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9分，CNN主持人卡罗尔·林在早间新闻中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屏幕中显示出一幅令人惊惧的景象：一座摩天大楼顶部楼层笼罩在烈火和浓烟之中。林告诉观众，这是一起发生在三分钟前的意外事件，“你看见的显然是非常令人不安的现场镜头。那是世界贸易大厦，我们今晨收到一则未经确认的报告，一架飞机坠入世贸中心的一座塔中。CNN中心刚刚开始报道这起事件，我们正在连线消息来源，确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明显，一起毁灭性事件正在曼哈顿南岛发生。”
2001年9月11日，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是由飞行员迷失方向或经验不足导致的事故还是蓄意为之？无论是在现场的目击者还是电视机前的全球观众都在猜测。一些年长的美国人或许会想起1945年7月28日，一架在晨雾中迷路的B-25轰炸机撞上帝国大厦，导致三名机组人员和11名其他人员身亡的先例。
十分钟后，另一架大型客机飞得又低又快，朝着世贸中心双子塔中正在燃烧的北塔旁那座塔斜冲过去；9点03分，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代号为联航175号航班的飞机以每小时540-587英里的速度，撞进了世贸中心南塔77层到85层之间的位置。确认无疑，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出人意料的是，它仍没有结束——9点37分，美航77号航班撞入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五角大楼的第一层和第二层；10点03分，联航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镇附近的一片空地上。
世贸中心倒塌后，搜救人员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来源：视觉中国）
据前《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米切尔·祖科夫（Mitchell Zuckoff）统计，除了19名劫机分子之外，共有2977人在四架飞机、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遇难。遇难者中有1462人在北塔，630人在南塔，421名纽约紧急反应人员，246名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125名五角大楼相关人员。还有大约6000多人受伤，其中有一些人永远不会康复。另外几千人（大多为紧急反应人员和调查人员）罹患呼吸、心理等疾病。当局估计，在9·11二十周年时，死于与世贸中心爆炸有关疾病的人数将会超过死于恐袭事件的人数。
文明之争：
基督教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东方世界的根本矛盾
许多观察者事后发现，面对这一起美国有史以来本土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行动，美国当局严重缺乏预判和准备——互相配合劫持多架飞机的恐怖主义行动此前在美国从未发生过，无人有此概念。事实上，当时全国上下都沉浸在繁荣和安全感中。正如祖科夫在《坠落与重生：9·11的故事》引言中所写：
“2001年夏天，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对国家现状充满信心，但是，很多人十分享受在21世纪初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生活的特权，或者认为这理所当然。他们享受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不间断的经济繁荣，美国的文化、政治理念和商业利益蔓延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似乎也注定要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2001年9月10日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是美国的第一大隐患。”
《坠落与重生：9·11的故事》

[美]米切尔·祖科夫 著 杜先菊 译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21-1 

威胁来自阿富汗的一个山洞，盘踞在此的是一位名叫奥萨玛·本·拉登的沙特富商和他创立的基地组织（Al-Qaeda）。1998年2月23日，基地组织发出了一道伊斯兰教令，向美国和所有美国公民宣战，不管他们或他们的利益在哪里。本·拉登曾如此评价世贸中心，“这两座令人惊叹的、象征性的塔楼，证明的是自由、人权与人性。”而他想做的，正是通过劫机撞毁双子塔，对美国及其所代表的战后全球秩序予以象征性打击。2001年10月，本·拉登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记者泰西尔·阿鲁尼的采访时说，“这场战斗并不是基地组织和美国之间的战斗，而是穆斯林与全球十字军之间的战争。”
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作者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注意到，上述言论中流露出的讯息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不谋而合——在本·拉登看来，文明之争，更具体而言是基督教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东方世界之间的冲突，延宕千年从未停息。在探究引发9·11事件背后滔天恨意的成因时，不少研究者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教授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看来，这一切要从2500年前西方与东方的现实与思想的分野开始梳理，“基地组织和西方的战争不过是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对抗的最新表现形式而已。”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美]劳伦斯·赖特 著 张鲲 蒋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5
