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

在欧洲和北美，新冠疫情有时被人称为一场压力测试（stress-test），而在中国，则被喻为一面“照妖镜”，贤愚美丑都在其中映照。这场疫情是对公众、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挑战，许多问题和特征都在其中被揭示出来。我们居住在社会-技术世界或技术圈（technosphere）中的方式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来自不同国家的3位技术哲学家，曾相聚于地处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通过收集显著的观察结果，在此提出一个总结性的观点，表明技术哲学与理解新冠疫情（SARS-CoV-2、COVID-19）及其各种应对之策的相关性。

虽然比较了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但我们的目标不是确定其异同。公开的政治叙事已经广为人知，与记者、政治理论家和舆论领袖密切相关。在这些叙事中，解释规则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德国效率，以及美国的混乱和暴力状态。当叙事转向需要流行病学应对的一种技术挑战时，解释规则发生改变。由此视之，在不同国家看到的其实是同一类型行动的变体——相似的困境和调整，但得到不尽相同的应对。当技术管理（technical management）问题被放在第一位时，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替代方案是什么，如何协商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在人、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全部含义。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治理理论的词汇不足以打开社会约束（Sachzwang）或技术迫切性（technical exigency）的“黑箱”。关于此次疫情的技术性和技术治理层面，当凝视全球范围内瘟疫这面照妖镜时，我们希望像哲学家那样追求一种自我理解。

1. 公众讨论的主要基调反映出一种技术上的、也许是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technocratic mindset）。据此，“新冠危机”是以技术和管理的术语来定义的。它要求对病毒和“指数级传播的逻辑”（logic of exponential spreading）做出有效的反应——如何使曲线变平，如何追踪和打破传染链，如何保持经济运行，如何调整医疗健康系统的能力。

2. 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通常强调文化传统和公共价值观的差异，因为这是他们常用的分析框架。作为技术哲学家，我们从技术行动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形势——看到社会努力应对疫情管控的重大实际问题，同时屈服、挣扎——甚至对抗——一种脱离和反对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讨论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

3. 无论是微妙颠覆，还是暴力对抗，对需要做什么以及对替代办法的任何讨论，都代表着语域的转移，这超出保护大众免受病毒不受控制的传播之威胁的技术简单性（the technical brief）的范围。

4. 我们确定了三种技术范式或方式。“大方案优化”（grand-scheme optimizing）范式通过国家官僚机构以及19世纪的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唤起数字治理的程序。它将政治体的所有成员视为风险承担节点，它们的系统交互需要统一管理。而“拼凑满足”（patchwork satisficing）范式则利用许多不同来源的流行知识，这些知识不提供全面控制方法，但它们冗余地共同工作，以显著降低感染风险。因此，“拼凑满足”类似于公民科学（Bürgerwissenschaft）。第三种范式是“实时响应”（real-time responsiveness）范式：到处都是地方性分布的监测和管理，如消防部门那样开发和部署知识和工具——一旦发生疫情，“火灾”将被扑灭，传染链将通过“实时响应”而被切断。虽然这些技术范式相互竞争，但没有被公开讨论。它们之间的竞争只有在优先事项发生变化、政策调整和各种行为者之间的责任转移时才能显现出来。

5. 这三种方式对应处理不确定性的三种实践态度。许多人更倾向于谨慎的一面，采取严格的风险规避策略（“大方案优化”），其他人愿意冒险，因为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并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性范围内（“拼凑满足”），而其他人则在一个实时反馈循环中修改他们的风险行为，该循环不断地评估所采取的措施和当前趋势（“实时响应”）。应对“新冠危机”技术框架的另一种“方法”是否认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真实性，人们可能会把这称为某种形式的“缺陷”——远离那些看到问题的人，从而在某些情况下远离社会主流。

6. 这三种方法也有不同之处：“大方案优化”回到国家的行政实践、热力学、气体定律、统计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特别是19世纪的情况，也回到一种特定的知识/权力统治制度，将克里斯蒂安·德斯顿

、安东尼·福奇以及钟南山这类科学家提升到国家名人和权威专家的地位。从科学技术研究（STS）、建构性技术评估（TA）、共同设计（co-design）、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角度来看，令人震惊的是，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虽然公民和“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贡献在“拼凑满足”和“实时响应”中显现，但这并不根源于关于在21世纪社会中广泛动员分配能力之最佳方法的讨论。

7. 常见的“日常口罩”（everyday masks/Alltagsmasken）技术被另眼看待，受制于各种不同技术方法的调整。它们的效用和功效起初被否定，然后在冗余的措施中被恢复。同时，它们象征着效率，代表着团结、默许或共谋，而被用于在“抗击疫情”的国家工程中。相反，卫生消毒技术以一种几乎无可置疑的方式实施，其基础似乎是赋予每个人以权力的公共卫生习惯。各种统计和控制技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受到质疑，这些技术仅为预先确定的技术目标提供信息和交流。

8.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技术圈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技术圈在进化和逐渐变化。它可以是我们协调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生活形式。此次疫情以微妙的方式使人不安，它可以颠覆既定的生活形式。正式任命、合同盖章以及做出承诺，以往人们都要握手，现在它正在被笨拙的手肘接触或礼貌的鞠躬所取代。家庭生活和邻里互动不再是围绕着“看见”（see），而是围绕着避开对方来重新组织。进入公共场合，人们不再期望一个人露出自己的脸。与1980年代的艾滋病（HIV/AIDS）或2003年的非典（SARS）经历一样，这些都不是反映新观点或新信仰的微小调整，而是深刻地重构人类关系。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性不是过去的样子。在新冠的新常态下，我们将如何面对彼此?

9. 结合笛福（《瘟疫年日记》）、加缪（《鼠疫》）或布莱希特（“Radwechsel”或“换轮胎”）的想法，可以将新冠疫情技治的情况，描述为被流放在家中和对现在缺乏耐心。失去未来和过去等于失去政治——它所留下的一切只是一种对必然性统治的反抗。在害虫、瘟疫和技术治理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为自己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权力，或者仅仅是以完全无视当前需求为代价。然而，没有必要从禁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监禁”，有可能将明显的禁令视为构成变革空间的限制。比如，保持社交距离是降低感染率的一种手段，同时，它可能是保持冷静和避免那种由狂热情绪造成悲剧的一种手段。我们想起了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他在1350年逃离佛罗伦萨的黑死病时发现了讲故事的乐趣，并打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

10. 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变革的希望，不能使世界走向一个减速、可持续和更公平的世界。它宁愿承担如下危险：通过承认技术必要性来实现团结的“理性”的人，与通过援引自由和人权来声称自己远离政治领域的有点鲁莽、叛逆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上升。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通过一种倾向于现有技术和管理选择的温和技术治理模式来缓解这种紧张——这种技术治理牢记：要想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方式，涉及到对现在和将来美好生活的想象。

在一个由客观约束或技术必要性（technical necessity）统治的世界里，一个人看社会、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时，所发生的事情比乍一看要多得多。上述十条建议也一样。尽管意识到了不同的技术模式、替代设计和重组的机会，我们仍将注意力集中在需要做的事情上，这给任性的政治和自决领域施加了技术性的压力。如果我们是对的，困境在“新冠危机”刚被宣布之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

诚然，这种紧张关系在中、德、美三国和其他社会中的表现方式有相当大的差异。也许，紧张关系在中国被一个温和的技术治理所容纳，这种技术治理在公共美德和民族认同的意义上将技术必要性纳入其中。在德国，紧张关系导致维持一种纯粹的管理政治模式，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温和的不安和不羁的抗议已经导致美国街头的公开斗争。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种分析是否有助于揭示潜在的困境，在全球疫情技术圈中强调人际关系的重组，以及将注意力转向技术危机治理的微观政治方面。

