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改变哈佛

图源：视觉中国

作者：钱满素

转载：认识韦尔斯利Wellesley

2006年，在教师团体两次不信任投票后，哈佛大学第二十七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宣布辞职，导火索是前一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关于高科技领域存在天生性别差异的言论。尽管他再三道歉，却众怒难平。

2005年2月22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来到哈佛大学参加员工大会，受到部分学生的抗议。图源：视觉中国

当时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工程学科里，女性终身教授比例偏低”。萨默斯给出了三种假设：一是这类工作对高强度、高投入的要求；二是由于人的天性不同，进入高端层次的人自然不同；三是所受不同社会影响和人才物色中存在的歧视。他说：两性天生禀赋上的些许区别都可能导致高端人才选拔上的巨大差异。简言之，就是两性在认知功能上存在天生差异。

这位经济学家还说：“我来挑战一下诸位，我的猜想是，在这些假设背后有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人们正当的家庭愿望和雇主当前对高强度高投入的期盼之间存在冲突。在科学工程领域内，有一个天生禀赋问题，特别是禀赋的多样性，这些因素又被现存的一些次要因素强化，如社会影响和持续歧视。我太希望自己被证明是错的，因为我太希望所有理解这些问题的人都来使这些问题变得可以讨论，而且认真地讨论它们。”他随后还谈了如何弥补女性在科技领域高端职位上的欠缺。

一百多年前，同样是哈佛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社会对女性的天赋智能所知甚少，只有在几代人的公民自由和社会平等后，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料，就妇女的天性、趣味和能力进行充分的探讨。”

他的表态受到欢迎，直接导致哈佛首次介入女性教育。

尽管两人说得都很委婉含蓄，其实两种说法所指相似，然而引发的社会反应却如此不同。反差之强烈足以看出：社会风气真的变了。萨默斯被迫辞职后，董事会任命的新校长是德鲁•福斯特——哈佛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校长，这多少是一种表态。

舆论是如何来了个大翻盘呢？这过程确有润物无声的一面，但也不完全是悄然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960-1970年代那场席卷全美的女权运动中，它深度改变了美国社会，诸如性别意识、家庭模式、职场环境、两性关系等，而且看来不可逆转。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哈佛大学这个历来专属男性的机构，终于改换门庭成为如今男女平等的模样。当1979年拉德克利夫学院庆祝百年诞辰时，她享受着完成使命的自豪感：女性证明了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终于被那个“优秀男性大本营”的哈佛完全接受，这是一个步步为营、艰苦奋斗的百年历程。

女性踏进哈佛

哈佛在成立两个多世纪后，女性教育才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女性高等教育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女性应该接受高等教育来发展智力吗？如果是的话，又该如何协调女性的教育与她们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

当时对女性智力的疑虑是真诚的，即便像艾略特校长这样的开明君子也不例外。他在1869年的就职演说中除了上述那段话，还承诺道：“校方的职责是维持一种谨慎和期待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偏见颇深、意见分歧、经验匮乏，而又关系重大的问题，只有一条道路是谨慎合理的——那就是进行小心翼翼而准备充分的试验。”

依据这一原则，哈佛同意给予有才华的女生与男生相同但是分开的指导。1870年代初，哈佛对成熟女生开放了一系列讲座，不过很快便终止了。1879年，专收女生的“哈佛附校”成立，二十七位女性成为首届新生，“附校”这名称象征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地位。

美国人对公共教育的投入有悠久传统，女性高等教育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发展，特别是内战之后。1900年，美国拥有十万名大学毕业的女性。早期女权主义者如露西•斯通最早提出男女同校，她曾预言：“我们要求哈佛、耶鲁招收女生，虽然目前尚未同意，但等待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而等待之际，无数小型‘女校’已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证明了我们认为女性应该接受大学教育这一观点的正当性。”