公元前49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发动对欧洲的全面进攻，这场史称“希波战争”的战事是亚洲强国第一次试图要征服整个欧洲。在记录和解释这场战争时，希罗多德或许第一次指出了欧洲人和亚洲人存在着不同的世界观——前者笃信民主制，后者奉行君主制。历史告诉我们，希腊人将自己的政治传统传给了罗马人，罗马人又把它作为遗产赠予了文艺复兴和随后的现代欧洲；与此同时，三大主要一神教在欧亚大陆不断扩大影响力，西方皈依了基督教，形成了基督教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东方世界纷争不断，争夺定义和统治世界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世界曾有过占上风的历史时刻。阿拔斯王朝创造了9世纪-11世纪的伊斯兰文化繁荣期，这一时期始于三位哈里发的统治——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和马蒙（813-833年在位）。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很快从一无所有发展成拥有惊人财富和国际地位的世界中心，吸引着来自已知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在这段时间里，伊斯兰世界大量翻译有价值的外国手稿（据传马蒙做了一个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梦，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搜求希腊语手稿，并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翻译中心），在科学技术的传承与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一书中记录了伊斯兰世界在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比如在曼苏尔的指示下，一部印度数学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阿拉伯数字自此逐步成为全球通用的数学符号；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医院由拉希德建立，中世纪的穆斯林医院先进到会为传染病设置隔离病房，公共卫生的概念也在此期间诞生；两位伟大的穆斯林医生拉奇和伊本·西那分别编撰了《医学集成》和《医典》，这两部汇集已知世界最先进医学知识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取代了盖伦的著作，成为欧洲医学学校的基础课本。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英] 彼得·沃森 著 胡翠娥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01
然而，伊斯兰社会创造出的、曾在各方面都优于同时代欧洲的文化没能延续下去。帕戈登援引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的观点指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分流，不在于它们的信仰存在某种本质性区别，而在于“伊斯兰教使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成了无法分离的统一体”，让穆斯林无法接受可能与信仰相冲突的新知识和新观点。反观欧洲，在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宗教战争、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17世纪科学与哲学革命后，基督教宗教权威不断下降，世俗化进程随之开启。欧洲人开始相信，所有的人类事务只能从人类的角度加以理解。帕戈登认为，这不仅将世俗的欧洲西方世界与从埃及到印度的伊斯兰东方世界带到了历史的分叉口，也加剧了两者延续至今的根本矛盾：
“双方都主张，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更为根本的，自己对宇宙运行规律的理解，适用于全人类。但是，西方人认为，关于宇宙的理解是人类运用理性得到的，没有借助任何神的任何直接帮助；穆斯林则认为，唯一的普世真理，同时也是唯一的真理，出自真主之道。”
至18世纪后期，东西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失衡——1696年沙俄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卡洛维茨条约》剥夺了奥斯曼人在东欧的领土；1718年，另一份屈辱条约使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边界恢复到被苏莱曼大帝征服前的状态；1774年，奥斯曼帝国再次被迫向沙俄求和，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开始自问失败的原因。答案有两个，一是胜利方的突出优势，二是失败方的内在弱点；而后者往往会被归结为社会腐败或道德堕落，解决之道或是净化社会，或是按照字面意思执行神的旨意，以此安抚愤怒的神明。
