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女工，组了个乐队

“打工妹”是一个面目模糊的词语。2016年，女工段玉组织了一支名为“九野”的乐队。从她们的歌中，人们听到了女工们具体的面貌。

她爱在村里蹦蹦跳跳，爱抓萤火虫，因为家里没钱供她和哥哥上学，15岁，她告别家里人，带着几件衣服出发，在深圳一家玩具厂成了打工妹，每天12小时做不停。

这首《再见萤火虫》，写了女孩“小英”年少外出打拼，在深圳的工厂区意外经历火灾，被大火吞噬又幸存。那场灾难真实地发生在1993年11月9日的广东省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火灾造成85位女工遇难。陈玉英是身陷火灾的女工之一、火灾幸存者，她侥幸存活，烧伤面积达75%，伤情危重。数年后，流动女工小英被写进了歌里，小英在大火中无助地哭喊，歌词中写：“她想起萤火虫，宿舍车间就是她的世界。”

2016年九月，北京南锣鼓巷一个温馨的艺术空间里，九野乐队进行了第一场线下演出。这是一支由3个女人组成的乐队，主唱段玉和提琴手马薇都是流动女工出身。

乐队的第一次公开演出、第一支歌，她们把这首歌留给了这首名叫《再见萤火虫》的歌曲，这首歌并非九野乐队的原创，但对乐队，特别是主创段玉有着特殊意义。

故事性，段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感觉听完了一个故事，当时她在北京打工，对于南方工厂区女工的生活尚没有太多共鸣。后来她走南闯北接触了大量流动女工，对于南方工厂区工人们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理解，成立了决心为流动女工发声的乐队“九野乐队”后，这首歌自然而然地被想起、列为乐队排练节目列表中的曲目之一。

南锣鼓巷的表演场地，一个空旷的房间，没有舞台也没有灯光，窗户透进来明亮的阳光，乐队和观众围在一起。

段玉坐在老旧的木头板凳上，一头黑色卷发，一袭黑色长裙，抱着一把背带已经有了线头的木吉他，低头歌唱。马薇站在她旁边拉小提琴，体型稍胖，头发扎成马尾，露出发际线上的美人尖。两人都有点拘谨，大多时候低头看着琴，脚下悄悄踩着拍子。

段玉和马薇是九野乐队最初的成员，两人同年出生，今年都37岁。她们和小英的原型陈玉英，是中国庞大的流动女工群体中的一员。

图 | 九野乐队排练场景

我们的名字不是打工妹

九野乐队成立于2016年。这年，已经成为妈妈的段玉认识了马薇，两人都是从辽宁走出来的北漂女工，都很早就开始参加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活动。

马薇小时候学过小提琴，多年坚持下来，她所掌握的小提琴演奏技艺已经足以在一众工人中显现个性。艺术团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一个会弹吉他，一个会拉小提琴，干脆组个乐队呗！”两人一拍即合，又叫上一直在关注艺术团演出，做性别研究课题的博士生杨一野，九野乐队诞生了。段玉说，选择“九野”作为乐队名，与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女有关：“传统神话中有九天玄女，九野和九天一样，是神女的意思。古代的女神要么是女儿神要么是妻子神，但九天神是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的神。”

作为九野乐队的发起人，段玉宣称自己是“野大”的。1985年，段玉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市一个普通家庭，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工作忙，平日里，段玉由爷爷带大。

有一次段玉在家里点炉子玩，不小心弄了一屋子烟。等妈妈回家，爷爷只是笑着抱怨：“你家小妖精都快把屋子点着了。”

段玉从小喜欢唱歌，跟着电视录音机唱成了班里的小歌星，还参加了学校合唱队。与此同时，她性格腼腆。逢年过节，亲戚朋友串门。有的家长在热闹氛围下，免不了起了兴头让孩子表演节目，但段家的家长没有这个习惯。客人们进了家门，她们的女儿总是缩到房子的一角，在人群边缘安静听人讲话。因此，段玉从小没有没有被逼表演节目的经历。

