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脱口秀大会》学幽默，好的幽默是什么样的？

你看《脱口秀大会》了吗？《脱口秀大会》第四季自播出以来，累计播放量已超过10亿。

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幽默的魅力，不管是面对生活困境，还是交友，幽默都有着不小的力量。但现实中，有些人会把嘲讽当幽默，比如有些人嘲笑身边朋友的身材、身体缺陷，这样的“幽默”，相信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在舞台上，也有一些演员的“幽默”会让人感到冒犯、不适。借助《脱口秀大会》，我们想探讨：为什么同样是笑话，有的好笑，有的却让人觉得冒犯？同样是“冒犯”，有什么不同？怎样认识好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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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固化还是打破？

脱口秀要让观众发笑，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这就需要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涉及到人们的共同经验。

共同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彼此的生活，也能方便我们的大脑快速整理信息，但这种共同经验也是刻板印象的温床。我们可能因为过往的经验而对某一群体有概括而固定的看法，比如，认为胖子就是懒惰；女人就爱购物、不可理喻；工人就是没素质，等等。

好的幽默，应当是突破刻板印象，而非固化刻板印象。

什么样的“笑”是在固化刻板印象呢？之前春晚上喜剧演员贾玲和歌手瞿颖出演的小品《女神和女汉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女神是“长得漂亮，男生前呼后拥”，“女汉子”是“一群男生找她掰腕子”；同样是跟男友吃饭，“女神”是“他喂我我都害羞了”，“女汉子”是“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女性要长得漂亮、要温柔娇羞、不能太有力量，不然就是女汉子。这样的表演，可能因为强烈对比的存在而“好笑”，但它强化了社会对女性容貌的苛求，阻碍更多女性追求力量感、展现真实的自己，注定不会是好的幽默。

《脱口秀大会》上有不少突破刻板印象的出彩例子，比如第四季的新人演员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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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佳因为出生时缺氧，留下了双腿不能直立等后遗症。人们一想到残障人士就是心疼、同情、可怜，但小佳的表演一直在突破这种外部视角的想象。

他先是调侃：“要是我在舞台旁边放个捐款箱如果我在这里放一个碗，我可以撑起整个笑果的kpi（绩效）”，表达无需想到残障人士就是同情、捐钱。

最精彩的一段，在于他对“正常”“不正常”的反思。社会默认四肢健全是正常的，其它则是残缺的、非常态的、值得同情的，但小佳挑战了这种“理所当然”，他说：“我一直以为一瘸一拐是正常的体态，我两三岁的时候看到那种双脚走路的人，都会带着一种异样又同情的眼神，心里在想‘天呐，他好可怜啊，竟然两只脚都在地上’”。

/ 截自《脱口秀大会》/

小佳的段子激发大家重新审视“正常”：如何定义“正常”？谁来定义？

是的，社会上所谓的“正常人”很少想过，如果非要用“正常不正常”的视角，我们每个与别人不同的人，都可能是他人眼里的“不正常”。

或许，一个更值得提倡的态度是：不是“不正常”，只是不同，用平常心去看待这些不同，考虑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合理便利，就像我们考虑大多数人的需求一样。

谁可以被“嘲笑”、被冒犯？

有关注《脱口秀大会》的人，应该对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引发的争议有印象。

杨笠在脱口秀舞台上的一句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被指制造性别对立，也因此被举报、被抵制。

/ 截自《脱口秀大会》/

观看杨笠的完整表演，可以看到，杨笠是在吐槽部分男性的盲目自信。事实上，不少研究都证实了男女性在自信水平上的不同，比如，有研究发现：男生明显比女生更容易过度自信，这表现在他们更可能高估自己的数学能力、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等。（Seo-Young Cho，2017）

杨笠事件中，有些男性认为自己被冒犯、被歧视：“如果男性这样吐槽女性，女性接受吗？”这引申出幽默的一个重要问题：谁可以被冒犯？

表面看来，二者都是冒犯，但这里忽略了一个现实中的重要因素：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失语状态在近几年才有所改善。仅就喜剧而言，之前的喜剧女演员寥寥无几，大多也需要扮丑、搞怪来“去女性化”。“女人不适合做喜剧”，是很多男性喜剧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 知名相声演员岳云鹏称“女人不适合喜剧”/