帕戈登发现，自18世纪后期开始，伊斯兰世界在面对日益强大的西方时一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奥斯曼帝国曾有过现代化改革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奥斯曼人卷入一战导致帝国崩溃，一切都偃旗息鼓。沃森指出，一战导致了某种强烈的幻灭感，很多人对科学文化和物质主义都失去了信仰，战后的伊斯兰世界目睹了两种平行思潮，虽然现代主义在许多领域继续，以创始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却也开始扎根。
从“六日战争”到“9·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全球蔓延
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日战争”）标志着当代中东历史的心理转折点。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大规模袭击，仅用两小时就摧毁了埃及的空中力量。阿拉伯国家约旦、伊朗和叙利亚参战，但同日下午其空中力量即被歼灭。至10日，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经此一役，以色列国的建立以及它以惊人速度发展为军事强国的事实，深深地镌刻在阿拉伯人的心中，他们不仅丧失了军队和领土，更失去了对领导者、国家乃至自己的信心。如帕戈登所说，“当周围的世界慢慢解体时，陷入绝望的穆斯林和曾经的奥斯曼人一样，将目光转向历史，”宗教极端主义开始填补信仰真空。
关于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大胜的新闻报道
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发展与埃及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年游历美国的经历令库特卜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俗社会的信仰缺失和物质主义产生了深深的鄙视，他转过头去为伊斯兰文化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辩护。库特卜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伊斯兰和“贾西利亚”，后者不仅指先知穆罕默德带来神谕之前的蒙昧而野蛮的时期，也指礼仪、道德、艺术、文学、法律等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反对现代技术和科学崇拜，认为科学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他坚称只有彻底反对理性主义和西方价值观，才能为伊斯兰的救赎带来希望。当1966年库特卜被埃及纳赛尔政府以绞刑处死时，他的殉道者身份已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心中不可动摇，他的论述为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壮大打下了基础。
赛义德·库特卜（图片来源：Wikipedia）
在赖特看来，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源自伊斯兰世界在二战后的整体失落感——当全球其他所有地区的民主状况与个人收入都在迅速提高之时，从伊拉克到摩洛哥的各个阿拉伯国家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方面停滞不前。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除去海湾各国的石油收入，总共2.6亿阿拉伯人的出口额还比不上500万芬兰人。赖特分析认为：
“人们的期望不断提高，机遇却越来越少，激进主义通常就兴起于这样的落差之中。在海湾地区，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人口以年轻人居多，他们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艺术极度贫乏；人们的娱乐消遣（电影、戏剧和音乐）不是处在监控之下，就是完全付之阙如；年轻男人不能与女性接触，因此也无法从中得到安慰，并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成年人不识字，这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事。失业率在第三世界中居首。愤怒、憎恨与屈辱，促使年轻的阿拉伯人去寻找极端的出路。”
本·拉登就是这些充满愤怒与屈辱的阿拉伯人中的一员。作为沙特上层社会的一员，他的宗教虔诚与愤怒实属罕见，但和许多充满绝望的年轻沙特人一样，他在二元对立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了慰藉。1979-1989年，本·拉登放弃学业，前往阿富汗参与反抗前苏联侵略的伊斯兰圣战行动。1988年，他在阿富汗建立了基地组织，该组织由年轻、顺从、狂热的圣战者组成，其目标是“树立真理，祛除邪恶，建立一个伊斯兰的国家”。随着1989年阿富汗战争结束和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开始控制阿拉伯世界的战略要地，基地组织转变为一心反美的恐怖主义组织。
本·拉登，1997年（图片来源：Wikipedia）
基地组织声称，“我们的石油”为美国的疯狂扩张提供了能源，赖特注意到，这一话语流露出了某种“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偷了”的不公感。他指出，石油（或其他形式的）国际贸易本应帮助伊斯兰融入一个全球化、公司化、相互依存、现世主义的世界中，积累现代化所需的资本，然而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看来，现代性、进步、贸易、消费甚至是乐趣都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攻击。作为战后物质和文化最强大的国家，推动上述价值观及其运作机制的美国是可能摧毁伊斯兰世界的最大敌人。“如果说美国掌握着未来，伊斯兰激进分子则要拥有过去，通过恢复沙里亚律法的统治，伊斯兰激进分子就能抵御不断侵蚀的西方势力，”他写道。