作者：安德烈亚斯·福克斯；译：朱颖妤

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对Covid-19疫情大流行所做的哲学思考——我认为也包含社会学和科学史的角度——十分清晰且有说服力。因此，我不会在个别问题上耽搁时间，而是做一个短小的但在我看来是重要的补充。三位作者准确地谈论了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对当前疫情控制的意义。统计数字、彩色地图、曲线与模拟系统、指标与基本传染数，又一次向社会展示什么是“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福柯）。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人口科学的观点不仅被少数专家和政治决策者急切地吸收，也被受检测的民众热切地去了解。早餐时看一眼发病值和R值已然成为新冠危机时期的晨间祷告。

在当下的疫情控制中，另一种生命政治学的逻辑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大部分时候，它主要存在于哲学评论中，很少被关注到：它就是生命系统（vitale Systeme）的生命政治学。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不同，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主要不是靠人口统计，还要在维持社会技术的功能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关注所谓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容量限制、脆弱性和瓶颈，例如交通、能源，或者是医疗护理。当下疫情的特点在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相互影响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随处可见的“拉平曲线”图表中，也许能最明显地观察到这一关系。除了一条明显基于人口科学假设的曲线，还有一条水平的直线显示曲线必须多平坦才能保证医疗卫生系统不过载。生命系统在这里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人口的“凌波舞杆”的角色。灾难阈值会通过人口的感染动态与生命系统的容量之间的交点清晰地展现。就这点而言，不仅要保护民众不受感染，也要保护医疗卫生系统不被过多的病患数量压垮。按假设来说，人口层面的死亡率与医疗系统的容量限制直接彼此影响。人们的生命实际上依赖于像重症监护床和呼吸机这样的技术基础设施要素。这里的一个在交通规划方面同样著名的根本性问题为：如何能保证就算在高峰期也有足够的容量供使用——例如是否有足够的火车和高速公路空间？而差别仅仅在于，医疗卫生系统的拥堵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只是一些人上班迟到了。

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之间有多紧密的关联，还可以从大流行初期检测能力不足的关键性瓶颈处看到。知识基础设施从做检测用的棉签到实验室设备，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学的认知基础尤其关键。此外，至少在德国，卫生当局作为关键性基础设施，更确切地说是人口科学和流行病模拟系统的专家们，其作用在第二波疫情中得到突出强调。也就是说，当接触追踪能力过载时，模拟系统通常表明疫情会在人口中更快地蔓延。

简单几个例子已经可以表明，生命系统在疫情控制中成为了一个核心的——可以用拉图尔的术语来说——关注问题（matter of concern）。同样很清楚的是，生命系统与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借用普伊格·德拉贝拉卡萨（Puig de la Bellacasa）的表述来说，也一直意味着关怀问题（matters of care）。“容量限制”和“瓶颈”（bottlenecks）这些用词有时可能看起来太技术性，但就像一直在强调的那样，医疗卫生系统并不只取决于技术仪器，也取决于护理人员的专门知识（know-how）以及他们如何将那种关怀具体表现出来。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通常依赖于报酬很低的护理工作。这可能也是这场危机带来的一堂“哲学课”。就像在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feminist technoscience studies）中所实践的那样，必须同时考虑技术与关怀（Sorge），而不是像海德格尔一样将技术作为确定的——去-操心的（ent-sorgend, se-curitas）——现代性的命运（Geschick），与此在（Dasein）的原本为之操心的（sorgend）世界的开展（Welterschließung）相对立。

在具有启发性的文章《新冠视角》中，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论点10中提出了民主理论方面的棘手问题，即严格的技术治理管控与一旁涌动的反叛的民粹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只能通过他们所称的“温和的技术治理”来调解。

文章中的论述清楚表明，我们的词汇及其所包括的正面对立的姿态，并不一定能缓和对危机相关问题的观点看法。事实上，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角度看可以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即新冠疫情问题在社会中到底是怎么样被讨论的，以及造成了什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独立且不同的观点在互相碰撞，刘永谋等人表达了他们的惊讶，“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论点6），也就是“大方案优化”（Grand Scheme Optimizing）范式。该模型以规避风险为原则，核心是基于人口科学范式，遵循这些前提来实行相应的专家治国（expertokratischen Governance）。这样看来，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危机应对的核心问题是危机时刻过度的技术治理霸权（technokratische Hegemonie）。

我强调一下，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霸权不存在，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论述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与新冠危机有关的问题。它体现了对国家治理的批评，但在文章的论点表述中，它并不能公正地对待激发危机的这些社会认知的复杂性。明确地说：有可能新冠危机首先是社会自我理解的危机，因为我们大肆讨论此次危机的词汇看上去有点奇怪的过时感。这些都有体现在用于描述大流行发生进程的分类和对比中，特别是在批判性地评估大流行遏制措施的成功或失败时。依赖于专业知识去治理国家这一事实成为背景，这种专业知识越来越动态地从根本上建立起来，而危机时期的动态瞬间还呈现出了另一个维度。这个对事实描述尽可能准确的追踪是一个准备好失败的试验，它在这里会成为一个管控问题，也同时展现为一个治理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谈论社会认知复杂性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潜在的巨大威胁和不确定性时，同时有待解决的不同协调合作问题的冲突性场景。和病情相关的现实问题有多严重？怎样最大化地减少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恰当的措施是什么？为了解决危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国家哪些应对危机的途径是合适的？知识不确定性直接转变为社会政治不确定性——反之亦然。同样地，知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差异也在成为讨论主题。由于室内也存在潜在的巨大危险，这种情况加剧了管控问题。一部分人对它大肆渲染（“被解放的居家办公中产阶级”），另一部分人否定它（“新冠反叛者”），最后一部分人则作为系统相关的人群在身体发肤地经历它（“深受病毒影响的人”）。

在这方面没有简单的出路，但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个问题，为何不继续放出实验的能量，以便我们不仅能了解知识水平、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差异之间的复杂纠纷，还能同时将它们转化为实用的策略，从而发掘关于构建这些形势的知识。由于知识的调动极其有限，那篇文章的作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因为事实上迄今为止，实验空间被设计得相当具有防御性，从而导致实验空间的局限性，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合法化的逐渐丧失。这种合法性问题能越早解决，强韧的实验结构就能被越早地设计和制度化。只有在自上而下（top-down）的管控和自下而上（bottom-up）的社会实验文化同时展开的情况下，用于克服此类危机的强韧的实验空间结构才能成功实现。不仅在公民社会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这些都要以参与和合作的能力、意愿为前提。这需要相应的民主政策措施设想作为先决条件，以便在大流行面前从制度上确保实验性问题的解决。那样的话，讨论“精细化技术治理”（verfeinerte Technokratie）就变得多余了。

三位作者为讨论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政治以及技术治理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在下文中，我将讨论这场疫情的技术（甚至是技术治理）与政治层面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新冠疫情似乎加强了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冲突。因此，三位作者警醒地提及一种“脱离和反对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讨论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technocratic mindset）”（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2）。他们甚至勾勒出一种日益增长的紧张感，即“通过承认技术必要性来行使团结的‘理性的’人，与通过援引自由和人权来声称自己远离政治领域的有点鲁莽、叛逆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10）。

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这场疫情突显了技术/技术治理和政治层面之间划分的狭隘限制，而且乍看起来似乎还强化了这一的划分。这反而显示了经常使用的“技术统治论”一词的局限性。这个词通常意味着效率和——更重要的是——非政治化。

应对公共挑战的技术性/技术治理解决方案和政治性解决方案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然而，新冠疫情生动地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技术性解决方案也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与疫情相关的预防、遏制和控制措施，应该是为了保护个人和全体免受病毒的侵害，有时甚至会违背个人意愿。这是大局观（greater good）的逻辑：公共利益可能高于个人利益。

正是这种公共利益和（特定）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似乎引发了对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抗议。在这里，我明确地把这种抗议的阴谋论动机放在一边。相反，我考察了那些由觉得其个人利益受到限制，而自己却不认同或不理解（或许甚至不相信）存在更大利益的人所产生的冲突。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高于其他人的利益，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权利，以至于他们一开始就（以为）没有从公共利益中获益。辨识出其中的原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作为替代，我将重点放在技术性/技术治理解决方案、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上。