印象深刻的演出是在学校里，合唱队排练的革命歌曲《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那段旋律深深地印在段玉的脑海里，但上台前，她仍然感到紧张，她将被所有同学看到。在小学的操场上，系着红领巾，扎着麻花辫，涂着红脸蛋，所有人保持着相同的频率左右摆动脑袋，“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段玉心里默念着老师的嘱咐：“看观众！”“微笑！”她享受站在人群前和灯光下，被观众关注的感觉。

2000年段玉初中毕业，考入一所专科学校就读学前教育。她主动选择了这个专业，因为听说幼师属于艺术类，可以学唱歌教唱歌。

在专科学校，段玉学习了音乐的入门技能，声乐、舞蹈、乐器，都可以比划一下。下课后，段玉常常和同学聚在一起弹吉他，非科班出生，同学们都没有经过吉他演奏专业学习，一群人凭着感觉组合各种和弦，最喜欢的乐队是Beyond。

那时，东北正处于下岗潮中，高高耸起的烟囱不再冒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决定离开黑土地，到远方寻找生路。非典之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段玉也离开了东北。2004年秋天她坐上了远走他乡的火车。

段玉在北京到了站，转市内交通去了北京顺义的一个汽配城。亲戚在那开了一家汽车配件零售店，她到店里帮忙，售卖汽车配件，换取一个月400块的工资。那个秋天，她用第一笔工资买了一把吉他。后来她和那把吉他合过影，16年前，她19岁，留着斜刘海、双马尾，笑的时候牙齿洁白，怀里的棕色木吉反射着光线，在相片里留下了一小片过曝的白色。

图 | 段玉19岁的照片

汽配城建在国道旁边，灰尘很多，每次一辆卡车经过，就能卷起半层楼高的粉尘，混合着汽油的香味和腥味。那段时间，她总是穿着黑色衣服，黑外套、黑裤、黑裙子，黑色耐脏。

“大哥想看点啥？”每天开店和闭店之间，段玉总是重复地对来人说这句话。她从小对汽车无感，时间久了，却也搞清楚了连杆和曲轴是什么，会帮顾客推荐合适的离合器片和制动分泵。在汽修城，她不是段玉，而是“哎！服务员”，在汽配城，也没有人记得她爱唱歌、且唱得很好。

脸上沾灰的汽修城里，段玉生出了一个感觉——自己的名字和面目，越来越模糊。

这种模糊感，后来被写进了段玉的歌里——《我的名字叫金凤》。

金凤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也是一名流动女工，是段玉刚开始北漂时，参加打工青年艺术团认识的好姐妹。那时候，胖胖的、开朗爱说笑的金凤正在找工作，借住在艺术团的场地里。

因为兴趣，金凤找老师学了美容和手工，闲下来会用串珠做各种小熊、花朵，用丝网编织植物。住进机构后，金凤成了这里的小红人，会把自己会的教给其他姐妹。大家都学得很起劲，常常惊叹“她怎么会的这么多”。

但在工厂里很少有人记得金凤的名字。她是“嘿”，是“3车间的那个胖丫头”，许多称呼可以表示她，但基本没人叫她的名字，金凤。

在工厂之外，公共视野中，金凤和段玉还有姐妹们被统一称呼。“那个时候，流行叫我们打工妹”，段玉说，“每个来城市打工的女孩，都有她的独特性，有不一样的美。”但“金凤”和“段玉”都被忘记了。

艺术团的人知道段玉爱唱歌，会弹吉他，鼓励她：“你自己写呗，就写你的生活。”

于是，段玉写了第一首给女工的歌《我的名字叫金凤》。

后来，越来越多人认识九野乐队，往回翻着听她们的歌，通过这首《我的名字叫金凤》，大家记住了女工金凤。她在一家纺织工厂做流水线女工，经常加班到深夜，在那工作了两年整。后来，她去学美容，又去饭店打工，去到哪里，都是当打工妹。

段玉在歌词里写“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叫金凤”，直抒胸臆地唱了这种委屈。

渐渐地，“金凤”成为一个符号，提醒人们流动女工群体并非千人千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金凤”，有她的名字、爱好和与众不同的来路。