要成为一个全球性恐怖组织，基地组织还需要突破一些神学障碍，90年代暴力程度不断升级的恐袭行动见证了这一过程。1992年12月29日，基地组织在也门亚丁发动炸弹袭击，该行动的目标原本是美国军队，但死难者中只有一位澳大利亚游客和一名也门旅馆员工。基地组织内部进行了伦理讨论，基地组织圣令委员会领导人阿布·哈耶尔·伊拉克发布了两条圣令：第一条是允许对美国军队发起袭击，第二条是允许杀害无辜者。1993年8月，由艾曼·扎瓦希里医生领导的圣战组织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试图刺杀埃及内务部长哈桑·阿勒菲。它打破了伊斯兰教禁止自杀的强大禁忌，让这种袭击成为了圣战组织暗杀活动的标志。1995年11月19日，圣战组织用炸弹袭击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埃及大使馆，造成16人死亡（不包括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60人受伤。扎瓦希里将伤害无辜者和自杀的合法化逻辑推到了极限，他宣称，虽然爆炸中可能会有无辜者死去，比如儿童和真正的穆斯林，但在敌人太过强大的紧急情况下，不得滥杀无辜的规定必须放宽；至于为了宗教信仰献出生命的袭击者，应当被视作殉教烈士。1996年圣战组织与基地组织合并，扎瓦希里成为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领袖，该组织的恐袭行动自然也得到了上述逻辑的支持。
1996年8月23日，本·拉登发布“对占领两处圣地之国的美国人发动战争的宣言”，称“穆斯林自先知去世以来遭受的最为深重的灾难之一”是美军与多国部队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两年后，基地组织发布的圣令将目标和言辞激烈程度再度升级，宣称将使斗争目标从地区性冲突转向针对美国的全球伊斯兰圣战。在赖特看来，在阿富汗的山洞里向美国宣战的的本·拉登意图对抗的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现代性本身。
然而美国当局一直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威胁性缺乏认知。赖特的调查显示，美国情报部门内部对中东问题了解有限，除了个别敏感度高的人员以外，多数人对中东恐怖主义活动的深度与广度缺乏警惕性，两大情报部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还存在信息交流不畅的问题。1993年2月26日世贸中心地下停车库恐袭事件本应是一记警钟，一位名叫拉米兹·优素福的穆斯林将一辆装着炸弹的车开进世贸中心地下停车库，爆炸炸穿了六个楼层，造成六人丧生，1042人受伤。赖特指出，早在那时，伊斯兰激进分子就存有了发动戏剧性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恐怖袭击的想法。几年后，优素福的叔叔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前往阿富汗拜访了本·拉登，带去了一整套对美国发动袭击的方案，其中一项计划就是训练飞行员驾机撞毁建筑物。本·拉登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9·11”的种子显然已经埋下。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浓烟从世贸中心北塔滚滚而出，15分钟后第二架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击世贸中心南塔。（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人在震惊与恐惧中意识到宗教极端主义的火焰还是烧到了美国本土。世贸中心的死难者来自全球62个国家，他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年龄、性取向、文化背景、职业和生活方式，是全球化让他们在这个命定的灾难日齐聚于此。在赖特看来，仅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基地组织瞄准的目标是美国，但它却击中了全人类。”
“9·11”之后

祖科夫认为，“9·11”给美国带来的创伤之深，让这个日期成为了划分当代美国人生命经验的最重要坐标：
“每一天的经历都划分为9·11之前和之后，每一天，人们都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安全检查点都带来了物理上的变化，而每一次提到‘国土’，又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在9·11事件之前，美国人很少使用‘国土’这个词。”
在这起美国史上最致命的恐怖袭击发生的五天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我们知道，美国人民知道，这场十字军东征，这场反恐战争，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认为，如果白宫多研究一点历史，小布什总统恐怕就不会如此轻率地使用“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因为即使是最温和的穆斯林，也会出自本能地从这个词联想到历史上的西方侵略。
而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角度来说，美国当局的反应或许反倒印证了他们的观念——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永恒战争一直在进行当中。同样也是因为对历史缺乏了解，美国轻率地发动战争，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纷乱时局的泥潭。直到9·11二十周年，美国才完成阿富汗撤军，但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孱弱国度。