在某个时间点上，技术性/技术治理解决方案取决于某种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它们不再代表非政治化的、纯粹的技术问题；它们还必须证明其“输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通常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的形式。然而，即使是最技术化的输出合法性，也与公共利益有关。

效率只有在特定的背景下才有效，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在与需要定义的具体问题相关的情况下进行评估。对于这两者来说，公共利益构成了一个隐含或明确的参照点。这场疫情使这一点非常清楚。如果科学家被提升至“权威”的高度（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6），他们的权威必然是通过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来构成其合法性。

因此，政治层面（涉及公共利益的组织和管理）始终是技术和技术治理解决方案所固有的。

然而，谈及公共利益会引出一个问题，即是谁把（哪些）利益定义为公共利益。谁被包括在公共利益的讨论中，谁又被排除在外？回答这些问题涉及到“投入合法性”（input legitimacy）的民主概念，它是基于公民的参与和代表，以及他们的偏好、利益和个人愿望。

从投入合法性和输出合法性的角度来看，这场疫情既不是特殊的，也与常见的治理和政府的组合没什么不同。相反，它放大了所有民主国家和依靠某种合法性和承认（而不是纯粹的武力）的政治制度所固有的张力：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投入和输出的合法性之间持续的、可渗透的张力。

这种张力打开了客观约束（Sachzwang）或技术紧迫性的黑匣子（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引言）。

这种论断并没有为新冠疫情提供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它有助于用更加熟悉的术语来描述随之而来的挑战。至少在这一疫情的政治和社会层面，我们可以建立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经验之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开辟新的道路，实际恰恰相反。在此背景下，我提出了处理疫情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三个要点。

首先，必须克服技术性/技术治理和政治性解决方案之间的截然划分——但不是简单地被消解。相反，它们彼此依赖：技术专长以政治和社会合法性为基础，就像政治解决方案依赖于技术专长一样。如果不将技术和技术治理的解决方案假定为非政治性的，那么它们的政治影响和效果可以被更清楚地加以处理和讨论。

第二，描述这场疫情的政治和社会层面需要重塑对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理性信念，与对这些措施的非理性反对之间的明显对立。这样做可以促使双方进行对话，以防止他们进一步疏离。（当然，这并不是指激进的和极端主义运动。）它还可以有效防止“反叛的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援引人权和自由来支配政治领域”的假设（刘永谋/米切姆/诺德曼，论点10）。相反，强调技术性、技术治理和理性的解决方案的政治层面有助于重新获得这些参照点。人权作为一个参照点，特别是为强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联系创造了一个基础。在那些利用公共利益来压制个人利益，以至于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人权也有助于率先产生这种联系。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确保实现人权。

第三，任何可行的疫情防控方案都不能简单地无视个人利益而支持公共利益，或者反之亦然。相反，必须维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投入和输出的合法性）之间的张力，以平衡和调和这两者，以至于不会忽视掉任何一方。在疫情期间保护公共利益可能确实需要对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它保护了某些个人利益（如健康），也抵制了其他利益（如不戴口罩或或朋友见面）。

同时，界定和保护公共利益必须是一个包含多元化的个人利益和声音的广泛讨论的问题。有各种（有时虽然是困难的）措施可以实现这一点。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在制定新冠病毒防控措施和决策方面的高度透明（这也有助于沟通与新挑战有关的试验和错误）。这些措施亟需包括强有力的地方性对话、包容和合作议程，以加强个人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包括对社会其他团体和公共利益）。措施还包括国际和全球合作，

以及为个人在地方层面上被要求表现出的那种团结和责任感的产生树立起榜样。最后，措施必须包括考虑公共利益的多元化。除了公众健康，还包括人权、体面的生活条件和性别平等，这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总之，这些措施有助于强化技术性、技术治理和专家的合法性与公共利益，以及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个人利益不会简单地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尤其是在涉及到（其他）每个人享有人权的时候。虽然它们也很重要的。如何权衡这些利益的问题不仅对当前疫情而言是一个挑战，也是对所有基于某种合法性的治理结构（governance constellations）的挑战。

由于新冠病毒在第一年就演变为全球性疫情，人们对病毒传播过程中真正的科学不确定性与有效的政治沟通和政策制定的需要之间的笨拙应对（awkward fit）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际上，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相当不同的实验中充当小白鼠，这些实验基于大致相同的科学，只是被应用于不同的地理、政治和文化条件下。此外，虽然各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显然会对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外的人产生影响，但并没有商定的标准来对应对此次疫情的“成功”作出跨国性判断。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每一次宣布（如果假设存在这种普遍标准），最后都会让世界上的一个或几个地区感到恼火，认为这是一种指手画脚（backseat driving）。

在20世纪初的德国，关于Volkswirstschaft（国民经济）中“Volk”含义的争论是一个有用的参考，尽管有些新奇。一方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韦伯兄弟（Max and Alfred），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Volk”视为一个大致相当于国家文化的概念，被理解为一种随时间演变的有机体。在任何时候，它都从与实际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那里获得其半自主式（semi-autonomously）存在。另一方是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伯恩哈德·哈姆斯（Bernhard Harms），他将费迪南德·唐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招入他在基尔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哈姆斯对“Volk”的定义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民族国家的实际居民，以及他们为促进国家利益所带来的能力。

这种对“Volk”概念的区分让人想起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之际，受过德国教育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在他所谓的关于物种性质的类型学和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之间所做的区分。

对迈尔来说，概念视野中的这种“元科学”的转变是达尔文的最高成就。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最终谈论的不过是一个由中世纪学者在“内涵”定义与“外延”定义之间做出区分的更新版本

——哈姆斯的“Volk”和达尔文的“物种”被外延地定义为一种表型体的种群（population of phenotypic bodies）。

我认为，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论及应对新冠疫情时偏向于“Volk”的人口方面，而世界各地的责任政府则更倾向于类型学的方向。至少，当他们描述流行病学人口思维的“大方案优化”方式时，这两个概念都发挥了作用，这与作为特定知识社会的文化成就的创造性“拼凑满足”方案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人们可以超越这种二分，想象特定的文化可能将人口思维内化为集体自我理解的一部分。接下来便是对这一前景的探索，我称之为“公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科学”。

当前政治言论的一个普遍论调是，政府必须平衡民众的健康和经济的稳健。当然，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声称他们正在取得适当的平衡。然而，当人们的文化自我理解包括强烈的公民自由意识时，也就是说，当一个群体把自己看作是自由个体的集合体时，这项任务就变得更加困难。美国、英国和瑞典在这场疫情中以各异奇趣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我将概述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包括一些理论上的评论，它们最终将为这场疫情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清晰视角。

与美国应对措施有关的大多数媒体和学术焦点都集中在唐纳德·特朗普对疫情严峻性的几近否认的态度上。这忽略了公民自由主义在美国文化中的根深蒂固。毕竟，美国是一个联邦共和国，这意味着各州州长对如何处理其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疫情的处理方式相当分散，其中对疫情更加重视的州则各自实行不同措施，但往往都是欧洲式的封锁措施。这就限制了任何中央政府对全国性的，更不用说全球性的疫情所能做出的有效反应。英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其特点是在任何危机中都应付了事。值得称赞的是，与特朗普相比，鲍里斯·约翰逊在其言论和行动中对其国家的公民自由主义传统更加自觉。虽然英国媒体的讨论非常关注“生命和工作”，但英国政府的目标是采取更成熟的方法。它鼓励而不是强迫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在政策执行前（如果能执行的话）宣传几天，以便人们能够习惯它们。令人震惊的是，反对党（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并不呼吁政府倒台。事实上，英国工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政府的努力，抱怨的也主要是信息传递的不清晰。在英国，同美国一样，无论谁在疫情期间执政，对公民自由的关注都是持续的。

