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27年，陶行知从东南大学辞职了。
他那年只有36岁，但身上已经有了一串闪闪发光的头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材生、国立东南大学教务长、知名教授……
当时知识分子稀缺，大学教授每个月的工资能达到几百大洋。
陶行知的月薪是400块大洋，三个月的工资，就够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
但是，比起买大house，陶行知更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要使全中国的人都受到教育。
陶行知出生在安徽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从小靠亲朋好友的资助读书，23岁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被校方推荐到美国读书。
陶行知
他知道，作为寒门子弟，自己是幸运的，但更多的农村孩子没有这份幸运：
当时的中国有四亿人，8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大约90%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没有读写能力，大约七千多万儿童没机会接受任何教育。
他们一辈子的命运，就是土里刨食、娶妻生子，下一代继续土里刨食，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
只有把这些人救出贫困和愚昧，让他们有知识，成为能够建设国家的人才，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陶行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百万计划”：
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然而，从“0”走到“1”的这一步，他必须自己迈出去。
他的第一站，是南京附近一个叫晓庄的贫困村庄；他的第一笔经费，是自己攒下来的稿费。
晓庄原名叫小庄，陶行知选中这里之后，为它改名“晓庄”，取“破晓”之意。
他决定，在这里为中国的乡村教育破晓。
在办学的筹备阶段，陶行知存了一万元钱的稿费，负责管理家庭支出的妹妹看见了，问他能不能留下四分之一给家里用。
陶行知明白家里穷，全家人都要省吃俭用，但他还是拒绝了。
他温和地说，我马上要去办师范学校了，这是办学的经费，家里粗茶淡饭还可以维持，但中国的农民们不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我要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办大事吧。
妹妹理解了他的志向，默默地点了点头。
校舍建起来之前，陶行知寄住在当地的牛棚里，和农民一同吃饭、一同劳作。
在他的设想中，晓庄应该有幼儿园和师范学院。
幼儿园是为了给农村的孩子们提供教育，师范学院则是作为乡村教育的大本营，培养合格的老师，让乡村教育事业薪火相传。
他规定的晓庄师范入学考试科目，第一科不是文化知识，而是能够做农活或木工。
在招生广告中，他写道：
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陶行知要的，不是文艺青年和做题家，而是不怕苦、不怕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乡村学校的实干家。
晓庄师范学校第一批招收了13名学生，很快，陶行知又开办了燕子矶幼稚园，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幼儿园。
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陶行知说：
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
师范学校和幼稚园的校舍，都是陶行知带学生修起来的，他请来当地的农民，教学生做木工、种地。
晓庄校舍老照片
这些知识分子谦虚地向农民学习生活技能，也在共同劳作中教农民文化知识。
为了教农民识字，陶行知亲自编写了两本普及教材《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到处赠送，义务教农民兄弟识字。
陶行知经常请自己的朋友来晓庄讲课，对这些请来的老师，他也有特殊的要求。
他请自己的同乡好友姚文采来讲生物课，要求姚文采把课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
起初，姚文采不懂陶行知的意思。
一天傍晚，他看见陶行知正在和两个叫花子亲切交谈。
陶行知和叫花子谈完，对姚文采说，学校附近蛇太多了，经常咬伤人，所以我特地从南京夫子庙请来两位老师，教大家捉蛇。
原来，这两个叫花子是专门捕蛇、治蛇毒的“蛇花子”，他们教学生抓住蛇的“七寸”，蛇没法动弹，就不能咬人了。
学生按照他们教的方法抓蛇，胆小的女孩子也都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敢亲手抓蛇了。
陶行知又把他们抓到的蛇关在笼子里，让蛇花子教大家辨认蛇种，分别写上了标签，教大家区分有毒蛇和无毒蛇。
姚文采终于明白了，陶行知主张从实践中向农民大众学习，和农民打成一片，不要读死书。
于是，姚文采带领学生到野外去辨认植物，请来老农民讲解草药知识，学校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上了牌子，生物课上得丰富多彩。
在陶行知的努力下，劳动人民意识到，这位陶先生是本着尊重他们的态度，真诚地传播知识的。
村民的学习热情非常高，很快，大家就都认识了字。
短短三年时间里，晓庄附近建立起了十多所小学和幼儿园，从一个文盲村变成了当时教育界的中心，名声从中国传到海外，无数政界、学术界人士前来参观。
1930年，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支援罢工，加上蒋介石怀疑陶行知反对他，派国民党军警武力查封了晓庄师范学校，并通缉陶行知。
陶行知不得不离开凝聚着几年心血的晓庄，逃往日本。
