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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太少
张锡纯太多
©文：言九林 ／文
编辑：瑞秋的春天
☄ 不需要任何试验、不需要任何临床、不需要任何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理学、现代化学知识，靠着一种抽象的类比就将现代药物阿司匹林的药理，用中国传统医学给包装了起来。
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现代医学属于实证医学。
经验未获科学方法（如双盲对照实验）证实或证伪，故传统医学往往呈现出各种不同模样。欧洲有欧洲特色的传统医学，美洲有美洲特色的传统医学，东土也有东土特色的传统医学。
现代医学则不然，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在哪种文化之中，基于实证的现代医学，都是同一种模样。
中国传统医学也曾有过追求实证、向近现代医学转型的时刻。嘉庆时代的河北玉田人王清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王清任修习传统医学多年，深感传统医学在实证方面有太多不足，尤其是一味以经验附会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却连最基本的人体脏腑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曾尖锐地批评自己的同行，说他们“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但是，解剖尸体在晚清的中国是一件几乎没有可能的事情。王清任只能寻求其他变通之法。1797年前后，河北滦州稻地镇发生小儿传染病，当地孩童“十死八九”，许多穷困人家无力置办棺木，只能以布袋竹席草草浅埋，尸体常遭野狗扒出撕咬。王清任在坟地里花了整整十天时间，全面观察了三十多具尸体，得出的结论是：前代医书所绘人体脏腑图，与真实情形全然不合；许多传统医学著作，甚至连脏腑数量的多少也没弄明白。[1]
此次坟地验尸，王清任收获颇丰。但也有遗憾，他观察到的尸体被野狗啃食严重，已找不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对这片膜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在人体脏腑中可能有着“最关紧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该膜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长情形究竟“是斜是正”。为了补上这一课，此后的三十余年间，王又至少三次前往刑场观尸。一次是在奉天府，因犯人是女性而未能近前观察，只见到了刽子手挖出来的心肝肺。另两次是在京城，其中一次见到了脏腑，可惜“膈膜已破”；另外一次，则因被处决者是朝廷重犯无法靠近。直到1829年，王清任才从一位见惯了死尸的前领兵将领处，间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实情状。[2]
至此，王认为自己“访验四十二年”，终于对人体脏腑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遂“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这些图，后来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医林改错》一书之中。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脾由竖置改为横卧；膈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窍”；胰腺则是第一次出现……虽与当代解剖学的观察仍有不小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传统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准确。[3]
在《医林改错》的序言里，王清任说，自己这本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书的主旨不是治病开药方，而是普及治病的基础——对人体脏腑的正确认知。王还说，自己这本书当中，恐怕也难免“有不实不禁之处”，如果后来人能够通过“亲见脏腑”对自己这本书有所修正增补，那将是自己的荣幸[4]。这种谦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拓荒者的自知之明：拓荒者推动了认知进步，但既然是拓荒，条件有限，误读、误解也一定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自然也不能例外。比如，书中将动脉误认作了气管；将精道、血管与溺孔描绘为互通，就是错误的。这与王清任只能在坟地与刑场随机观察、无法获得正规的尸体解剖机会有直接关系（王的医学理论也尚未脱出传统的窠臼）。
王清任还说，自己“何敢云著书”，哪里敢自命不凡著书立说。之所以要出版《医林改错》，不过是希望当代及后世的医生看了本书的绘图后，能够对人体脏腑有更准确的认知，能够减少错误的诊断，能够救治更多的病人。至于后人如何赞誉我、如何诋毁我，那是不重要的：“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5]
但这样的愿望，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同行们的饭碗。
依托对脏腑的实际观察，王清任对被同行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等传统医学典籍，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他批评《难经》，说它对心肝肺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重几许”，对大小肠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长若干”，对胃的描述具体到了能够装下谷米“几斗几升”，给人一种很真切、很值得相信的感觉，实际上却并不准确，作者没亲眼考察过脏腑，只是“以无凭之谈，做欺人之事，利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利己有限损人甚重，实在是不可取。[6]