瑞典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因为它在早期就公开认可了对疫情采取“群体免疫”的方法，而英国则以更低调的措辞呼应——但不久官方便收回了这一做法。起初，群体免疫和公民自由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明显。然而，从流行病学的人口思维和瑞典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自我理解来看，它将人们培养成负责任的个体，然后根据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和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感，单纯地让他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在一次关于儿童权利的会议上，瑞典记者亨瑞克·伯格伦（Henrik Berggren）用 “长袜子皮皮”的故事阐明了这种意义，在这个故事中，国家代表皮皮逃离的父母，但他们给皮皮留下了一箱金币，用来管理她的事务。

皮皮则以鲁莽和慷慨的奇妙组合迎接挑战。

这里所隐含的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可以作进一步讨论。它最终反映出公民自由主义中隐含的神学，也就是伏尔泰所嘲笑的“逃离的神”（deus absconditus）：从第一个犯罪现场逃离的神圣罪人，以及创世（Creation）！这种有神论在美国的开国元勋者身上表现明显，他们认为人类管理者不应该比被管理者所信仰的神灵拥有更多权力。这是他们对霍布斯挑战的公民自由主义的回应，霍布斯认为上帝应该被一个世俗的国家所取代，在社会中拥有垄断性的武力。在他们看来，即使上帝不在了，人类无论多强大，始终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容易看出这如何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概率推理和统计人口思维的出现，更具体地说，它如何提供了冒险的动机，我称之为“主动行动”（proactionary）的态度。

这就是“皮皮的金箱”，不过它现在由福利国家提供。它为她提供了鲁莽和慷慨，而这正是福利制度旨在培养的天生的自由主义者的标志。

那么，这对当前的疫情意味着什么呢？

在最基本和看似微不足道的层面上，它意味着国家可以依靠充分提高其人口，使其在需要就民众行为发出任何进一步指令时信任国家。正如耕种作物和饲养牲畜的农业隐喻所表明的那样，国家所提供的是一种广泛的反应潜力，也许有点类似于创造性的“拼凑满足”。这就产生了失败的风险，而且会出现失败的情况。老年人和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会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死于感染新冠病毒。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统计思维意味着——正如凯恩斯提醒我们的那样——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去。这是否等同于对那些无论如何都可能很快死亡的人采取的漫不关心的态度，无论是否存在新冠病毒？公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科学并不允许对拯救所谓神圣的生命有太多的回旋余地。无论谁来负责，都会有血光之灾。

这篇短文非常复杂，充满了各种想法，以至于想要回答所有相关的问题可能需要写几篇文章。因此，在这里我只讨论3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技术哲学的作用相关，或者涉及多学科的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学技术研究）的更广泛领域。关于这三个问题，我曾备受如下评论的鼓舞：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从具体到一般，从内部到外部：从这些学科和领域如何才能最好地促进“分散力量的广泛动员”这一更实际的问题出发，经由一个关于我们自我反思的问题——上述学科和领域自己的一些模型，它们已经被研发了几十年，本身并不显得过时——到这些研究领域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问题，这可能正是我们的关键任务，使技术行动作为政治行动变得更加显见易懂，同时有助于破除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虚假的客观约束和别无选择（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魔咒，尤其是通过对于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的批判。

正如三位作者所言，这次疫情感觉更像是一场考验，人们的确可以认为，社会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比以往更多地暴露他们的问题和性格”，包括“社会技术世界的居住方式”。

这场疫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一种趋势愈演愈烈，即许多人越来越公开地在阴谋论的意识形态中寻求逃避现实挑战的庇护。然而，这个避难所不再是一个安静的壁橱，而是一个由无数安静的壁橱组成的数字反公共场所，这些壁橱正逐渐失控，并越来越多地单独出现在街道上（通常地标性场所），就像它早已在议会和政府中所做的那样。然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些现象，但这一趋势本质上是由无数技术（信息和通信）行为组成的，这些行为在不断增加，因为人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少，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迫切希望创造意义。原先的日常生活在疫情爆发之前，很容易使公民在政治上墨守成规，在生活中秉持消费主义。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断所造成的压力下，各地的公民都不得不思考科学、技术和医学问题，以及各种与科学和医学有关的治理问题。

此外，正如我们从（大量）STS学术从业者组织的许多技性科学活动的公共参与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在围绕这些主题而展开的交流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科学事实或技术选择的疑问，而是对科学内涵的根本误解，即科学思维以及科学与技术政治经济学。在一个一方面是“匿名者Q”

，另一方面是对科学的老式和过时的尊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误解）的世界里，公民是STS方法的专家，了解科学、创新和卫生系统，以及科学如何运作，与参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公民研究人员相比，我们更需要前者。技术哲学家可以在教育公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实践“公民STS”，从而使社会更好地抵御阴谋论意识形态的诱惑。这可能促成“21世纪社会中广泛分布的能力”的真正动员。

然而，技术哲学家和其他学术STS专家真的能够承担起在这些问题上帮助公众启蒙的角色吗？STS领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三位作者所说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似乎与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的讨论脱节，并与之对立”——在其核心技术哲学受到反技术治理和反科学主义推动力的强烈影响。弗兰兹·塞弗特近期撰文写道，在STS中，科学权威的瓦解传统上与科学的民主化同时进行，因此与进一步的“民主的民主化”同时进行；并且，他也提出了该领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延续过去几十年的这些范式的问题。

根据塞弗特的分析，“真相之战”中的演员群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记得史蒂夫·富勒更早期提出的观点。塞弗特认为，对科学的怀疑（至少是作为一个系统）以前被视为民主化民主的机会，现在似乎对一个民主构成了威胁，而这个民主正受到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否认者的攻击，甚至是更绝望、更激进的现实否认者的攻击。塞弗特认为，现在就是这批人，他们正利用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怀疑来影射进化论、工业引发的气候变化，疫苗的功效或冠状病毒的危害，并且也正是这批人，他们是许多社会中最有发言权和最明显的反制度团体，目前只有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与他们抗衡。塞弗特认为，这场疫情以及美国毫无希望的两极分化的政治局面（有人会说，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表明，对真相的基本共识的瓦解可能会成为民主秩序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塞弗特也不相信对科学的社会方面的批判性分析与科学与权力的交织是无关的，甚至两者交织在一起本身就是危险的；然而他强调，如果理想的科学民主化仅仅意味着废除和相对化科学权威，这最终将科学专业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与日常思维等同起来，无论其“技术性”如何，任何决策过程将完全取决于政治利益，并且在公开辩论中扼杀任何基于事实的辩论。正是基于他的这种观点，对科学真理进行积极的、建构主义的批判之局限性由此变得清晰起来。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塞弗特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对当前科学敌人的描述。事实上，这些人往往是理性和人性的法西斯之敌。然而，这些人攻击的不是技术治理思维定式。例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乐见自己的虐待狂冲动被欧盟境内的强制措施所满足，而这些强制措施皆出自于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

在反科学的阴谋论思维的重锤和近年来日益受反民主右翼势力控制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治机构的铁砧之间，那些被三位作者称为“通过承认技术上的必要性来实现团结的‘理性的’人”，可能会因为没有对科学和真相的概念采取明确和强有力的立场而被击得粉碎。最近，某些环境保护运动重振了一种非常过时的科学信仰——但它只是从几十年前的学术和社会运动话语来看是非常过时的，而它本身是基于一种更古老的技术哲学。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的、往往是超人类主义者的技术未来主义对科学抱有类似的坚定信念，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对技术进步所持同样过时的信念。这两种运动，以及当前其他的非法西斯的学术和政治运动，似乎正在向一种共识靠拢，这种共识将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与文化进步理念（就迄今为止被边缘化和受压迫的社会群体的成功身份政治而言）以及或多或少的生态技术治理解决方案结合起来，以应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性统治。

我们的确可以（不仅仅是在当前疫情之下）“将我们的技术治理状态描述为一种被流放在国内、对现在失去耐心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失去未来和过去等于失去了政治”，并且“剩下的只是一种对必然规则的反抗”，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选择“礼貌的沉默”。