许多国际知名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取消对陶行知的通缉令。
这些人里，有爱因斯坦、甘地、罗素、罗曼·罗兰。
第二年，蒋介石迫于压力撤销了通缉令，却仍然不许晓庄师范学校复课，派出特务侵占了校园，让学校无法正常办学。
晓庄被毁了，陶行知却没有屈服，他给晓庄的孩子们写信，建议他们和农民结合起来，自己办学。
于是，晓庄的孩子推举出十个小孩做小先生，又请来了当地农民帮忙管理学校，这座农民当校董的学校，很快又办得红红火火。
陶行知给这个学校取名叫儿童自动学校，还写了一首打油诗，鼓励这些孩子们：
一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收到陶先生的来信后，一个小孩提出了意见：
为什么是大孩教小孩，难道小孩不能教大孩吗？
陶行知很谦虚地采纳了这个孩子的意见，后来，他在发表这首诗的时候，就把诗句改成了：小孩自动教小孩。
通过儿童自动学校的经验，陶行知又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小先生制，鼓励孩子们教家里的大人识字。
陶行知教育的很多孩子都来自文盲家庭，他们的父母是工人和家庭妇女，没有什么文化，陶行知就发动这些孩子做“小先生”，教家里的大人识字。
这样，就可以通过教育儿童，间接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了。
在上海，陶行知成立了山海工学团，主张学生和工人结合、知识和劳动结合，教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识字。
为了鼓励报童认字，陶行知用他们卖的报纸作为教材，谁认字多、学得快，陶行知就多买他的报纸作为奖励。
抗日战争后上海沦陷，工学团也被迫停止活动，陶行知来到大后方。
1938年，陶行知刚到武汉，就去保育院探望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
在演讲中，陶行知和孩子玩了一个拆字游戏。
他对孩子讲，春天是希望的季节，看见春，也就是看见了中国的希望：
春字可以拆分为三、人、日，三人成众，这意味着大家联合起来，是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
孩子们欢呼雀跃，纷纷鼓掌。
陶行知和孩子们
为了教育这些失去家庭的孤儿，陶行知撤退到重庆后，办起了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没有入学考试和升学考试，仍然坚持教育与现实相结合，为国家培育抗日的人才，培育战争胜利后能够重建家园的人才。
这所学校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抗日烈士的子女。
陶行知曾经教过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喜欢写作，希望学习文学，但当他知道这个孩子是朝鲜的抗日战士遗孤时，就劝她学社会科学。
他语重心长地对小姑娘说：
战后你的祖国更需要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有人看陶行知太辛苦，说他办育才学校像是抱着石头游泳，如果实在办不下去，就不要硬撑了，身体要紧。
陶行知乐观地回答：
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我是抱着爱人游泳，我们会相互鼓励，一定能游到彼岸。
每一个学校，都是陶行知的爱人。
他把自己的爱、健康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希望教育事业能促进国家独立、民族富强。
1946年7月25日，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加上好友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听到噩耗后，深受刺激，在上海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仅有56岁。
陶行知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培养出的无数学生参与了革命，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
02
和陶行知同时投身乡村教育事业的，还有另一位大教育家晏阳初。
晏阳初是四川巴中人，与出身贫寒的陶行知不同，他来自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开名士绅，既教私塾，也懂医术。
在父亲的教育下，晏阳初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幼小的晏阳初心中生根发芽。
等到晏阳初长大，父亲把他送到了教会开办的学堂，接受西式教育。1913年，又让晏阳初到香港求学，主修政治经济。
在中西结合的教育下，晏阳初成为了优秀的人才，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1917年，晏阳初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时，一战已经打了三年，局势逐渐明朗，美国加入即将获胜的协约国阵营，对德国宣战。
而中国的北洋政府推行以工代兵的政策，派遣了14万劳工加入协约国军事集团。
年轻的晏阳初决定，远赴欧洲为战士服务，去帮助旅法华工。
当时，在法国的华工大约有4万，他们修筑公路和铁路、清理营房、装卸武器和补给品、在军火工厂工作。
这些华工大多是底层苦力，为了讨一口饭吃，来到万里之外的危险战场上，他们不懂英语、法语，甚至也不会写汉字，和外国人沟通全靠翻译。
扛炮弹的华工
晏阳初去干的，就是给华工做翻译，帮他们写家书。
华工们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服从组织、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就连法国将军福煦也评价他们：
一流的工人，可以培训成优秀的军人，在现代炮火下堪为楷模。
和华工朝夕相处的晏阳初，更是能切身体验到这些穷人的淳朴、善良、坚韧。
他不仅帮华工写家书，还在每天晚上教他们写字，自己编写了一本千字教材。