然而，青年女子接受高等教育仍非时髦之举。

名门闺秀若想上大学，也会选择瓦萨、史密斯、韦尔斯利这些根基扎实的贵族学校。

上哈佛附校的多半是马萨诸塞当地的牧师、教师、医生等中产阶级女儿，她们仰慕的是哈佛雄厚的师资力量。

拉德克利夫学院

首次试验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看来哈佛教育对女性来说也不是高不可攀。可是当附校试图与哈佛建立更永久的关系时，哈佛拒绝接受附校经费，反对建立任何正式关系。作为妥协，附校于1894年改为单独的女子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校名是纪念安•拉德克利夫女士，她于1643年捐赠给哈佛的一百英镑成了哈佛第一笔奖学基金，马萨诸塞共同体宪章授予拉德克利夫学院“为女性提供大学生活指导和机会”的权力。学院由哈佛教师任教，学位由院长阿加西斯和哈佛校长艾略特共同签署，以证明女校学位与哈佛学位在各方面的同等价值。在哈佛附校成立十五年后，哈佛女性有了拉德克利夫这样一个新的身份。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拉德克利夫女性证明了她们具有足够的心智潜能。从1890至1963年，女校共授予了七百五十个博士和三千个硕士，校友达两万一千人。一位哈佛男校友回忆道：“我上哈佛时，我那个年级是哈佛首次突破优等生过半的一届，人人兴高采烈，拍肩相贺，感觉好极了。不料消息传来，拉德克利夫十年前就达到这一步了，现在正迅速向百分之七十迈进。”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开发出来的脑力该作何用？艾略特校长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女性受教育不应“具有直接的就业价值，校方希望做的是帮助女性开拓智慧和性格”。换言之，女性受教育无非是为了能在智力上也成为丈夫的合适伴侣，更明智地相夫教子。早期哈佛女性都是在这个传统中教育出来的，她们深知自己的地位，习惯于冷静地面对这种不公平。

可是禁果一旦尝到，无知还能持续吗？女性的头脑一旦开启，还可能再将它关闭吗？当她们感受到智力被压抑时，还会感觉满意吗？“教育的目的是诞生头脑的生命，追求真理，并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女性受教育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学不致用这样一个根本矛盾，她们接受的教育是为男性进入社会设计的，而期待她们的却是在家中当好贤妻良母，这“男性”教育与“女性”角色不仅不相符，而且有妨碍。

历来的统治者都非常清楚，使被治者安于现状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他们的无知状态。既然要求女主内，就没有理由让她们接受高等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确是至理名言，不仅男人接受，女人也接受。久而久之，被治者的自信就会被彻底动摇，取而代之的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头脑是人类潜能的本质，剥夺一个人开发头脑的权利无异于将其非人化。

女性在哈佛这样高度文明的地方也同样受到不公平对待，说她们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状态并不过分。哈佛校长洛厄尔认为，女校对哈佛的教师和设施都是负担，女校被迫同意不要求扩大权利，并将女生人数限制在七百五十名本科生和两百五十名研究生。直到1952年，哈佛与女校都已合并课堂了，柯南特校长仍然声明：“哈佛只是实践上而非理论上的男女同校。”女校承受着极大的隔阂与不确定性。与哈佛相比，女校的经济资助不足，宿舍条件不好，女生不禁要问：“分开但是平等，这可能吗？”

女生发现她们常常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哈佛有她们的导师和课余玩伴，拉德克利夫则是她们的上级管理和宿舍妈妈。哈佛最大的图书馆怀德纳对她们开放，但建议她们走侧门，以免引起注意。

1949年建立的拉蒙特图书馆直至1967年才向她们开放，于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哈佛的拉蒙特（Lamont）是拉德克利夫的伤心地（Lament）。”女校的希尔斯图书馆建于1966年。

著名的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甚至认为，哈佛存在着美国最糟糕的性别歧视。在拉德克利夫早期，她被视为“寄生虫”、“诱惑者”。她的一个同龄人在哈佛做体质人类学博士时，居然不得不坐在壁柜里透过门缝来听课，“我想，这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当哈佛医学院在1919年授予爱丽丝•汉密尔顿博士第一个女性非终身教职时，附带有三个条件：“第一，不准使用哈佛俱乐部；第二，不准参与毕业典礼行列；第三，不准要求足球票份额。”

女性接受教育受到更多外界阻力，除了资金等方面的客观困难，知识女性还常常受嘲弄。在许多人眼里，女性的知识化等同于非女性化。爱伦•坡早就俏皮地说过：“人分三种：男人、女人、玛格丽特•富勒”，以说明知识女性难以归类。1884年女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前，阿加西斯校长要求毕业生看在她面上，不要穿戴礼服，以免显得过于男性化而于舆论不利。一位校友记得，若不是校长亲自劝她祖母，说送她去拉德克利夫决不会伤害到她，她可能根本不会来。她祖母又向别人保证说：虽然她孙女上了拉德克利夫，但仍然是个淑女。她还回忆道：“我有两个表兄弟也在哈佛，他们威胁我说，倘若我胆敢不守规矩去哈佛广场走动，他们知道了决不轻饶。他们说，有一个表姐妹在拉德克利夫就够丢脸的了，更别说在大街上看到她。”直到1970年代，此种嘲弄还在继续。某个酷暑天，气温骤降十度，波士顿气象员便刻薄地评论道：“准是拉德克利夫女生刚从温度计旁走过。”