他还批评《金匮》对疾病的描述，并非真的了解病源，而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金匮》里说受风会令人鼻塞喷嚏，又说受风会令人半身不遂，王清任质问道：“今请问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鼻涕？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半身不遂？”——既然如此，请说一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让人鼻塞打喷嚏；又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使人变得半身不遂？[7]
这种较真式的质问，是推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往前进步的必要，却也引起了同行们的厌恶与反感。在他们眼中，王清任走得实在太远了。他不但质疑、批评《黄帝内经》与《金匮》这样的煌煌经典，还否认了“三焦”的存在，否认了传统说法对“经络”的描述——王清任认为，“灵机在心”、“心主神明”这类传统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真正产生意识与感觉的不是心，而是“脑髓”，也就是大脑。
《医林改错》首次出版是在1830年，次年，王清任与世长辞。直到人生末年才刊行自己最重要的发现，与王清任不愿在生前体验同行们的愤怒有直接关系。同时代的名医陈念祖（1823年去世），给王扣上了“不仁”、“狂徒”、“邪人”的大帽子[8]。稍晚于王的名医陆懋修（1818-1886），则斥责王的拓荒之举“是教人于胬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矣。”除了道德批判，陆懋修还试图从“学理层面”否定王清任的努力。他说，人死之后“气已断”，王要如何确定自己找到的是“气门”？人死之后“水已走”，王要如何确定自己找到的是“水道”？那些尸体被野狗啃过，被刽子手处理过，靠这些要如何确定人的内脏数量，然后说经典里的记载是错误的？[9]
这些近似于胡搅蛮缠的辩护词里，潜藏着同行们深深的嫉妒与仇视。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与龙华民（Nicola Longobardo）已翻译出版过一部西方解剖学著作《人身图说》。此书对人体内部结构的叙述与图绘，比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要准确许多。但在长达两百余年的时间里，《人身图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传统医学界的视野；连孜孜于寻求脏腑实证的王清任，似乎也不知道此书的存在。
与王清任同时代的理学家俞正燮（1775-1840），倒是注意到了这部书，但他读这部书，旨在寻找方法来防范“以夷变夏”。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脏腑构造与西洋人全然不同；所以西洋人的宗教，中国人不能信；那些信了西洋宗教的中国人，其脏腑必然不全。俞的原话如下：
“中土人肺六叶，彼土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三叶；中土人心七窍，彼土四窍；中土人睾丸二，彼土睾丸四；……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入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10]
俞正燮将排斥洋教与排斥现代实证医学混为一谈，今人回顾，实可谓荒谬至极。俞可能也没有想到，他这番牵强附会的论述，反替尘埋许久的《人身图说》做了广告。名医王孟英（约1808-1868）与其友人胡琨读了俞的文章后，真去寻了一本《人身图说》来阅读。二人读完原著，发现俞正燮只是在“涉猎浮文”，根本没把书读明白。王孟英还找来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做对照阅读，结果发现《人身图说》对脏腑的描绘，与中国的医学典籍《灵枢》《素问》《难经》迥然相异，却与《医林改错》大略相同。[11]
遗憾的是，无论是传教士引进的《人身图说》，还是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均未能将其科学实证精神传递给那个时代的中国医学界，传统儒医更乐于使用阴阳五行理论，来推演人体的结构与运作，而非去做实体观察。
这是王清任的悲哀，也不止是王清任的悲哀。
王清任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又有著名学者俞樾，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主张废除传统医学。
俞樾对近现代医学并无太多了解。一般认为，近现代医学发端于19世纪中叶，以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被应用于医学领域、进而而诞生出实证医学为核心标志。俞樾没有接触过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但他是一位朴学家，朴学究其本质是考证之学，是追根溯源寻求实证。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率先对中国传统医学发难之人，会是一位朴学大师。俞樾主张废除传统医学”，并非以现代医学为参照，而是基于他对传统医学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的深入考据与研究。俞发现，中国传统医学对所谓的脉象与脏腑之间的关系，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却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一方面是理论层面混乱到这种程度，一方面是实践层面传统医学从业者又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二者合在一切，怎么看都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12]