四个月后，晏阳初的培训班结束，毕业的华工都能够自己独立写家书了。
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晏阳初还创办了《华工周报》，给华工提供更丰富的知识。
华工刚开始称他晏先生，后来觉得这个称呼还不够尊敬，又改成了：
晏先生大人。
最让晏阳初感动的是，有华工认为他的报纸价格太低，可能办不下去，但为了感谢晏阳初教他们认字，把省下来的365法郎“巨款”捐给他办报。
这笔钱，是那位华工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全部血汗钱。
晏阳初觉得，不是他教育了这些苦力，而是这些苦力教育了他。他看到了苦力们的苦，也看到了他们身上埋藏着的巨大潜力。
这些人的求知欲和善良，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解除苦力之苦，发挥苦力之力。
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于发挥这些被压抑、被摧残的穷人身上的潜力。
他决定，以后回到中国，一定不做官，不发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劳苦大众。
于是，回国之后，他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1922年，晏阳初和陶行知一起发起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几年之后，他们又先后把平民教育的重点转向乡村。
陶行知选择了南京附近的晓庄，晏阳初则选择了河北定县，他们被当时人称为“南陶北晏”。
1929年，晏阳初通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了一个团队，迁往河北定县。
定县离北京只有几百里路，但晏阳初觉得，它们之间隔了几个世纪。
北京已经有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高中和大学，学生到工人中间宣传进步思想，人们靠报纸了解国家和世界……
然而定县的大多数农民依旧是文盲，保持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在贫瘠的土地上讨一口饭吃。
贫穷的结果，是愚昧和身体孱弱，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又使农民如同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起来。
农民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小家、自己的一口饭，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世界。
晏阳初总结，中国农民的问题有四项，分别是愚、贫、弱、私。
因此，他提出了四个有针对性的方法：
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他认为，不只要通过知识教育让农民不再愚昧，更要为他们提供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让农民摆脱贫困，成为身体强健、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新民。
定县的农民惊讶地看着这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先生，他们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人来教这些世代贫苦的底层农民识字。
农民们很惊诧地问晏阳初：
种田的人哪能识字、做读书人？
晏阳初和蔼地微笑着，对他们说：
我们有很好的方法教你识字，你愿意做读书人吗？
骑驴走在乡间的晏阳初
在晏阳初的号召下，一百多位知识分子来到农村，他们各自发挥知识，把定县的农村当成了社会实验室。
这些知识分子帮农民改良农作物，在他们的教导下，定县的一批农民成了育种专家。
一位农民刘玉田培养出的优质小麦产量高、抗病力强，被命名为“定县刘玉田号”，还被当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评价为华北小麦优秀品种。
定县当地的母鸡一年只能下68个蛋，晏阳初风趣地说：中国的母鸡已经下了三千年的蛋，它们大概是太累了。
于是，晏阳初引进了美国的来杭鸡，来杭鸡与本地土鸡杂交产生的新品种母鸡，每年可以下168个蛋。
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了，晏阳初和他的团队希望农民能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在他的鼓励下，农民建起乡村剧场，自编自演乡土戏剧。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定县参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农民们在土地上用锄头写字。
一个年轻农民写的是“在中国扫除文盲”，旁边的一位姑娘写下“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斯诺大为感动，他在文章中写道：
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定县的乡村改造工作被战火中断。
晏阳初带着他的团队一路南下，把定县经验扩展到后方的湖南、四川等地，通过乡村建设为抗战提供人力、物力支持。
后来，晏阳初又到东南亚、南美、非洲继续践行他的乡村教育理念。
在晏阳初的帮助下，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专门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乡村建设人才，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晏阳初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由于他在世界各国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被誉为：