替她们唱歌

九野乐队成立后，段玉曾应邀到北大演讲，提到成立乐队的初衷，她提及这种模糊感对乐队的创作的影响。“所有女性都面临性别不平等带来的问题，流动女工受到城乡流动、性别和经济地位三重束缚，是弱势者当中的弱势者。所以我们格外强调流动女工的声音。”她强调，流动女工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她们的名字不太被记得，她们的声音也很少被听到。段玉想为这些人发声。

在九野的歌里，这些面目模糊的女工们逐渐显现更为清晰的面貌。

2008年，资金拮据，段玉租住在北京一处地下室里，一起住在地下室的姐妹，大多都是电梯工和家政工。在当时的北京，许多外来打工者对落脚处的选择，要么是五环外的村庄，要么是城市里的地下室。那里总有股潮湿的味道，灯光很暗，通道曲曲绕绕，像迷宫一样。

每天下班归家，段玉需要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两旁是一众相似的房间门。摸着黑，她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扇门。这些记忆现在有时也会涌上来，有段时间，她会在梦里回到地下室的出租屋。房间里有蜘蛛网，阴暗到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只有家具的轮廓。

《电梯姑娘》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这样一段日子。在地下室出租屋，租户们往来地面和出租屋，靠的就是一台电梯。

“在她的周围，是一些高大的男人女人，我看不见电梯姑娘也感受不到她的气息。”在歌词里，段玉写了一位流动女工，连带着也描绘了与她一起挤在地下空间里的外来打工者。

地下室只提供晚上睡觉的空间，一张床、一个柜子。洗漱间和厕所都是公共的，走廊里有一排水龙头，下面有一排水池，就是洗漱间，旁边的一排坑位是公共厕所。这里也有很多活动，有姐妹租了两间房间开了一个二手店，大家把闲置的东西互相交换，有时候也在这里唱歌、打牌、聊天。

地下室成为一座蚁穴，段玉和她的姐妹们像是工蚁。白天穿梭在北京的不同角落谋生，晚上又回到这里短暂休整。

段玉想为这群人唱歌，唱出他们的生活和境况。但其实，浸泡在段玉歌中描述的生活里的人们，有时听不懂九野的歌。

“其实大多数的演出，大家的反应都比较少，处于那种无意识状态”，段玉的声音有点无奈，每当这种时候她们就忍不住想：“我们唱这些歌是要干什么呢？”

2017年，九野有一次跟随新工人乐团到苏州给女工唱歌。

演出在苏州的一个社区打工者村庄，村口有一块比较老旧的空地，原来是个停车场，搭建了一个简陋的舞台，风一吹，话筒的声音也被吹得飘起来。七点左右演出开始，没有特别组织，音响一开，大家都聚集起来，慢慢有两三百人。在这个被很多工厂包围的村子里，打工者们这会儿刚下了工吃了晚饭，踩着夕阳出来遛弯儿。

图 | 九野乐队演出现场

九野的歌不是流行歌曲，观众们感到陌生，愣愣地站在下面。台上的乐队成员都有点尴尬，人群中的同事只好带头鼓掌打节拍，几个可能对音乐感兴趣的村民也跟着挥挥手，像在内容艰涩的课堂上勉强回应冷场的老师。台下有几个女人，挽起的袖子露出黑瘦的手臂，轻轻拍打怀里哭闹的孩子。九野的歌不算轻柔，哄不着这些“小霸王”，这些带着孩子的女人慢慢都离开了。

早在乐队成立之前，深圳的绿色蔷薇音乐工作坊里，段玉就从宣传页上读到了一些“理论”，有关“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发现此前打工生活中，很多不愉快的体验可以用这些知识解释。于是在九野刚刚起步的时候，她们决心“占领各种舞台”，把这些理念唱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写

