了海景房,推开窗就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大海,每年寒暑假他们一家会飞到这里度假。但这座城市更适合放松和休闲,国际教育发展还相对滞后,雨溪在这里也未能找到满意的学校。
疫情成为了转折点。
2020年,因为疫情全国爆发,先生不用坐班,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家几乎都不在北京。疫情缓和后,先生的工作发生变化,不再需要呆在北京,他们联想到赫德在宁波和上海都有校区,而且还都是十二年一贯制,“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不同于入学门槛更高的上海,宁波作为新一线城市,对于外地求学的家庭有着更宽松的政策和更包容的姿态,譬如“在纳税与社保居住条件方面,不会卡得那么严”,因此选择宁波校区成为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回望徐慧一家的“回流”之路,因为孩子浩浩本身是上海户籍,从京到沪,路途还算顺遂。十多年过去,转眼间,浩浩在包玉刚实验学校读十年级了,长成了身体健硕、爱好广泛的男孩。
“学习氛围是很好的,一会这个师兄考上耶鲁,一会那个学姐考上杜克,对他都是一种鼓励,导致他对自己也有比较高的要求。”
吴宇还在观望和探索,江浙一带的国际化学校看得他眼花缭乱,他观察到,就连江苏宿迁,浙江金华、安吉,这些他甚至没怎么听说过的县城也有新建双语学校。
“不要小瞧中国的县城,尤其是江浙沿海一带”,在国际教育行业有着多年从业经历的皓杰感叹道,“江浙一带,就连有些偏僻的小县城,也居住着一批家底殷实的家庭,他们重视教育,愿意花钱把孩子送进双语学校。”
在一份新发布的“中国百强县”报告里,也在证实着皓杰的观点。
江浙繁华千年,衣冠南渡后一直是国家的经济纳税中心。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江苏因拥有最多(25所)百强县成为榜首,浙江拥有18所百强县,位列第二
其中,昆山因亮眼的经济成绩,其GDP在2019年甚至一举超过兰州市、呼和浩特市等省会城市。
“抢跑”的经济实力裹挟着包容的政策、前沿的教育理念,催生了一批国际化学校的落地。
拿苏州来举例,苏州现共有48所国际化学校,仅次于北京(120)、上海(110)、深圳(72)和广州(59)。(数据来自顶思)
如今,江浙地区还吸引着不同品牌学校的“入场”,其中,在未来苏州拥有的国际学校数量甚至有望赶超京沪
04.
稍显残酷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千军万马过独立桥”,当体制内这条赛道走不通时,国际化学校成为众多中产家庭的选择。但是,选择另一条赛道,前方未必是金光璀璨的坦途,相反,它对家庭和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值开学季,不久前,上海浦东机场内“赴美留学生排千米长队值机,十万机票难求”的新闻登上热搜。
在外界看来,这些行为显得疯狂、无法理解,但是对于当事家庭来说,飞往大洋彼岸疫情还在肆掠的美国并不是鲁莽之举,因为这些家庭或许在此之前已经做了多年的规划和准备,已经投入了数百万甚至千万的教育支出,而后方,它们无路可退
这种高要求还体现在,如今海归不再是稀缺品,在工作市场也不再像十多年前那样构成竞争力,类似“花百万留学,回国月薪4500”的报道也频繁诉诸公众。
如何接受支出回报率不成正比,也成为这些家庭要面临的课题。
几年前,雨溪与邻居聊天时,邻居告诉她自己花800万买了一个学区房,邻居认为这是一种聪明实惠的投资。
雨溪持不同的观点,她告诉邻居自己正在看双语学校,每年小孩的教育支出可能花几十万,等大学毕业,加起来预计不到800万。但是邻居反驳,“那最后我还有房子,你的钱花完就没有了。”
如今,北京划片入学新政下,学区房遭遇惨重打击,“那套学区房算是白买了。”
雨溪回忆起生乐乐的场景依旧动容,“十指全开,他的头就卡在那里,医生又塞回去,在我肚子上又划一刀,像拔萝卜一样把他拔出来,差点儿没死在手术台上。”
雨溪说,养育孩子本就是一场不求回报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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