事业型女性似乎更为可怕，通常的形象是冷漠刻板、缺乏魅力，孤独无爱。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结婚比例大大低于一般妇女，在女校历史上，追求事业的女性大多终身不婚。1883至1920年的毕业生中竟有一半左右不婚，这一前景无疑让其他女性望而生畏。美国当代女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贝蒂•弗里丹伤感地回忆道：“我长大时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既用脑子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又能恋爱有孩子。”

这种“无期待风气”自然也盛行于女性之中。女性在社会阶梯上攀升得越高，越得不到社会的支持。男性因工作努力、事业成功而获得报偿，女性却可能因此受罚。事业对男性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不仅不是障碍，而且几乎总是有利条件，但对妇女来说却可能正相反。现实如此，倘若一个女人不想孤零零度过一辈子，她又有什么动力去追求事业成功呢？

女校院长玛蒂娜•霍纳发现：“聪明的女生处于两难境地……她不仅要为失败担心，也为成功发愁。如果失败，她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但如果成功了，又怕因此损害她的女性形象。”因此，“对女生来说，渴望成功的动机常常被避免成功的愿望所抵消”。她曾对男女生的成功动力做过长达十年的实验，有一次她要求一组本科女生将以下故事续完：“安妮在医学院第一学期考试后，发现自己在年级中名列前茅……”学生给出的典型答案是：“安妮不想成为年级中的第一名……基于社会原因，她觉得不该排名这么前。她让自己降到第九名，然后和取得第一名的男生结了婚。”女性在高标准和成功面前犹豫不决，生怕“失去女人味”，生怕成功会成为婚姻的不利因素。1950年代的社会风尚就是女性大学毕业后纷纷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早早结婚找工作，为的是支持丈夫读完博士。许多女性宁可选择做义工，显得更加女性化。流行的说法是：在女性的人生中，情感才应该是最大的支撑。

搬走历史重负

玛格丽特•米德

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在二战后的十五至二十年间完全出尔反尔了，她们决定回到洞穴里去，每人还随身拽着一个男人。到处缺少训练有素的职业妇女，高层次简直没有女性。”这一倒退的原因很多：大量士兵返回导致劳动力市场紧张、残酷战争后人们渴望和平家庭生活、中产阶级妇女物质生活改善等。二十世纪初女权运动产生的新女性渐渐消失，事业型女性更成了一个“贬义词”，女性无论上学还是上班都只是为了找个丈夫。女性为妻为母当然很正常，至少在目前婚姻制度下和男人为夫为父一样正常，可是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后，个人价值越来越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而劳动分工使男人在社会上拥有地位。男性身负两个角色，一在社会，一在家庭，后者对他是次要的，因为让他得到报酬和尊重的是其社会角色。女性只有家庭一个角色，而且得不到报酬，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都依附于男人。

男性的社会角色要求他们不断提高和实现自己，否则便跟不上一个发展的世界。然而总的来说，社会并不期待女性“在头脑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她们在家庭中的作用一直停留在初始的水平，做的是缺乏挑战的工作，也因此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依附者对待。在此情况下，怎么要求她们发展自身？然而这里面的因果关系经常被误读，女性被视为天生心智不成熟，甚至不会成熟。捆绑在家的处境局限了女性的视野，加剧了她们的怨愤，而她们又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用自己的狭隘来捆绑她们的丈夫。

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当家庭妇女无疑格外乏味空虚。她们已经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如今却不得不停止心智的追求。受过教育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普遍陷入一个困境，沦为弗里丹称为“无以名之的问题”的主要受害者——“我需要的不仅是丈夫、孩子和家庭”，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师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该如何来面对这一悖论？是改变她们的角色呢，还是改变她们的教育？弗里丹在《女性奥秘》一书中抓住了这个问题，详尽地分析其来龙去脉，她相信：“妇女除了被社会影响外，也可以影响社会。最终，女人将像男人一样拥有选择权，创建自己的天堂或地狱。”

