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的最后一支舞蹈
在他死于艾滋病之前，我们去度假了
作者：艾米莉.齐夫（Emily Ziff Griffin）
翻译：叶荣臻（叶航）
1991 年，作者和她父亲在加勒比海游轮上
1991 年 2 月，在游轮上的第一个夜晚，我穿着一件带青稞领的深蓝色天鹅绒夹克、石磨水洗牛仔裤，还戴着一条镶嵌着三层彩虹色珍珠项链，不经意间，抖动的珍珠反射着迪斯科舞厅的灯光熠熠生辉。我才十几岁，从我这边向餐厅对面看过去，我似乎是这艘邮轮上唯一的女乘客。邮轮上载着数百名男同性恋者，从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出发，经过七天的航程到达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我绝对是唯一的孩子。父亲带着我一起去旅行，只是不到 18 个月后，他在与艾滋病斗争了五年后就去世了。不过，就现在而言，他还可以，至少足以带他的女儿去加勒比海度假。
我父亲已经习惯了让我适应他的同性恋生活方式，其实那种生活方式是很不适合儿童的。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渴望充分表达他自己的父爱，既不妥协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也不放弃作为父母的身份，或者是因为他不愿意在这个他已经度过大部分时间又一直被否认的生命里牺牲任何时间。父亲在布朗克斯长大，他是第一代犹太移民的儿子，他们曾经跨越了大萧条时期的童年，成为一位广告专业的成功人士。他曾是一名广受欢迎的广告业务经理，和纽约的一些知名的艺术组织有过广泛的合作。其实，一直以来人们对父亲的期望，无论是家人还是外面的朋友都是希望他能娶一个女人有一个家庭。他曾与一位心理治疗师讨论过自己早期的同性恋倾向，但治疗师认为这可能是他童年时期比较活泼，对那时的异性朋友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嫉妒吧，因此，没当回事。最终，他与我母亲结婚，生下了我。两年后，父亲却与一个男人有了恋情，从而结束了和我母亲的这段婚姻。从那时起，他还是尽了一些努力想使自己的生活与我的生活相一致，但总是事与愿违。
我最早的一些记忆是夏天周末，在火岛松林里的一个合住房子里，每当黎明我醒来的时候，总看到父亲刚刚从当地一个叫亭台阁的夜总会回家。他会做煎饼，给我做好煎饼，再到床上睡一两个小时，然后我们一起去海滩，在那里我会看赤裸着上身的帅哥们打排球比赛，不过，我总希望有去游泳池的人邀请我们去游泳。我们会用冰淇淋社交聚会来庆祝我八月的生日，那些客人都是他的朋友。男同性恋真的知道如何为小女孩买东西，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杖、一只会说话的鹦鹉毛绒玩具和一顶非常宽边的粉红色帽子，这些是我收到的一些礼物。
加勒比海上的游轮
虽然我在父亲生活的世界里比较奇特，我知道在火岛松林社区里只有一个有孩子的家庭，而且他们还是一个直系家庭（祖孙几代共同居住的家庭）。这里的海滩社区似乎给了我一种自由，这是我在布鲁克林那所私立学校的生活中所没有的。在那里，同学们会无所顾忌随意地到处乱说“同性恋”这个词，而我得小心翼翼地掩盖我父亲是同性恋，总是说他生病了。有一位同学知道，因为她的继父是学校行政人员，因此，她家里不允许她来我家，或许他担心她会被感染 HIV，尽管有临床证据证明一般接触不可能会感染。
现在也许很难想在艾滋病流行高峰期，同性恋和 HIV 阳性会带来怎样的耻辱，但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虽然我母亲没有公开表达对我父亲身份的羞耻或恐惧，但我知道我父亲的牙医在他确认我父亲有艾滋病后拒绝给父亲治疗牙齿。我知道我的祖父母不会允许我父亲带一个同性恋朋友去参加他们的感恩节晚餐。我知道罗纳德·里根政府对早期有关“同性恋瘟疫”的问题一笑置之，避免公开提及艾滋病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至少已经有 5500 名美国人死于这种疾病），不过这也并不表明 HIV 感染是不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不认识其他有像我这样家庭的孩子。我想，这样的事实会导致我失去所有的任何社交生活，所以我躲了起来、我撒了谎、我偏离了正常的生活、我掩饰了自己的内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担心自己会被别人揭露出来，我是一个感染艾滋病毒的同性恋者的女儿。
加勒比海岸风景