20世纪的技术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反应了技性科学的社会崛起、随之而来的技性科学自身的危机以及与之相伴的现代人无家可归的问题——现代人固然都是“在世”的，然而，由于与过去另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或“超越”的世界纠缠在一起，他也是被流放的。由于目前科学思想的公众理解的下降以及理性敌人的崛起——与两次大战期间不同——至少对北美和欧洲的所有社会，特别是古典自由民主国家产生了显著影响，科学正在失去其指导社会制度的特性。公民科学和公民STS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然而，倘若没有产生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替代当前的社会秩序，那么技术哲学和STS必将很快发现自身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除了帮助重塑科学的权威之外，无法做任何合理或明智的事。有一个可疑但非法西斯的信仰作为一个人代表理性的人采取行动的动机，总比完全没有这样的动机要好。

作为一个结论，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个粗略草图，它勾勒出我们的领域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在自由民主的一日（光阴）结束时，破除虚假客观约束（Sachzwang）和“别无选择”的魔咒将归结为可能存在怎样的资本主义替代方式的问题。除了将（其他）公民引入我们自己的领域，不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或业余参与者或替补专家，而是作为创造此类替代方式的同志，STS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是与理想主义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某些环境保护运动结成新的联盟。为了发挥这样的作用，技术哲学最杰出的任务之一必须是再次阐发社会技术进步的综合概念，以使我们的技术星球真正地、可持续地宜居。谈及道德反思，至关重要的是，要将其置于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避免任何基于可疑假设的争论，这些可疑假设都均出自于一种“规定的”资源稀缺（例如，在当前关于“分诊”的讨论中，该术语的使用与许多国家针对卫生系统发动的经济战争相呼应）。

为了能够真正有助于“打开客观约束的黑箱”，STS需要重新发掘他们自己的领域。如果成功的话，这样的再发掘也可能让技术哲学在重新获得我们“为自己想象出另一个世界的能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伴随新冠疫情的发展，寻求在其上升、蔓延和最终结果中吸取教训无疑需要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政策制定者、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的共同努力。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和人口应对疫情爆发及其带来的严峻挑战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一些初步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今后的思考。

在许多重要方面，SARS-Cov-2不仅被视为与Covid-19感染相关的众多物理疾病的原因，而且成为广泛分化社会的反应与策略的强催化剂。一开始出现的突出问题有以下这些：谁将在确定关键问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有哪些可以被设想和尝试的选项？多快采取行动？因此，将采用什么方法来监测病毒的传播？应该部署哪些预防和治疗感染的措施，实施范围有多广？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将如何回应科学家和政治人物提出的倡议？重要机构会以何种方式改变其基本形式和运作方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公民文化特征以及如何比较不同特定文化的基本问题。

鉴于到2020年2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可能爆发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因此有可能识别和比较一些基本的应对模式。一些国家很快就理解了它们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出于各种原因，其他国家在认真对待这一威胁方面表现得相当缓慢。一些人很快制定并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战略，而另一些人在关于哪些理论可以解释大流行即将到来（或想象中的消失）的争论中犹豫不决。凭借可信赖的医学专家和政治领袖，一些社会能够就“在当前情况下最有效”的政策达成相对不正式、广泛的共识，特别是在没有疫苗或有效药物的情况下，将社会响应——封锁、隔离，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等——作为唯一的实际措施。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政治分歧严重，无法采取广泛的、协商一致的社会措施的国家——在合理反应和适用战略的问题上犹豫了数周、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在我们等待更可靠、更长期的信息来源时，一个合理的策略是将那些在遏制病毒及其影响方面做得相当好的国家和地区与那些疫情防控显然没有那么出色的国家进行比较。因此，似乎有几个地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新西兰、韩国、冰岛、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偶尔会出现起伏不定的情况）成功地将病毒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另一些地方——包括英国、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和美国——从总病例和死亡人数来看，情况非常糟糕。

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比较涉及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战略。我们知道，双方领导人在2020年1月都收到关于该疾病的可靠信息。当时，台湾地区建议采取系统性整体措施，涵盖医疗专业人员、公职人员以及岛内全体民众：严格控制出入境，检验和追踪感染病例及其传播的，保持社交距离，严格限制社交场所（学校、餐厅、酒吧、办公室等）的活动，日常佩戴口罩的要求等。这些措施很快就在岛内受到欢迎。台湾人充分意识到2003年SARS爆发的类似恐慌，齐心协力采取了有限但有为的实际措施，结果一开始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相比之下，拥有3.31亿人口的美国在2020年初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曾冒着严重困难来制定出一套连贯有效的计划。但是，经济不平等的差距持续扩大，部落主义的政治分歧不断加剧，政策斗争愈演愈烈，种族冲突此起彼伏，总统领导层动荡不安，包括对于科学专家的公开不信任，国家在一系列零散的、不集中的措施中步履蹒跚，而将责任推给50个州的州长，也推给分散的、基本上不协调的机构的自行选择，以及全体人民的突发奇想。面对需要普遍佩戴口罩的专家建议，许多人（尤其是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者）认定佩戴口罩是（1）一种不具吸引力的时尚行为，（2）侵犯个人自由的侵权行为。特朗普本人曾通过谴责并拒绝佩戴口罩来强化这种信念。这个国家的其他混乱迹象包括：不佩戴口罩人群的经常性集会，与“开放经济”相关的聚会，以及公开宣扬宝贵的公民自由，这些事件最终被认定产生了“超级传播者”，增加了新冠病毒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速度。虽然还有其他社会和生理因素与之相关，但该国反应严重不集中造成了可怕的人员伤亡。

当然，对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疫情进行统计比较是一件冒险的事。两者在地理面积和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个是相当小的岛屿，另一个是广袤大陆上的一片开阔陆地。它们在各自的人口、经济、政治制度和基本公民文化方面也拥有相当不同的背景。当然，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特定紧急情况下倾向于做什么的决心都特别坚决。尽管如此，一些简单的、显而易见的计算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差异。美国的人口大约是台湾地区人口的14倍。按照人口数字比例进行简单计算，如果美国疫情应对效果与台湾地区相同，那么美国死亡人数会很少，而不是2020年底的估算一百万人。

曾帮助我找到基本数据并进行对比的台湾学者陈信行也分享了一个备受认可并十分有趣的特征，即台湾地区如何能够将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控制在如此微小的水平——“在我们的街道上，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建筑中，人们可以看到小老太太走来走去，她们会对任何不戴口罩的人大喊大叫，晃动雨伞！” 因此，台湾地区的病毒防控策略的日常运作包括一种强硬、高效（或许出乎意料）的社会强制手段。唉，当前美国缺乏如此广泛接受、有效的理解以及合作的策略，将这个国家从新冠疫情的严峻现状——已经占据整个国家视野的疾病、死亡、悲伤与社会毁灭中解救出来。事实上，美国公民宁愿在教堂、酒吧、餐馆、运动场等场所举行熟悉的聚会，也不愿（保持合理的距离）聚在一起，以避免致命的感染。面对最可怕的后果，许多美国人仍然拒绝承认有必要采取个人行动来保护自己同胞的福祉。随着尸体一天比一天堆得高，强调“这对我来有啥意义”在大部分应对新冠疫情的全国性反应中仍占据上风，这是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白宫强烈支持的一种疯狂的狂热。

对全球范围内其他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比较无疑会揭示出对新冠病毒的各种应对以及截然不同的后果。我在这里的评论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探索，从字面上“揭露”了一个国家的困境，这个国家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资源最充沛的国家，但在与微小微生物的到来作斗争时彻底失败了。一个合理的诊断将在美国公民文化自身的条件下找到大流行的最终根源。

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中国没有太多考虑经济问题，选择采取严格防控措施。这与西方世界流行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即我们都接受某种程度的“灵活”封闭，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老年人的生命。然而中国人却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扩大了医院的容量，并带回了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这几乎都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考虑之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西方国家则从相反的极端来考虑：我们必须创造群体免疫力，仅仅隔离最脆弱的群体。英国、瑞典和荷兰在疫情爆发之初就押注于这一选择，希望借此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基于国家卫生系统能力制定预防措施的操作方式上有些犹豫——而没有考虑投资或扩大这些卫生系统。他们主要遵循一种经济理性，为地方政府或社区可以考虑的措施设置界限。这种做法使所采取措施的重要性相对化了，同时也使这些措施招致持续不断的争议。然而，西方社会需要忍受不同程度的预防措施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不得不面对在目标和措施的选择上展开民主协商的挑战。这些国家层面的协商是必要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全球层面，其中包括国际司法的这一重要层面的协商。