不过，俞樾不否认某些传统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传统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他也仍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研究过传统医学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提出“废除中医”这种高度刺激他人神经的口号，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态度，与俞樾是大致相同的。比如，章太炎认为，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并不成立，《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有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实是谬论。章氏曾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国传统医学，千万不要去学它的医理医道，只可去学它的药方，且对药方的有效性需重新验证。[13]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俞樾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好了”这种主观认知，并不能作为疗法与药物对疾病有效的证据。他在《废医论》中写道：“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以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14]大意是：这个时代的医生（指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虽多，但他们的医术却实在是不行。那些所谓吃了他们的药然后病好了的，其实很多都是不吃药也可以好；有些没吃药病也没好的，其实即便吃了他们的药也好不了，不但好不了，轻病还有可能因为了吃了他们的药变成重病，重病还有可能因为吃了他们的药直接翘辫子。
很明显，俞樾的这段论述，已经隐隐约约触及到了“自愈”、“自限性疾病”等现代医学概念。再往前多追问一步“究竟该怎样才能确认一种疗法或药物对疾病真的有效”，就可以与“盲法实验”等现代医学高度依赖的科学工具发生理念接榫。
以盲法实验之类的科学方法，来对药理与药方做实证检验，是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转型的必由之路，中外莫不如此。加拿大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创始教授之一威廉.奥斯勒（Sir William Osler 1849-1919），被誉为“现代医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edicine）。他撰写过一本著名的现代医学教科书《医学原理与实践》（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书中，奥斯勒即坦率承认，流行于世的传统/非传统药方均声称有效（且不乏患者现身说法来支持），但在实证检验之后，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很可疑。比如：（1）有许多据说是治疗猩红热的特效药剂，但全都没用。（2）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不管用什么药，它都是按自己的规律走。目前所记载的任何治疗方法都不能缩短它的病程，更不可能治愈它。（3）目前还没有可靠药物治疗紫癜。（4）脑膜炎病人剧烈头疼，给他做孢疗徒然增加痛苦。（5）对于帕金森病，没有满意疗法可以推荐。砷剂、鸦片、颠茄可以试试，但应该如实告诉病人家属，此病无药可治，除了尽量解除不适，没什么可做的。……[15]
不迷信传统，不惧怕同行的侧目与指责，敢于承认药方无效；也不依赖“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好了”这种不可靠的病患证词，来追求成为“神医”。而是老老实实地根据科学实证，承认许多疾病还没有治疗办法。威廉.奥斯勒能够获得“现代医学之父的美誉，绝不是一种偶然。
遗憾的是，王清任与俞樾们对传统医学的反思，并没有带动晚清中国的医学转型。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医生，既非传统医学从业者，也非现代医学从业者，而是玩“往传统药方里添加现代药物、后者负责药效、前者负责挣钱”这种新医疗模式之人。
首创这种医疗模式者，大约是河北人张锡纯。他的本业是科举，但未能成功。落第期间，张在乡间做私塾教师谋生。闲暇时研读《黄帝内经》，偶尔也给人诊病。张思维活络，甲午年前后，为延续生计，曾因应时代变革，粗略学习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现代学科。所以，当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许多传统私塾教师丢了饭碗，他却可以很顺利地转型为本县（河北盐山）的代数几何教员。[16]
1890年代，德国拜耳化学制药公司研制出了一种叫做“阿司匹林”的药物。该药价格低廉，服用方便，在抗炎症、缓解疼痛、退热方面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在正式投产后的短短十余年内，就传遍了世界，成为许多西方家庭药箱里必备的常规药物。1900年代，这种药物也由来华传教士和西方商人带入了中国（比如瑞典人1904年在平凉修建的福音堂，就常使用阿司匹林给人治病），并于同期进入到了张锡纯的视野。
然后，他把阿司匹林与石膏混在一起，“开发”出了一种叫做“石膏阿司必林汤”的新药。
这是张锡纯的成名之药。在自己的专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书名的意思是要从药理和药方上将中西医融为一体）里，他如此表述该药的“药理”：
“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斯必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斯必林之原质，存于杨柳树皮津液中，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部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17]