弗里丹的书触动了妇女的心，打开了她们的视野，引起美国妇女的普遍共鸣和深刻反省，极大推动了当代女权运动。不过，一本书本身是不足以掀起一场社会运动的。在弗里丹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就发表了《第二性》，但并没有在法国掀起一场女权运动，是社会、政治、经济、心理，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间的互动，在1970年代动员了美国妇女，成功地发起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女权运动。

弗里丹说：“无论何时何地，但凡这个世界上呼吁人类自由时，女性都会为自己赢得一杯羹。”在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往往紧随黑人解放运动，正是在帮助黑人赢得平等时，妇女不仅意识到自己的类似处境，也学会了赢得权利的方法。1960年代参与民权运动的女性发现，在以争取平等为崇高目标的组织内，自己却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于是她们反叛了，开始为自己的人权奋斗。如果说美国黑人受歧视的历史始于被贩卖来的那一天，那么对妇女的压迫从母系社会结束便开始了。女性一旦意识到这一历史悠久的歧视，她们的愤怒和挫折感犹如火山喷发，一点也不亚于黑人。

哈佛女性在1970年代的成就正是在全美女权运动的大背景下获得的，她们积极地将这一运动演化为校园内的革命，终于在短短几年中突破重围，搬走历史遗留下来的重重障碍，促使哈佛实行男女同校，争取到了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1960年代后期美国风起云涌的反战和学潮中，哈佛也发生了学生运动，高潮是占领大学办公楼。1969年4月，七十个学生强行占领大楼，要求取消ROTC，一个与五角大楼有关的机构。学生指责学校是个冷冰冰只会算计的服务于自我的机器，谴责它以扩张和租赁的方式阴谋将坎布里奇“哈佛化”。第二天，普西校长叫来两百五十名马萨诸塞州警察，当时楼里大约有两百名男女学生，外围有近两千名。在这次占领和随后的罢课、抵制等行动中，女生的参与比例高于一般。邦廷院长说：“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使合并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其实学生们出于自己的意愿已经合并了。”

拉德克利夫女生在争取平等中得到哈佛男生的支持，她们的许多行动都是对全美女权运动的反应。发生在1971年3月的那次也许最为暴力：五十名女生把自己关在破败的建筑系旧车间内，要求哈佛将该地用来为当地居民建造廉租房，她们顽强抵挡住了学校警察的三次进攻。女生还通过游行集会来宣传女权运动，1971年4月在波士顿妇女集会上，她们打出的口号是“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生命”、“拉德克利夫女生身心一致”。同年6月，女校参与抗议的高年级学生佩戴女性标志的袖章，圆圈中心印着“同等入学”字样。1972年春，拉德克利夫召开妇女峰会，讨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存在的鸿沟及妇女角色。在1972年毕业典礼上，许多男女学生背上佩戴白色大标语——代表平等的两条平行线。

当然，所有这些行动中的革命观念若想取得持久效果，必须将它们落到实地。观念革命给哈佛带来了机构与教学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反过来保证观念革命的不可逆转。

两校完全合并

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合并的意义不仅是机构合并，女校还从中获得不少实在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哈佛承认了高等教育中的两性平等，这是哈佛女性为之苦苦奋斗了百年的目标。两校关系中有如下几个关键节点：

1943年，两校达成女校成立后最重要的协议，规定女校将百分之八十五的学费交给哈佛，而不再对教师单个付酬。这笔款项进入哈佛工资单，从而使哈佛教员在系里派他去女校教书时无法推辞。虽然协议并不要求男女同班，但实际上当年春季除了一年级新生，已经实施男女同班，是大批男生离校参战后的应急措施。

1947年，男女同班转为正式，称为“联合指导”。

1963年，哈佛学位授予女校毕业生，女校研究生院与哈佛文理学院合并。这是女校的重大收获，因为不到两年时间，女生获得了三倍于女校所能给予的资助。

1970年，两校共同举行毕业典礼。

然而，宿舍的合并才最终导致了两校的正式合并。哈佛的大院住宿制度始创于1930年代，学生宿舍被划分为若干大院，每个大院都有院长、辅导员等一整套班子和设施，十分有利于指导和丰富学生生活。女校由于资金欠缺，直到1961年才开始自己的宿舍规划，将旧宿舍重组为两个大院。1970年，随着柯里尔大院的建立，女校终于有了一个专为大院宿舍制度规划的宿舍。