尽管大多数人将疫苗的开发视为一项科学技术挑战，但我们认识到，获取疫苗以及派发疫苗都会带来重大的社会挑战。下面我将讨论这两个方面。

获得疫苗需要重新思考创新过程的公私层面。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现有分工下，疫苗的研发过程将不会启动。为数不多的全球性制药公司不会主动投资研发。没有任何经济理由可以激励他们这样做。不幸的是，大多数全球公共卫生的最大威胁都是这样的：疟疾，这种影响地球上最大人群的疾病主要是通过慈善支持（比尔·盖茨基金会）获得资助的，而使用新一代抗生素防治传染病几乎被完全忽视，大型制药公司已经将这一领域留给了初创企业。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只有16个关于SARS和MERS的研究项目拥有商业伙伴，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小公司独有的，并且依赖于公共手段。前景光明的新冠病毒疫苗目前都来自于公立初创企业或公共机构（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合作，辉瑞与BioNtech合作，以及强生与Janssen合作）。

新冠病毒情况特殊，使得公共机构大量投资于疫苗研究，以及资助跨国公司进行生产。公共权威机构要求以通常的封闭和基于竞争的运营方式来开展研究和创新，并激励其转向开放科学模式：开放、全球科学合作、早期数据共享和出版前知识共享，开放获取科学资源以及公司、公共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

尽管一些公司声明要按照生产成本来进行销售，科学发现和数据的知识产权仍要归属于该行业。公共管理部门坚持以公共手段生产的疫苗不能成为基于利润的商品主体，例如，公民必须支付两份的费用：一份首先用于疫苗的研发，随后另一份用于获得疫苗，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能保证疫苗的合理免费获取。然而，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疫苗很有可能通过对免费获取的资助而转化为国家公共物品。然而，前景光明的BioNtech疫苗的案例表明，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个侥幸逃脱的机会，因为由欧洲基金对BioNtech进行普惠资助以及随后由辉瑞在美国进行疫苗的独家销售正紧锣密鼓地落实。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最后一刻达成了一项协议，要求辉瑞对其在欧洲市场的产品承担（公共物品）责任，从而阻止了这种厄运的发生。

疫苗的部署带来了进一步的社会挑战。只有当大部分人口接种有效疫苗时，疫苗才能在公共卫生方面发挥作用。大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公民的个人私利将促使足够比例的人口获得疫苗，以服务于一般公共利益，因此不需要法律要求。然而，在全球流动的情况下，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充分的疫苗接种才能证明长期有效。世卫组织正确地坚持在全球范围内让人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疫苗。如果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我们将用一个新冠疫苗构成第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物品。然而，就在2021年3月29日，10个国家占有了全球可用疫苗数量的76%。

这需要强化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威胁。新冠疫苗不是一个例外，它为生产或保存同等重要的其他全球性公共物品，例如获得清洁水资源和实现主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其他资源提供了榜样。

这既需要从竞争过于激烈的封闭科学向更具协作性和开放性的科学的持久转变，也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劳动分工，以解决创新的市场失灵问题。

在2020年11月20日的电视讲话中，为了争取民众对开展新一轮Covid-19疫情防护措施的理解，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疫情的爆发和扩散“就像一场自然灾难”。这个把新冠病毒比作地震或是火山爆发的比喻，一方面来说，是试图自发却勉强地将事态自然化或者说去政治化，目的在于提升第二次全国范围封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默克尔的谈话中也让人们明白，她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在病毒感染者数量指数型上升后，一直实行的人工和电子的社交接触追踪方式已经完全不足以中断病毒的传播链条。这种有部分潜在危机性的动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哪些技术能最好地保证既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化，同时又适应疫情中的紧急状态（Ausnahmezustand）？大家讨论的真的是最好的技术吗？亦或是此次危机根本就是催生了另一种对技术的理解？无论如何，当前的措施表明，经典的技术参数（有效/无效）和道德记录（好/正确的技术 vs. 坏/不正确的技术）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复杂性。尽管如此，为了能观察到当下某些社会问题，本文将会提出硬性（固态）和软性（流动性）技术的划分。这种新的区别划分旨在表明，主要使用硬技术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暂停以及部分阻止某些危机动态的爆发或出现。这种对另一种技术理解的聚焦着手解决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自大流行开始以来，世界各地都可以观察到部分权威和授权的专家团队的加强。在下文中，将使用新冠预警应用程序（Corona-Warn-App）为例，在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简要概念背景的基础上，去探究硬技术逻辑的基础。

在一篇批判性社会学技术研究的开山文本中，有对技术发展进行足够复杂和差异化理解的深入尝试。布赖恩·韦恩在他的文章《不受控的技术》中观察到，信赖地去使用技术的前提是，必须要将它置于情境背景中考虑，他将这种过程称作适应情境的常态化（kontextualisierende Normalisierung）。

如果人们严肃看待这个论点，会看到在这种常态化实践对原有的正式规则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偏离。这种偏离，如韦恩所说，一方面为日常生产的顺利运转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事故，它也可以为可能的错误来源和事故原因做出解释。但是，在技术日常化的过程中，这种偏离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责任，并且成长为平行于原有标准规则的一种，“即使是高素质的人员对此也不再质疑。……此过程的结果是专家的平民化（Laifizierung）”。

如果现在将这些观察用于适应情境的常态化，并将它们应用于所使用的新冠技术，有两个方面在当下会很突出：首先，很明显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或者说新的时间性。基于打破传染链的遏制疫情的目标很显然正处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因此从一开始某些形式的情景化和适应就受到了阻碍。其次，人工

与数字化接触追踪的特点是，它们还（必须）使用非常狭义的用户概念。1970年代医学话语中已经有了对合规性（compliance）或制度忠诚度的描述，它描写了所使用技术（例如药物）的整体趋势，即它只有在与足够积极或能承担责任的（responsibilisiert）主体相关联时才有效（或者有良好的效果）。

新冠预警应用程序将用户或信息接收者当做非常冷漠的消费者，他们一点也不需要有软件或硬件相关的知识，而该手机App的核心功能在于，可以发布自己的新冠诊断报告，也可以将“低风险”和“高风险”用日常行为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下专家们认为主要涉及到的是那些有最大安全性和效率的技术，他们承诺能完全摆脱个人的日常行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靠性的影响。用韦恩的话说，这些技术的特点是，它们不同于适应情境的常态化的各种方式，并且预防自己不受其影响。进行设计的专家与被动接受的外行之间的分界线在技术中且被技术强烈拉扯着。这种分界线的强力拉扯效应此时也体现在一个比较强的逆反应里，那就是在App的使用中没有一个灰色区域或中间地带，个人态度只能通过两极化的模式进行表达，即认可（使用）或拒绝（不使用）。

在另一篇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技术社会学文章中，作者玛丽安·德莱特（Marianne de Laet）和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像布赖恩·韦恩一样，致力于研究科技在日常运用中的条件。然而与韦恩不同的是，两位作者以所谓的技术转移为背景讨论了“津巴布韦布什泵”（Zimbabwe Bush Pump），它讲述了一种情形，即一项技术被安装在与其制造环境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为了能够描述泵与其使用情境的异质性关系范围，两位作者建议从流动性技术方面进行讨论。泵的设计和性质的特点是，以其内嵌的技术和社会标准举例来说，它们既不要求也不认为有必要去严格区分专家和外行。该泵可以通过设计的开放性弥合和填补某些方面的空白，例如国家供水基础设施或维护和维修专业知识上的不足。2020年4月，大约在第一次封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持续的大流行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即便不能打破专家与外行之间的严格区分，也有可能稍微软化这个界限。当德国官方病毒学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缩写RKI）还没有提出需要日常戴口罩的时候，这项日后流行的技术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被作为社区资助项目开展了。官方忙于证明很难通过科学研究来证实日常口罩的实际效用

