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份，大约有2500个英国人参见了一项“人体挑战计划”。他们故意感染新冠病毒，以加快药物和疫苗的研究。这个项目由帝国理工学院发起，被感染的人留在皇家自由伦敦医院治疗。

这不是英国人第一次尝试这样的项目，75年前，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去挑战过流感病毒。

索尔兹伯里位于伦敦西南部，这座城市最出名的是巨石阵，每年都有上百万人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这座欧洲的史前文化遗迹。
巨石阵向南几公里处，坐落了一处古怪的营地：一堆破旧的预制小屋和二战风格的框架房，外面挂着一个哈佛的牌子。这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流感集中营，由英国政府出资，人们志愿聚集到一起，故意感染流感，以供科学家研究。
自1946年开营以来，已经有18000名志愿者来到这里，挑战流感病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公共卫生专家推测大规模轰炸会引发霍乱和伤寒的流行。当英国对德国宣战后，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小组决定帮助英国人对抗预期的瘟疫。哈佛捐赠了资金来建造专门研究流行病学的专门医院，并为其配备人员，该设施仓促地建在索尔兹伯里的山丘上，以便在疫情爆发时应对。

但预期的瘟疫并未到来，1942 年，美国陆军接收了这座医院的设施，并将其更名为美国陆军第一医学实验室。它最重要的任务是组装、储存944 年 6 月诺曼底登陆日所需的大量血浆。当德国投降时，美国人离开了，留下了建筑物、一些实验室设备和一个员工餐厅。
这座医学鬼城吸引了英国病毒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医生（Dr. Christopher Andrewes）的目光。他说服了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资助一项针对感冒和流感的长期研究。1946 年，安德鲁斯博士接管了医院，并更名为哈佛医院。
安德鲁斯医生在广播和电视上露面，征召志愿者。志愿者每批限额30人，为期10天，由哈佛医院支付全部往来和住宿费用，每天提供2英镑的零花钱。由于英国战后失业率暴升，这点小钱也吸引了很多人，报名的志愿者源源不绝。
志愿者和安德鲁斯医生
志愿者被分配到被改造过的，陈设稀疏的房间里。每个单元的两个或三个房间共用一个客厅，和一个带冰箱、茶壶和烤面包机的厨房。由于旧建筑存在着火危险，禁止做饭，饭菜是用保温瓶送到志愿者门口的。
志愿者进入之后就进入隔离状态。
除小组其他成员之外的所有人保持至少 10米的距离；进入房间的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和口罩。志愿者可以看电视、听收音机、玩拼图游戏、玩大富翁或拼字游戏等等。
在隔离的第三天，志愿者开始“病毒挑战”。穿着防护服的科学家将一种无色、咸的液体滴入他们的鼻孔。这可能是一种无害的生理溶液，也可能含有活化的流感病毒。实验是双盲的，医生和志愿者者都不知道是什么。
每天早上，一名专职医生会拜访志愿者。他低头观察他们的喉咙，触摸他们脖子上的腺体，并用定制开发的“鼻腔空气流量计”测量他们的呼吸。后来，安德鲁斯夫人收集当天用过的纸巾，密封在塑料袋中，称重以确定受试者的“鼻腔分泌率”——也就是说，他们的感冒鼻塞有多严重。
医生对感染者的鼻腔分泌物进行称重。

志愿者定期接受“洗鼻”。他们闻一闻无菌盐溶液，含在鼻子里，然后滴到玻璃板上。

即使是那些确实得了流感的人，在那里的生活也不是很糟糕，并过着一种奇怪的的社交生活。
“周五下午我开始感觉不舒服，”来自朴茨茅斯的 维罗妮卡·布罗格登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回忆，''我的扁桃腺肿了。晚上开始喉咙痛，我真的很干渴——我喝了几加仑水。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鼻子不通气，到 11 点时背痛，我有点发抖。”那天的大部分时间，维罗妮卡有轻微的发烧 。 “星期六我几乎快要死了；但星期天就好转了，星期天我过得很活跃。”
当维罗妮卡感觉最糟糕时，她一直看电视。在剩下的时间里，她和室友“保持着某种通信：他们相互写信，留在对方的门口。
上图是营地的一个试验。右边的人鼻子上插着一根管子，在他和三个同伴打牌时，管子慢慢地渗出荧光染料。牌局结束后，用紫外线灯检查房间，发现染料已经扩散到每个玩家身上、桌子和扑克牌上，甚至更远，这可以说明聚集时传染率有多高。
“信不信由你，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让人们患上流感，”参与研究的病毒学家罗伯特·菲尔波特斯博士说。“如果我能让 80% 的人感冒，我们就能很快完成这项工作。实际数字在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 

为了搜集活化病毒，安德鲁斯博士让患有流感的志愿者用玻璃纸手帕擤鼻涕，或者把头埋在袋子里背诵莎士比亚，然后收集袋子里的病毒。
安德鲁斯博士设计了一项著名的试验来观察流感的传播率。一群志愿者整个夏天都被隔离在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个岛上，让他们居住几周，确认中间没有流感患者后，然后把哈佛医院被感染的志愿者用船带到岛上。
患者面对面对着岛上的人咳嗽了几个小时，结果没有一个人被感染。最后，安德鲁斯迫不得已，又在哈佛医院的志愿者中找到了一个爱唠叨的小贩。这个被感染的小贩围着岛上的人一边唠嗑一边转悠。这次成功了，一天之后，八分之三的人终于生病了。
虽然安德鲁斯博士如此努力，但他并未能在科学史上留名。他的团队并未能研发出流感疫苗，研制的干扰素效果也是一般。更悲剧的是，这个营地后来引发很多传言。在很多阴谋论中，索尔兹伯里的营地被认为是英国生化部队所在地，正在研究可以在空气中传播的狂犬病毒以毁灭人类。

1990年，索尔兹伯里的营地正式关闭，不过帝国理工的新冠挑战试验显然吸收了这个流感集中营的很多经验。“我们也有封闭的隔间，”新冠挑战试验的主持者之一，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家温迪·巴克莱（Wendy Barclay）教授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说，“双盲试验以及每天的例行检查”。
到今年3月底，在第一阶段新冠人体挑战试验中，已经有40多人感染上新冠病毒,不过帝国理工并未公布重病率，以及有没人死亡。而且，由于感染源用的是较早的，武汉流行的Alpha病毒，所以首期试验并没有太多价值。目前，帝国理工正在征求志愿者进行第二阶段人体挑战试验。
虽然有些鲁莽，但必须承认英国人在医疗探索方面有着献身精神。从爱德华·詹纳发明天花疫苗开始，到流感和新冠的探索，英国医学界一直位于对抗病毒的前沿。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