当时男女同校同宿舍已经成为趋势。1969年耶鲁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并让她们与男生一起住在校内。1968年秋，哈佛和女校的学生开始要求合并宿舍，分享宿舍大院提供的好处。普西校长答复道：“只要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学生仍处于不同的管理制度下，就不可能考虑合并宿舍大院。”此话将合并问题提上日程。当年12月，学生正式要求两校合并，还有传言说他们准备进驻女校，不过这一计划被占领大学办公楼打断了。1970年2月，宿舍合并终于开始，一百五十名学生合并在三个大院进行试验，男女生不仅住在同一个宿舍楼，还住在同一层，这是哈佛首创。

一个世纪前艾略特校长拒绝招收女生时，理由之一就是：“几百个性格不成熟又处于婚配年龄的青年男女同居一处，这其中涉及的困难太大，必要的监察管理势必造成过重的负担。”现在他们住到一起了，没让学校花一分钱，结果却是皆大欢喜。

宿舍合并缓解了两性间的紧张，宿舍变成了自我控制的社会组织，举办了更多有组织的活动。住进女校的男生很关心女生的平等权益，一个男生对邦廷院长说：“我到拉德克利夫以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有多么好。”他们很在意这个“好”，也不羞于承认。男人之间的关系经常具有竞争性，他们发现更容易接近女性。女生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父母发现她们显得更加愉快、自信和友善了。女校的生活似乎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复兴，有一种历经磨难终于被接纳进哈佛的感觉。

1971年起，宿舍合并正式确定，两校机构从此完全合并。男生都不愿去没有女生的宿舍，校方只好动用电脑来为各宿舍大院分配女生，对女生的需求也因此剧增，1960年代男女生四比一的比例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拉德克利夫院长现在可以在幕后以逸待劳，哈佛男生正在越俎代庖，替她要求增加女生录取名额。

然而，拉德克利夫校友的考虑却分外迟疑谨慎，她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斟酌利弊。多数校友怀疑哈佛是否真能认真对待女性教育，同时也不希望母校完全被吞并。少数赞成彻底合并，她们认为这正是哈佛的意思，她们辩解道：既然课堂教学、课余活动和宿舍都已合并，女校也不剩多少可以合并的了。女校没有自己的教师队伍，也就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说到底，女校的本质就是哈佛的教育。邦廷院长也比较重视本质而非形象，在为合并辩论时，她强调给予哈佛明确的责任，以此提高其对女性需要的意识。

最后，在1970年6月，委员会建议女校维持自己的独立实体，认为“在此时瓦解拉德克利夫是个错误。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态度温和的组织提请注意妇女的生活方式和特殊问题，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现在不是取消一个有声望的女子学院的合适时候，女校应该领导正在界定和扩大社会角色的妇女”。

这一积极自我审视的结果导致了1971年与哈佛达成一个“非合并合并”的协议——哈佛接受所有本科生的学费、捐赠等资金，以承担女校主要的日常支出。女校保留她的校名、部分捐赠、资本和建筑，同时继续管理和资助属于自己的几个机构和项目。这个协议规定了四年的试验期。

1977年，女校与哈佛签订另一协议，确定了延续至今的关系，再次明确女校是一个独立机构，有权根据其特点开展促进妇女高等教育的项目，同时确认了女校与哈佛相互依存的关系。它还第一次明确了女校在制定本科教育政策上的作用，规定文理学院的重要任命必须咨询女校。至此，女校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曾经为男性独享的特权完全向女性开放，女校获得了平等，却没有丧失自我。

双方都认为，通过合并，资源能够得到更好利用，所有学生都将受益。博克校长说：“如果拉德克利夫不存在，哈佛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创建一个。”女校也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合并确定了她与哈佛的关系，女生可以充分平等地使用哈佛提供的教育机会，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女生还获得了更多的入学机会和经济资助。

创建妇女组织

为促进妇女地位和保护妇女权益，哈佛涌现出许多不同的妇女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9年成立的“拉德克利夫学生会”（RUS），其早期目标是争取学生事务的自治权，参与学院政策的制定与管理。1971年11月，它起草了一个宪章，重新界定它的角色为“一个发表妇女观点的声音，一个压力团体……一个服务于妇女需要的服务型群体”。到1980年代，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论坛，还是重要的经济资源，“通过组建项目，通过将基金分配给其他妇女团体，通过在学校宣传妇女问题，RUS努力保障在学术和课余活动里兼顾到女性观点”。RUS还有一系列下属委员会，如妇女学习委员会、性骚扰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等。