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1985年，晏阳初回国访问，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这次回国，他最希望做的事，就是再去一趟河北定县。
他离开了将近五十年，熟悉的土地上，已经是一群陌生的人，晏阳初面对着这些不认识他的新一代农民，用高音喇叭大喊：
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
说完，他老泪纵横。
晏阳初晚年总结，影响他人生、让他树立人生志向的，是三个C：
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
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受到儒家民本思想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也看到了那些传教士甘于清贫、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到世界另一端传播福音的榜样。
而当他和中国的苦力生活在一起，感受到他们的苦难，以及他们被压抑的智力，他的情怀终于被现实点燃。
他说，自己传播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
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在纽约安然辞世，享年正好100岁。
03
很多人认为，陶行知和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失败了：
这种温和的社会改造，无法对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救不了中国。
但对陶行知、晏阳初等参加乡村教育的先贤来说，他们在意的并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在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下，给未来培养人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成果，绝不是短短几年能看到的。
因此，对陶行知和晏阳初来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只要人还活着，还有力气工作，就要一直坚持下去。
乡村建设，是一项永远没有终点的工作。他们的成果和精神，至今还在影响着有志于乡村建设的人们。
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但城乡生活水平、教育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城里的孩子有拼命鸡娃的父母，从小学奥数、英语和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假期游学可以去欧美，甚至去北极，和科考队员不期而遇。
然而，农村的很多孩子们对世界地图都没有基本的概念。他们可能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高中，初中毕业就要去打工了。
根据2013年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的报道，部分贫苦农村有超过30%的学生放弃高考。
2019年，网易新闻发布了一组数据：
城市里有67%的学生参加高考，而农村只有12%；城市学生考上211大学的比例是7%，农村则是0.6%。
对于农村家长来说，既然他们的孩子很难取得优秀的成绩，考上普通大学后前途依然渺茫，无法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不如早一点进入社会。
农村学生很难实现鲤鱼跳龙门，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是因为农村很难留住优秀的教师。
城市和农村经济、文化上巨大的差异，导致农村教师收入较低，生活环境枯燥，许多老师干脆用脚投票，想方设法进入城市。
想要解决师资问题，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提供优秀教师。
作为践行者，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于2008年就开始运营“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致力于选拔有理想的优秀中国青年，输送到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开展长期支教。
支教老师和孩子在一起。来源：美丽中国官网
每一位加入美丽中国的支教志愿者，都至少在乡村支教两年，给予乡村学生长期陪伴，避免频繁更换老师、产生被抛弃的感觉。
支教老师还要经过严格的入职培训，学习教学方法、课堂管理方法，真正给乡村孩子带去积极影响，弥补乡村教育资源的匮乏。
提高成绩的同时，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也十分注重农村素质教育，许多老师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农村学生提供性教育、心理学教育、艺术教育。
这些教育，本该是青少年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在许多普通乡村教育中，容易被忽略。
截止2021年8月，美丽中国在甘肃、云南、广西、广东、福建五省有389所项目合作学校，累计派遣超过2763名项目老师，影响学生81万多人次。
在美丽中国的帮助下，48%的班级平均分提升，51%的班级及格率持平或提升，57%的班级优秀率持平或提升。
参加美丽中国的老师，有些来自城市，有些来自农村，他们的学校、专业、人生规划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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