九野的歌里有形形色色的女人，“没人规定女工一定得是什么样子。”段玉说。女工们本来就是不同个体，面目模糊、千人一面才是人们对女工群体的刻板印象。

九野乐队创作的歌曲，旋律大多明朗、欢快，有温暖的色彩，因为她们惯用大调，用这种风格展现她们所关注的所有议题、想讲的所有故事。以至于如果第一次听她们用轻松欢快的声音唱反对逼婚的《选择一种生活》，唱控诉家庭暴力的《安华》，唱反对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能做的买卖》，多少能感觉到有些反差。

这些旋律，除了段玉的创作，有些其实是在线下活动中乐队和观众们一起哼出来的调子。段玉习惯用C、G、F、Am这几个最常见的和弦，在唱谈会上和观众们一起写歌时也好用。相比音乐节和酒吧驻唱，她们更喜欢唱谈会，因为可以和姐妹们聊聊天。

图 | “百手撑家”唱谈会合影

2017年4月22日，九野乐队在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鸿雁之家”，组织了一场主题为“百手撑家”的唱谈会，参与者都是家政女工。空旷的白色房间，地上垫着厚厚实实的三层保暖材料，女工们平时可以在这里歇脚、打盹儿，那天大家在地上围坐一圈。坐下来的时候，有一位大姐乐了：“吃火锅喽！”

从捏脚开始，段玉想让大家借此放松下来。紧接着做几个小游戏，大家已经熟络起来，段玉抓起旁边大姐的手，触摸到了厚厚的茧。你很难找到没有这种手茧的女工，有一名女工把它编成歌词“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我有一双粗糙的手”，写在九野发给大家的红红绿绿的卡纸上。色彩鲜艳的字句，最后组合成歌曲《百手撑家》。对于这些家政工而言，唱谈会是珍贵的可以畅快表达的机会。

围坐交谈中，一位大姐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她的老公和孩子留在了农村，全家的生计，都指着她在北京当家政工赚取的收入。

她们是城市里的“透明人”，车水马龙里很难被人注意到。但其实在家庭中，她们许多人都充当顶梁柱的角色。

乐队的提琴手马薇也是女强人式的人物。

“我是那种打不死的小强，没有什么事儿能压得住我。”马薇是印刷厂的职工。厂子里，熟人叫她“事儿姐”，因为她爱管事又不怕事。有时工厂车间主任会强制性要求大家加班：“别人都加班，你为什么不加班。”否则就扣三天工资。马薇会用劳动法和自由权去理论，基本上都自己占上风，“在我的字典没有这么多不行”。

车间主任是个大眼睛，干瘦矮个儿的男人。马薇曾经和他发生口角，还揍过他一次。那天原本五点下班，四点四十五的时候，马薇正忙着打包一摞书。主任来通知大家加班，马薇不想加班，说四岁的孩子在家没人看。

主任吼她：“我让你加班你就加班，别一天那么多废话。”絮絮叨叨骂了很多，还用上很多脏话，骂马薇多事，不能干就走。在马薇讲述的版本里，主任的谩骂结束在她把手里的书冲他脸上砸过去的一刻。紧接着拳头也上了男人的脸，她说自己把主任打得脸肿了，鼻子流血了，牙也活动了。“我出拳很重，一下子两百多磅。”她笑着回忆，经此一战，主任每次见到她，都客客气气的。

如果不是疫情，九野乐队本会在今年6月26号发布首张专辑《九野》。九野乐队的专辑封面上印满歌词，这些歌词便是她们发出的声音。

“女孩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女孩男孩共有一片天空”

“女人也可以不做妈妈，工作中散发着光彩与才华”

……

专辑的背后，满满一面致谢，从公益组织、社区服务中心、学校、乐队、网络大V，到陌生的普通网友，都是曾为乐队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此时的九野，已经从最初一个人抱着一把吉他的段玉，变成了七个人的团队。除了女工，队伍里还有青年研究员、自由职业者、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名为小帅的男生。

马薇和段玉都笃定九野会一直写下去。会一直写下去不是因为要坚持，而是关于女工们所面对的处境和议题，借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写。”

- END -

撰文 | 张岳怡

编辑 | 林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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