，而可能是基于日常经验的缘故，戴日常口罩能够减少传播和感染的风险的观点已经在民众中广为传播。资源供应危机引发了很多医学外行积极参与抗击流行病，这使口罩更应被归于流动性技术的领域。软性技术或流动性技术面对其环境和用户有着更大的开放性，可以在接下去的发展中更有力地调解斡旋在“理性”与“非理性”人群（见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以及专家与外行之间。这种对比能清楚地表明，新冠App和未来疫苗的投入使用大概会是在形形色色的技术／环境交互的另一端进行的。因为疫苗接种被认为具有最大的潜力和有效性，它是一种硬技术，可以最有效地与使用者和接收者的“不守规矩”（unrulyness）脱钩。

可以带着一丝讽刺意味地说，新冠危机中的危机性体现在，尽管拨打新冠预警App热线电话的人非常多，但它——和普通类似信息设备的运行情况比——还是有着很不错的接通率的。而热线电话的使用也表明，大量App用户正试图去了解数字化黑匣子（Black Box）。这种打开黑匣子（unblack-boxing）的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一般功能以及可能的改进方法的兴趣，类似于通过使用人力的接触追踪工具去打开社交网络的黑匣子。数字化接触追踪与人工接触追踪的共同点是，它们只在非常初级的参与范围内运作，且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严格遵守规定路径的基础上。

事实上，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个观察过程中可能有一个疑问，硬技术与独裁／技术治理的专家文化相互支持的框架是否更像是在危机时期职能机构的主要论调？或者说这应该被视为公共机构的弱点或是普遍的危机性？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情况下，这里提供的概述旨在阐明技术在全球新冠危机期间的作用，这一作用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和技术指标。很明显，如果人们对硬技术和软技术结合的态度更加开放，就可以更可长远持续地应对危机。但如果这没能实现，随着大流行的发展，在更严格的法规下和人们更强烈的反对的碰撞中会出现新的（或已经实际存在的）机构危机。

在媒体报道中，SARS-CoV-2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是圆型的、通常是红色的、被一个总体来说是突出的辐射状花冠包裹着。在体系上它属于RNA病毒，是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份子。在2002/2003的时候，就是SARS-CoV-1引发了SARS疫情。病毒学研究在SARS-CoV溯源中证实了，这种病毒能跨物种地存在于动物身上，并且可以将不同冠状病毒的基因组进行重组。病毒首先从鼻子和咽喉进入，侵入身体细胞，改写它们的组建程序，打开细胞膜并把整个宿主身体占据为自己的环境，将其变成自我复制的的场所。在宿主身体之外，该病毒相当脆弱，一旦作为气溶胶释出，它在各种物体表面上经过室温数小时后便不再存活，在酒精或醛类溶剂、加热或紫外辐射的作用下它的存活时间又会大大缩短。

新冠病毒也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生存环境（Umwelt），就是那些可以给病毒提供有利的生存条件的哺乳动物的身体。田鼠、水貂、猫鼬、狗獾、家猫，特别是世上最常见的哺乳动物——人类——都是这样的身体环境，病毒可以在其中找到适合它的条件。为了不断繁殖，它还必须前往其他的身体，因此病毒就可以反映出它的宿主的行动和接触轨迹，以及与其它哺乳动物之间的关系结构。看不见的病毒会通过宿主的行为模式以及关系结构（Beziehungsgefüge）而变得清晰可见。

因此，这种病毒可以被看作不同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关系追踪的放大器或中继器。它使关系的远近形势暴露出来，揭示了人与家畜、野生动物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共生模式，同样也揭示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哪些职业人群出于什么原因会被认为是系统相关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新冠时期与以往的不同，执政者与被管理的居民的角色理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于文明社会的措辞也变了，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规定带来了全新的日常体验和生活模式。我们熟悉的问候和告别的肢体表达，主要是无意的、亲切的、好奇摸索的或者回绝的肢体接触，已经让位给各式各样被集体接受了的回避策略。它们使身体与身体保持距离，行动踪迹变得不同了。

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内外空间的文化编码（Codierung），由于不可见而又感觉上无处不在的气溶胶，室内空间成了有潜在危险的地方，在剧场内富有表现力的言语与歌唱成为了危险有毒的空气来源。社会的文化活动要在城市的露天空间、空旷地区或者线上进行。在那不勒斯，年幼孩子们在路上上课；在巴塞尔，一个学生合唱团邀请大家参加线上单声组装的音乐会；在萨尔茨堡，一部《新冠歌剧<第47天>》于2020年5月1日通过网络直播进行了线上首演。

因而，社会技术结构（Sozio-technischen Gefüge）的重构（Rekonfigurierung）中也有新冠病毒的踪影。在这件事上，并不是所有“新冠结构”的关系、事件、转变和可能性对整个社会或对个人都是消极、有害的。疫情的应对毫无疑问带来了新的教育、艺术和交流的形式，或是将原有的形式加以改进增强。例如，在科研工作和商业活动中，会议差旅被视频会议取代，在家办公呈繁荣发展之势，带来的结果则是通勤压力的降低以及有害尾气排放的减少。

不过在当下技术圈（Technosphäre），在矛盾心理中的容忍态度之外，不利的情况还是占了上风。新的卫生规则和日常技术、访问与边境管制一次又一次折磨我们，决定我们共同生活、到场和接触可能性的方式。最显眼的当属无处不在的口罩，还有在封闭空间入口处设立的消毒台以及地板上贴的间隔规定胶带，手机上的接触追踪应用记录、追踪个人的行动和接触情况。对流动的欧盟居民来说，更难以理解的是边境通道的电子版证件，或是餐馆、旅店及机场的问卷。所有这些技术手段不仅仅嵌入着流行病学逻辑，最首要的还有一层政治逻辑：“社交距离”在例如奥地利、德国和瑞士都有着不同的距离标准；哪个地缘政治区域对谁来说是风险地区，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种问题，也是外交谈判的对象；在欧洲新冠应用程序的网络中，瑞士都不属于欧洲。国际与国内的监管框架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框架在技术与社会方面规定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交流，并且延伸到国家对于劳动关系、调动和接触方式的规定。身体、人、动物和其他物品之间的接触会在社会政治可以触及到的范围内被管控，这些边界区域并不一定与病毒覆盖的范围一致。病毒冲破了自然／文化的分界，并要求我们既不能将大流行看作一个自然事件——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他们的文章里中对此做出了驳斥——又不能将其当作一个单纯的社会技术现象来看待和处理。相反，疫情中的病毒必须也被看作是一个行动者，它永久地打破了自然与文化之间松散的界限。因此，重要的是要关注病毒引发的关系类型，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关系将身体作为生存环境并在其中扎根下来，同时改变着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共振（Resonanz）。

所以，新冠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新的社会和技术环境在生成，而病毒作为行动者参与其中。此外，所谓的日常技术圈也从根本上被重置。提出技术圈这一概念被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技术的无处不在，就像19世纪引入生物圈（Biosphäre）这一概念是为了体现生命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力量。全球材料循环的概念与生物圈有关；而在定义技术圈时，我们把技术当作一台拥有准自治动力的全球化机器（“设备”），人口仅仅是它驱动装置的一部分。像在技术-人-机器的关系（Technik-Mensch-Maschine-Relationen）中常有的前提那样，人类在技术关系中不再拥有支配力量，转而受到技术结构的驱策。引入技术圈的概念是在呼吁告别看似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概念，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没有被设想过但会发生的结果上，放在技术物（die technische Dinge）的自主独立性（Verselbständigung）上。在我们讨论新冠时期的日常技术圈时，不仅要谈论共同生活的条件的变化带来的不适，同时也要批判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以人与人的生存环境作为代价的这种不平衡不对称的技术关系结构中，还存有怎样的回旋余地。为了深入探索那些在韧性和响应率都很出色的结构关系、过程和事件，生态技术关系结构的重点会再一次转移并反映出其不对称性，从而揭示结构中的一种共振，而这种共振则代表着一种成功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关系。