然而，在这里的同性恋群体中我可以放松。在邮轮旅行的第一个晚上，当我轻快地走进船上的餐厅时，我的父亲在我身边。我认识了许多人，他们大多数都是英俊而潇洒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患有被判了死刑的疾病，现在疾病依然存在。可见，我对我在外界受到的打击一点也不奇怪。“同性恋”的范围从最华丽的美少年到最粗俗的老白痴，有垂死者明显凹陷的脸颊和纤细的身躯，也有在黑色晚礼服海洋中穿着闪闪发光的礼服，操着花色口音的变装皇后。所有这一切在夏天的火岛松林我都很熟悉。并且有一种明显的社区感，我也承认他们这种结盟式的社区。在这里，无论生病还是健康老少不分。在一个并不总是接受同性恋的环境里，我和同性恋的这种共同经历创造了一种联系感。
在游船上，我被他们崇拜、奉承。男人们会评论我金色的波浪发，棕色的杏仁眼睛和我柔软的手脚。他们问我的妆容，他们称赞我的衣服。我作为一个青春期身体在不断变化的年轻人，此时充满了有一种不适和不安全感。当然，英俊的男生注意到我的容貌，对正处于女性意识成长中的我或许也是一种可喜的鼓舞。所以，我在这里感觉很美，而我在学校里却没有这样特殊的生活经历。在学校里，男孩们对我的关注往往都伴随着对我家庭不受欢迎的问题。一位对我有些迷恋的中学生，给我讲述了他的家人是如何在火岛度过暑假的，但他们却是在火岛的富豪、政治保守的奥伍兹角小镇度过的，当然不是火岛的松林社区。我内心也渴望与他建立联系，于是我回答说，“我也住在火岛”。结果当他问我们的房子具体在哪里时，我吓得僵住了，然后撒了谎。
加勒比海上游轮的泳池
也许是在游轮上，在那里我有一种自豪感，甚至让我想象着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年轻人的目光，第二天在游戏厅的宾果游戏中，我发现他又盯着我看。当一位身穿雪纺长袍、戴着珠宝的女王大声说出数字：“啊，是每个人最爱的0-69！”，她从未错过过任何调侃的机会，并在其中插入一些性暗示。我注意到那个年轻人穿着船员的马球衫和松脆的斜纹棉布短裤，他的黑发在头顶形成一个柔软的波浪。他在船上工作，看起来大约十八岁，他正看着我。目光的交换持续了很长时间，足以使我的脉搏跳动，似乎让游戏厅房间摇晃起来。等等，是邮轮在摇晃，我们正在加勒比海的中部。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独自一人在船上闲逛，回忆起他那冷淡的眼神和美貌，真希望我们能相遇。这种可能性的激动与我内心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碰到一起了，我会怎么做？我该怎么说？我会微笑吗？我那一口歪牙的笑容，会不会出卖我还是个孩子？我想让他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女人，尽管我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夏令营吻过两个男孩。我记得我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我尝试到一个男孩的手放在我的腿上的感觉，我知道他就要靠近我把嘴唇贴在我的嘴上，我记得那时候他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就像我可以成为任何人一样，就像我只是一个幽灵，或者只是一个幻想，一种获得感。
我来到了游轮上的礼品店，这是一个小小的方形空间，里面摆满了洗漱用品、糖果、平装书和小饰品。收银台后面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女子，身上的制服好像尺码太大了两个。当我沿着货架走动时，我感觉到她的眼睛在看着我。“你一个人来？” 她的口音有点法语口音，她的话语似乎是轻轻飘过来的。我说“我和我父亲在一起来的”。她叫克莱尔，是加拿大人，从大学休学来这里工作的。我立刻感觉到我似乎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以及一个可以去的地方了，她邀请我第二天再来。
那天晚上，我和爸爸去了户外迪斯科舞厅。我父亲喜欢跳舞，但我有些犹豫不决，我没有加入他们，而是坐在舞池的边缘座位上，看着他穿着白色牛仔裤和 T 恤，舞姿行动自如，我很少看到他如此表达出喜悦。这里所有的男人都这样，我开始明白舞池的意义了。这里面的许多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们大多数人仍然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在家庭，在工作中躲藏起来。然而，在我们生活的纽约街道上行走时，一个人可以公开表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过，因为政府的保守，在艾滋病的阴影下，想让人自由无条件地接受同性恋以及艾滋病仍然是很难，也很危险和难以捉摸。不仅如此，这些人还活在深不可测的死亡面前。回想起来，我现在才明白，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埋葬朋友和爱人，看着他们以可怕的方式死去，同时，自己还在与日益衰退的健康作斗争，而似乎没有一个当权者为重视他们的生命而提供帮助。