很长一段时间，男性调侃女性情绪化、没能力、不讲理，但都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当调侃的对象对调，感到不适者，可以换位思考长期以来被冒犯而失声的人的感受。

知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就曾在微博上力挺杨笠：“脱口秀的优点之一是给弱势群体吐槽强势群体的机会。以前喜剧里拿残疾人开玩笑，拿女性开涮，吐槽社会底层，但极少有人抗议这些三观不正的段子。杨笠调侃社会上占强势的男性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她是在讲段子，她嘴里的‘男人’并不是指所有的男人，是指一些没底线的男人，再加上喜欢对号入座的。”

“开玩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强势群体的专属品。英国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在《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中就指出了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权力的使用通常伴随着笑的出现。古罗马时期的皇帝会以各种方式开玩笑，甚至会将宾客与狮子等动物锁在一个房间来嬉笑逗乐。

/ The New Yorker /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能经常看到附着在笑背后的权力，比如前段时间因阿里事件而再度引发热议的酒桌文化。在酒桌上，领导们可以开黄腔、随意逗乐任何下属，而下属，尤其是女性，通常只有尴尬陪笑的份。

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很难直接指出这种不平等，而幽默作为一个媒介，提供了一个冒犯强势者的安全空间，消解权力不对等带来的紧张感，而发笑正是因为引发了有过相同境遇的人的共鸣。

如果说喜剧是一门冒犯人的艺术，那一定是冒犯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好的幽默应当是对不合理的强权说“不”，为弱势群体发声。

反思社会现象，

对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结构说“不”

脱口秀发源于美国，而对社会现象的细腻观察、对社会不公的辛辣讽刺，从来都是脱口秀的一大特色。

这需要创作者去重新审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反思其中的“不正常”、“不公正”，将常人难以察觉的不合理现象作为言说的素材。

香港著名喜剧演员黄子华就对社会有着精准独到的观察，且擅长幽默地表达出来。喜欢他的人，说他的段子很有哲学意味，这跟他呈现社会小人物的欢乐与挣扎、香港社会的文化、制度的不公离不开关系。

他对香港社会有着精准老练的观察，比如他总结“宇宙最高定律”——“系啦”定律。他说：不明白“系啦”定律的小朋友会经常问“为什么”，而大人则会回答“整天为什么，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系咁噶啦（是这样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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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律”可以堵住任何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发问。

—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乞丐？

— 系咁噶啦（是这样的啦）

— 为什么丈夫会打妻子？

— 系咁噶啦（是这样的啦）

— 孤儿没钱读书？

— 系咁噶啦（是这样的啦）

“系咁噶啦”与人们对“存在即合理”的误读同出一辙，“社会就是这样的啦”“事情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这样的观念，在拒绝改变的发生、否定试图推动改变的人的努力，它无法推动社会前进。

而黄子华将这个思考又往前推了一步，他说：“你什么时候会发现“系咁噶啦”的真正威力呢？就是当不幸降临到你身上时”，不论你找人倾诉什么，他人都回应你“系咁噶啦”。

知名美国脱口秀演员崔娃作为少数族裔，也经常以社会不公问题为素材。

我们带着孩子读他的自传《天生有罪》，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童年如何影响他的价值观。崔娃是一个混血儿，而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代，白人与黑人生育是比叛国罪还严重的罪行。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他不得不常年待在室内，在外与父母保持距离，曾靠偷盗、复刻盗版光盘为生......正是从小的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敏锐察觉到社会不公，为弱势群体发声。

他曾经在舞台上辛辣讽刺媒体报道的种族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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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东人做了坏事，他们就是恐怖分子，黑人做了坏事，他们就是黑帮，但如果一个白人，走进教堂，杀了九个人，新闻的报道会是：今天发生了一件极个别事件，一名持枪者走进教堂，杀了九个人。”

媒体会将白人的犯罪行为定义为“精神失常”，播报人会不断重复：他个性孤僻，出了名的不友好，完全没有朋友。

崔娃指出媒体偏见的隐喻是在不公平社会下，黑人与白人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人生，“这位白人青年一定是被什么事情困扰了，不然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些特权。他可是个白人男性啊，为什么要放弃大好人生。如果他是个少数族裔，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样的人生举步维艰，可他是个白人啊，他一定是疯了。”

崔娃最后用荒诞反照不合理：“我拒绝活在一个否定白人具备从事恐怖活动能力的世界里，那是种族歧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