这段描述，将现代医学对阿司匹林的药理研究全部抹杀，而代之以典型的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于是，阿司匹林能够起到退热效果，不再是因为它能够“抑制下丘脑前列腺素的合成和释放”，而是因为它提取自杨柳树的树皮上的津液；这些凉性津液既然很容易穿透树皮渗至表面（最善达表），人将它服下，自然也可以很容易让体内的热穿透皮肤发散出去。不需要任何试验、不需要任何临床、不需要任何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理学、现代化学知识，张锡纯靠着一种抽象的类比（和以形补形的思维模式几乎一样），就将现代药物阿司匹林的药理，用中国传统医学给包装了起来。
然后，“石膏阿司必林汤”的用法，也被彻底“传统医学化”了。张锡纯说：“石膏与阿司必林，或前后互用，或一时并用，通变化裁，存乎其人。”[18]一切都是没有标准的。究竟是先喝生石膏汤，还是先喝阿司匹林，或者是两者混在一起喝，全看那医生的经验和手段。
张锡纯毕生，酷爱使用各种“阿斯必林汤”——除了石膏汤，他还弄出了麻黄汤、山药汤等等药物品种，足以组成一个“阿斯必林矩阵”，以致于被一些懂得现代医学的同时代之人讥讽为“阿司必林医生”。但张锡纯并不在意，阿司匹林的抗炎、镇痛、退热功效，已被现代医学彻底证实；只要往传统汤剂里加入阿司匹林，患者大概率会体察到炎症消退、疼痛减轻、体温下降的直观效果，张锡纯自己的“名医”光环自然也就越来越巩固。
应该看到，张锡纯这种“往传统药方里添加现代药物、后者负责药效、前者负责挣钱”的做法，尚不能说是全然故意。至少他还会将“阿斯必林”的存在，写入自己的著作之中。但风气既开，后来人有样学样，就远没有张锡纯这般老实了。民国年间广东流行的治疗疟疾的中医丸药“梁培基发冷丸”，其制法是自国外购进提取自金鸡纳霜的治虐特效药“奎宁”，将其掺进一堆无关紧要（甚至可能有害）的传统药物之中，再揉成丸球；药商们为销售该药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其中绝无一字告诉受众药丸里含有“奎宁”。[19]
道理显而易见，如果让受众知道真正起药效的是“奎宁”之类的现代药物，药商们就没办法靠着“治标治本”之类的虚幻说辞，继续将“发冷丸”之类的东西卖出高价来赚智商税了。
注释

[1]（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点校：《医林改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本文关于王清任的部分，参考了吾友杨津涛的《这位古代中医 因做人体解剖被斥为“邪人”》一文，在此特别致谢。
[2]（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点校：《医林改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3]（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点校：《医林改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6-15页。
[4]（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点校：《医林改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自叙”。
[5]（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点校：《医林改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6]（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点校：《医林改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7]（清）王清任撰，李天德、张学文点校：《医林改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8]钱超尘、温长路主编：《王清任研究集成》，中国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页。
[9]（清）陆懋修：《世补斋医书》前集卷十，“文论王清任医林改错”，第10页。转引自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
[10]（清）俞正燮撰、涂小马校点：《癸巳类稿（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
[11]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309页。
[12]亓曙冬主编：《西医东渐史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192页。
[13]章太炎：《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收录于《章太炎全集》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亓曙冬主编：《西医东渐史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
[15]朱石生，《春风化雨：奥斯勒与现代临床医学》，读库策划，新星出版社2020年出版，第110-112页。
[16]《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中医学卷1）》，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版，“张锡纯”条，第12-15页。
[17]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18]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19]梁尚为：《“发冷丸”起家的梁培基药厂经营小史》，《荔湾文史》第2辑，1990年。笔者使用“梁培基发冷丸”为关键词检索1949年之前的《申报》，共得到218条广告结果，增入“奎宁”这一关键词检索，则结果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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