在帕戈登看来，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向西方揭示的最大教训是过于乐观地解读伊斯兰历史，过于一厢情愿地相信自由民主是普世的政治制度。这种假设错误地认为那些对政府契约理论毫无概念、完全无法想象有人能自愿交出权力的社会会自然而然地拥抱民主制。更重要的是，认为人类天生渴望自由的观点忽略了人类在生活中同样强烈渴望秩序和方向感，而宗教恰恰能提供这些，在失序的社会中尤为如此，因为人们对被边缘化、被剥夺、充满不安全感的生活感到绝望：
“对渴求确定性的被剥夺阶层而言，即使只是以无法被证实的启示为前提的确定性，也具有压倒性的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对于很多过着贫穷、不安定生活的穆斯林而言，有关来世的信条，即使是其中最极端的通过自杀快速上天堂的例子，看上去似乎也要比放弃真主之后得到的遥远、无法预期的利益更加实际。”
在今天，我们或许反而能对弥散于伊斯兰世界的这种绝望感有更多的理解。曾在中东做驻站记者的资深媒体人周轶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哪怕是在15年内，她都认为9·11事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但在20年后的今天回望9·11，它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已经衰退，中美关系或全球化的问题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越来越看清的一个事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下的全球化革新了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分野——它不仅仅存在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或伊斯兰激进分子眼中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也存在于西方世界内部。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将这种在西方世界内部酝酿的紧张冲突彻底暴露。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奔跑逃生的人们。（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虽然伊斯兰激进分子将美国视作现世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堡垒，但讽刺的是，美国是一个既极端世俗又非常虔信的国家。从1980年开始，有信仰的美国人——无论是原教旨主义新教徒、虔诚天主教徒还是正统犹太教徒——都开始向共和党靠拢，与此同时，世俗化美国人则倒向了民主党，党派斗争造成的政治分裂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达到了新高度。我们开始发现，学界分析美国民粹主义（特别是宗教右翼的话语）与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话语有相似之处——在一个快速变化、日趋复杂的时代，拒绝接受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用某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宗教逻辑思考问题，能够为不安的人们提供他们渴望的确定感和安全感。
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在全球化带来的整体性失落感、羞耻和怨恨面前，将问题归咎于道德堕落、以剥夺个体自由的形式进行社会净化也是许多美国人回应失败的方式。在这一方面，正在阿富汗和美国发生的两件事形成了某种镜像：在塔利班性别政策对女性在公共场合的露面和社会交往施加严苛规定的同时，美国得克萨斯州开始施行全美最严苛的州级堕胎禁令，怀孕六周后的堕胎行为几乎完全被禁止，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怀孕也无法豁免。
20年过去，9·11或许正在从新闻事件变成历史，它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或许正在消退。但这起发生在新千年之初的事件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即使人类总是自诩为理性的动物，情绪与情感依然能够在一些历史时刻左右集体命运的走向。
参考资料：
【加拿大】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美】米切尔·祖考夫.《坠落与重生：9·11的故事》.文汇出版社.2021.
【美】安东尼·帕戈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英】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译林出版社.2018.
【美】劳伦斯·赖特.《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深信现场，看见个体：与周轶君聊世界与新闻的变迁 | 随机波动061》，随机波动
https://mp.weixin.qq.com/s/JvHT3HgxWXZtgy8AZguX4Q
《从美国推出最严堕胎法案谈起：宗教为何加剧了美国政治分裂？》，界面文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NzUyMTE3NA==&mid=2247493523&idx=1&sn=c6282ada39ec0b9282293d030bb83cdd&chksm=eb6651eadc11d8fc28bf30cdef9df3543e24051221f4f2ec78f5d11dd2d8480383a8429b68ce#rd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林子人，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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