加勒比海上的晚霞
然而，在舞池里情况就不一样了，舞池是一种庆祝和兴奋，是逃避的空间。走进舞池的人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自由地用内啡肽淹没他们生病的身体，自由地在一个相互理解和崇拜的社区里呆在一起。这里就像一座教堂，DJ是传教士，舞厅的颤动是心跳，上帝没有歧视。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我很害怕，这里是他们的地盘，我只是一个过客。我在这里虽然比学校更自由，但我仍然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为生活中我很多时候一直在隐藏我的家庭以及自己的身份，我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我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些。
我们在迪斯科舞厅逗留的时间不长。我父亲很容易疲倦，他的一条腿由于免疫系统的衰退，而越来越多地布满了卡波西肉瘤病变，这让他很烦恼。我们上床睡觉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充满了让恐惧战胜恐惧的不安。第二天我回去看克莱尔，宾果游戏的那个年轻人也站在礼品店里。他和克莱尔是朋友。或者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关系？当我试图看起来尽可能迷人和冷漠时，我的脑海中盘旋着各种场景和问号。他叫汤姆，近看更英俊。
克莱尔、汤姆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船上度过，在船员宿舍里听音乐，在甲板上闲逛，在礼品店吃糖果。除了他漂亮的头发、健壮的体格和善良的眼睛之外，我几乎不记得关于汤姆的其他细节。我不能告诉你他来自哪里，也不能告诉你我们谈了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三十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的还是我在他面前的感受：自我、自在、真实。这是第一次有个男孩知道我家庭的真相，他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恰当，也没有表现出过分吸引人的行为。但不可否认，这一点甚至对我父亲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和汤姆花了几个小时在加勒比海海滩冲浪玩了一天之后，父亲还取笑我。
游轮上的舞厅
航程的最后一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偶像歌手劳拉·布拉尼根 (Laura Branigan) 将在游轮上进行表演。虽然我对她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但这将是本周游轮上娱乐活动的亮点，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她。之前吃晚餐的时候我系黑色领结，我带来了一件特别的连衣裙——劳拉·阿什利 (Laura Ashley) 无肩带连衣裙，黑色天鹅绒紧身胸衣和紫色塔夫绸裙。当太阳落下长春花的天空时，我在甲板上散步。我意识到我的衣服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以及一股寒意在我裸露、晒黑的手臂上蔓延。我能听到我的黑色绒面鞋在地板木条上的咔嗒声。一会儿，我看到父亲正露出灿烂的笑容看着我。
那天晚上我跳舞了，在一大群男同性恋人群中，汤姆和克莱尔，还有我垂死的父亲都在我身边。劳拉·布兰尼根唱着《格洛丽亚》，船随着风暴的波浪在摇晃，我完全放开了自己，我让喜悦蔓延了全身，尽管我担心这可能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共享舞池。那天晚上，我们拥抱在一起，我们一起感受、一起唱歌、一起跳舞，音乐的节奏颤动着我们的心房，舞池里所有的人群簇拥着我们，我感受到此时此刻才是唯一的真实。
（2021 年 9 月 2 日《纽约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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