在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研究（STS）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用来理念上加强上述涵义中的生态技术关系结构，为的是确认对称关系和参与性关系，并将其多样性纳入考量。其中包括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973）提出的联盟技术（Allianztechnik），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2017）的认知集合（kognitive Assemblage），简·本尼特（Jane Bennett，2010）的物的政治生态学（die politische Ökologie der Dinge），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2012）的代理的实在论（der agentielle Realismus），本萨德-文森特、罗威、诺德曼和施瓦茨（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 , Sacha Lowe , Alfred Nordmann, Astrid Schwarz，2017）提出的技术科学的对象（die technowissenschaftlichen Objekte），以及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2003）的《多重身体》。串起这些概念的是对新道路的探索，它们旨在通过把握对象（Objekt）将知识论和本体论的领域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它们作为有关联的探究活动，能更好地被放在同一主题下讨论。

在对动脉硬化的多重特性进行调查时，安妮玛丽·莫尔提出，多重性不该从一个对象、病体的不同角度来把握，而是反过来研究，对对象和现象不同的处理方式如何导致一个对象的不同类型模式。她的调查表明，关于疾病的知识、医学技术和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都与疾病被宣称的特性有关。在由新冠病毒引发的Covid-19疾病中，也出现了这种对象——即“病体”——的多重结构。相应地，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战胜这个疾病，不应只把重点聚焦在病毒在身体环境中展现出的特性，而且还要考虑到以下两者之间的联系：一个是对待身体的方式，另一个是从中的生产出的有关身体的知识。病人、家属、机器、药品、护工和医生都涉及其中。因此，为了调查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身体环境和身体自身的构建，为了使它们彼此之间更加紧密联系，我们不仅要有病毒学家的意见，还需要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的意见。

这可能还有助于提升行动者之间的响应率，从而形成一种加强社会韧性的Covid-19应对方式，这个韧性依赖于多样性和理性，而不是依赖于一场危情游戏。连争取使社会恢复健康这样理所当然的事可能也会失去它的主导地位，甚至会作为论点被质疑。在“社会”这个实验室中，健康／疾病的关系不应被认为对于使社会恢复健康具有流行病学必要性。不过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情形下，新冠和它的身体环境不仅要被不断重新解释和讨论，还可以将其视作测试对称性和参与性关系形式——例如身体本身和身体环境的关系形式——的机会和可能性。

生活在新冠时期意味着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社会过程中，其中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在生成。根据培根条约的逻辑，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已不再可能。而在一个知识社会中，科学实践在创新的社会领域蔓延，社会变成了研究场所和开放实验室，像一个“真实实验室”（Reallabor），实验方法和假设的考量与社会接受度相关。实验实践的重大变化在于理想的实验室实验场景（Laborideal）向理想的田野实验场景（Feldideal）的转变。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学而制度化的理性原则不论怎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转达给社会，为了拓宽和证实知识，理性原则作为认知的引擎将错误合理化了（Schwarz & Krohn 2014）。反过来，科学又会通过社会面临新的责任形式，因为在社会转变的开放空间中进行研究隐藏着附加的风险。

就像目前在媒体中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转变绝不是毫无问题的。一方面，新冠的自然科学专家对那些要他们同时具备知识广泛性和准确度的要求感到恼火；另一方面，通过公共观看（public viewing）实验室操作，许多公民对其暴露出来的愚昧无知感到愤怒。而积极的方面是，牵涉入新冠事件的公民更多地了解了有关病毒和它所需身体环境方面的知识在实验室中是如何产生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如何被谈判协商的，尤其是有关它内在临时性的知识。毋庸置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也是一种负担。同样毫无疑问的还有，新冠疫情极其地包罗万象，所有的参与者同时既是实验者也是实验对象。举个例子来说，他们是测试口罩有效性的实验对象，同时他们也是实验者，在现有规则下评估何时何地哪种口罩在社会和文化上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实验的力量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如果对象或过程的测试，以及知识的产生在遵守特定规则的情况下可信，我们就能够从新冠时期学到很多，并且将会直接体验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拥有自我负责的实验能力的社会。将“生存环境”作为研究主题，在一个社会和知识的开放关系中有了新的知识指导的作用，这一作用要从生态技术关系结构的角度来考虑。

作者介绍：

刘永谋（Yongmou Liu），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美国哈佛大学、荷兰乌德勒支大学访问学者、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法国索邦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迄今出版《技术的反叛》《物联网与泛在社会的来临》《哲人疯语》《行动中的密涅瓦》《思想的攻防》《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导论》《警醒中国人》等著作20余种，发表中英俄德文学术论文140余篇，多次受邀在荷兰、西班牙和美国举办学术报告，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注意。

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世界著名技术哲学家，被国际技术哲学界尊称为“Old Brother”，美国技术与哲学学会首任主席，科罗拉多矿业大学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专业的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的国际讲席教授。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米切姆都试图厘清现代科学、工程与技术在其创造的世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出版的作品包括《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英文版于1994年出版，中文版于2008年出版）、《伦理与科学：导论》（与亚当·布里格尔合著英文版于2012年出版）、《迈向工程哲学：历史哲学视角和批判性视角论文》（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此外，他还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委员会（1994-2000年）和欧盟委员会专家研究小组（2009和2012年）的成员。所获奖项包括国际世界技术网络（WTN）伦理奖（2006年）和西班牙瓦伦西亚国际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

阿尔弗雷德·诺德曼（Alfred Nordmann），具有国际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以技性科学理论著称，达姆施塔特理工大学科学史与哲学专业以及技性科学史与哲学专业教授。自2013年以来，他编辑出版了《技性科学史与哲学》系列丛书。他利用技术哲学来重建研究实践，不仅是为了达成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更是为了了解参与事物运作的方式，从而实现对世界的技术理解。与此相关，他对构成原理以及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的专著包括《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导论》和《技术哲学导论》。他还是《技术与语言》（Technology and Language）期刊的首席科学编辑。

安德烈亚斯·福克斯（Andreas Folkers），是德国吉森大学社会学系“碳泡沫和搁浅资产”研究项目（由德意志科学基金会DFG资助）的首席研究员。2017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灾害治理与重要系统的生命政治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目前凭借在生命政治、安全、环境政治、能源和金融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领域开展（批判）社会理论的讨论来开展研究。最近的出版物包括：《复原的安全装置：灾害风险与生命政治的重要系统》（2018）、《冻结时间，为未来准备：作为当前安全问题的储备》（2019）。

斯蒂芬·贝申（Stefan Böschen），亚琛大学人类技术中心（HumTec）社会与技术专业教授。在此之前，他曾担任KIT技术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ITAS）的“知识社会和知识政治”领域的资深研究科学家和研究组组长。具备化学工程培训（证书）、博士学位以及特许教师资格。特别研究兴趣在于科学技术社会学、风险研究、技术评估、现代社会理论。运作的项目包括：“复杂伦理学”（BMBF，2017-2020）、“弹性电网（FEN）研究园区：社会-经济直流电”（BMBF，2020-2025）、“新冠病毒区隔”（大众汽车基金会，2021-2022）。已发表《身份政治：参与性研究及其与社会和知识控制相关的挑战》（Böschen, S.; Legris, M.; Pfersdorf, S，2020）、《混合知识体系：社会学场域理论概要》（Böschen S., 2016）、《实验性社会：作为知识经济装置的实验》（Böschen S.; Groß, M.; Krohn, W.[Hrsg.], 2017）。

珍妮·曼德（Janne Mende），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和国家法研究所研究小组组长。她曾担任达姆斯塔特理工大学跨国治理专业副教授、吉森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项目负责人、班贝格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博士后研究员、卡塞尔大学发展与体面工作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人权、全球治理、国际机构和跨国规范。她的出版物包括《全球治理与人权：公私合作》（2020）《文化与身份的人权？集体权利的矛盾》（2016）、《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正当化模式：调和文化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2011年未发表）。

本文责编：龚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