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测大脑大小——尤其是被称为新皮层(neocortex)的最外层大脑的大小——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该物种所在社会群体的规模。
大脑不仅有自己的内部网络,它还要鼓励并确保我们能充分利用自己广泛的外部社交网络。自人类存在之始,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科学家认为,我们祖先的大脑的大小达到人类水平的最早时间是60万年前。那群祖先们生活在非洲,被称为海德堡人,他们的出现早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而且有趣的是,他们是最早开始进行协作狩猎的原始人。
当然,现在我们协作的方式多种多样。这样是有道理的。协作能够帮助我们生存、学习,帮助我们维持人类这个物种的主导性优势。我们的大脑很大,所以我们可以与很大的群体进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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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社会化交往是因为成功的社会化交往能够显著增加我们满足身体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机会,能够显著增加成功解决问题的概率,进而从长远来看增加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存活的概率。
事实上,社会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每当我们一个人独自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社会生活进行思考。
只要你没有参与某种需要脑力资源的活动,你的大脑就会引导你去频繁地思考你的社会联结,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人类大脑会对各种各样的刺激做出各式各样的反应,神经科学家们显然对此非常感兴趣,不过,科学家们对大脑在相对更休闲、更无事可做的状态下所做出的潜在反应也进行了很多研究。
他们在这方面有所发现,并将其命名为“大脑的默认网络”,有时候也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这是一个可以从解剖学意义上进行定义的相互联结的系统,每当我们做白日梦、陷入回忆或者畅想未来的时候,这些通常与我们的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的状态就会激活“大脑的默认网络”。
所以说,在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时光里,我们无意识地花了一些功夫试图去理解他人的动机、目标和感受——特别是当这些“他人”与我们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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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的问题是:
我们本能地在空闲时间思考社会问题,究竟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社会互动,还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天生如此?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讨论的是孰先孰后,孰因孰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我们70%的对话都是关于社会问题的,这更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因果性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藏在以下两个主要的发现之中:
1.新生婴儿有 “默认网络”活动的表现,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早在一个人对社会世界的复杂性表示出兴趣之前,“默认网络”这个大脑系统就已经存在并开始运转了。
2.人们即使是在繁重的工作后进行短暂的休息也会激活“默认网络”系统,即便在我们希望大脑能够专注于某项任务的时候,大脑也会自动将注意力转回到社会互动上去。
如此看来,“默认网络”是我们大脑神经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活动的必然结果。
“默认网络”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说明我们天生就是社会性的动物,创造强有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我们带来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帮助我们生存和发展,及帮助我们形成个人认同并获得自我价值。
即使在现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技术驱动的世界,社会联结的重要性仍然无可撼动,我们要通过社会联结来回答“我是谁”以及“我如何生活”“我如何学习”“我如何去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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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博士和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博士就专门探讨过这种需求。
如图所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最新的神经科学发现相一致,该理论强调:如果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更高层次的需求则更加难以实现。
当然,不同的需求也可以被同时满足。如果不能保证相对稳定的睡眠、水分、营养和身体运动,我们的大脑将无法展现其最佳效能。
而这些人类生存的基本面又会进一步赋予我们构建社会联结的能力,我们又进而从这些社会经验中实现多方面的发展和成长。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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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姆·弗兰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试图在自己的著作《劝导与治疗:心理治疗的比较研究》(Persuasion and Heali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Psychotherapy)中探寻心理疗法的科学机制。
他的结论是: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质量是带来改变的首要驱动力,这种关系的质量特别体现在互动中表现出的真诚、真实和开放的态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希望。
这一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续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弗兰克的书于1961年首次出版,现在已经是第3版了,但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路易斯·科洛兹诺(Louis Colozino)印证了弗兰克博士的理论成果并将之发扬光大,他将人类大脑描述为“一个适应性的社会器官”,与他人的良性互动和消极互动都会刺激大脑的成长。
他还用“社会突触”这个词来描述人类进行交流的空间,科洛兹诺说,交流会对大脑的社交网络形成刺激,而这种关系实际上会从长远上影响人脑的构造。
根据科洛兹诺的说法,互动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的互动对象的大脑,取决于我们如何填充交流空间。这既涉及有意识行为,也包含无意识行为。
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有意地选择对某个人微笑、挥手或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说话。不过,我们也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姿势、手势与对方的距离,通过凝视或瞳孔的扩张,通过肤色的变化或呼吸的变化,传递出无意识的信息。
科洛兹诺解释道:
“通过社会突触与他人接触会刺激并激活神经系统,这会影响神经元的内在环境。这种激活反过来又会触发新神经元的生长以及蛋白质的转录,由蛋白质所构建的神经元不断扩展、连接,组成一张高效的网络。基础假设是:爱意满满的、具有安全感的依恋关系能够构建健康而又富有韧性的大脑,而冷漠的、缺乏安全感的依恋会导致大脑容易遭受压力、失调和疾病的负面影响。”
因此,正如大脑的神经元通过突触进行相互联结一样,我们通过社会化和交流与别人相互联结,和谐发展。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大脑天性:创造高效心智的人生指南》,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
[英] 约翰·沙利文 (John Sullivan)  [英] 克里斯·帕克(Chris Parker)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7
编辑&版面 | 余冰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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