“妇女中心”成立于1974年秋，它通过电话与外部世界联系，吸引了惊人的兴趣和支持，特别是本科女生。它由学生经营，每年从RUS得到五百美元资金，起先是提供女权运动的信息，后来为校园里不同妇女组织营造群体感，也为妇女组织提供开会场地，为她们发起的讲座与其他活动发布消息。邦廷院长还专门设立了“拉德克利夫独立学习学院”，以帮助负有家庭责任的已婚妇女继续其学业。

女性师生的增长

1960年代哈佛与拉德克利夫男女学生比例长期保持在四比一。1972年，博克校长改设为二点五比一，第二年就有四百六十名女生入学，纯增一百三十人。1975年，两校就平等入学达成协议，合并了行政部门和经济资助办公室，女生入学人数不再受限制。1976年，首次实行平等入学，男女生比例达到一点八比一，女生为五百六十七人。

各研究生院的女生比例也呈稳步上升趋势，以1979年与1984年相比，女生比例较低的商学院从百分之二十一点八上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比例一般的文理学院从百分之三十一升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二，比例较高的教育学院则从百分之六十二点四升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平等入学政策还保证了女生在奖项、助学金、体育和生活设施等方面的平等权益。1970年代前，女校负责女生的全部助学金，现在它提供的只占女生所获助学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其余由哈佛承担，女生无疑是获益者。

1970年2月，哈佛文理学院教师团体宣称：“我们重申拉德克利夫学生在大学校区的知识与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完全充分参与。”1972年2月，哈佛向女校学生开放了三十二个先前受限制的基金。1976年，又开放另外十五个奖项，从而在五十八个奖项中只有十个专给男生，十二个专给女生。在1977年列出的六十一个奖项中，只有五个专给男生，八个专给女生。

女教师的增速虽然不如女生，但与过去相比，也有一定长进，以前女性几乎被排斥在哈佛的正常学术职位外，1947年哈佛才专为女校设立第一个女性终身教授职位。1970年春，文理学院四百四十四名正教授中无一女性。博克校长对妇女担任教职持积极态度，他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关注每一位有前途的女性申请者……当然，最终决定必须基于学术和教学质量，但我们需要让自己心安理得，不是因为忽略她们的存在而没有任命妇女或少数群体。”1971年底，即他担任校长的第一年，六位女性教授和几位女性副教授得到任命，是原有的两倍还多。

1973年迎来改革高潮，哈佛在联邦政府监督下开始实行“扶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它最早见于肯尼迪1961年的总统命令，后约翰逊于1965年再次发布总统命令，1967年推广应用于妇女。它禁止任何与联邦政府有交易的机构在聘用上存在歧视，包括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及来源国别等原因，要求这些机构实行扶持行动来保证先前由于这些原因受歧视的人获得聘用。哈佛采取措施保证妇女和少数族裔不会在受聘时受到轻视和排斥，菲利斯•凯勒副院长说：“这是保证实行公平就业份额的工具……文理学院已对聘任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不再考虑种族、性别，或其他无关因素。”

根据1976年“文理学院教师团体关于扶持行动的报告”，两年中进步可观，教师中女性比例从百分之十点八上升到百分之十四。女性终身教授比例也从百分之一点六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二。在这两年新受聘的终身教授中，百分之三十五是女性。优秀女性担任教授不仅为女生提供榜样，也让男性认识到女性可以同样优秀。不过总的来说，女性还是更多在行政部门和学术阶梯较底层供职，1986年女性在全校非教学部门中占百分之五十三，在教学职位中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八。

1970年代，哈佛女性开始向高级职位进军，其中一些担任了重要管理工作。海伦•霍曼斯•吉尔伯特当选为哈佛监事会首位女委员，后来是首位女主席；帕特里夏•格雷厄姆成为首位研究生院（教育学院）院长。1977年，盖伊•塞德曼成为《哈佛深红报》首位女主席，苏姗•克罗克则成为美国第一个大学电台WHRB的首位女主席。1971年，甚至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幽默杂志《哈佛讽刺》也在出版九十五年后第一次有了女编辑。

妇女研究及课程

除了女性师生数量的变化，教学方面也增加了新内容。1970年代末，妇女研究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学科之一，在全美快速发展。历史（history）通常记录男人做了什么，现在女性意识到了自己如何被历史忽略，下决心补上herstory这课。全美妇女组织（NOW）正在一页一页地翻阅史书，寻找妇女在历史中的作用，许多主要大学都设立了妇女研究课程。

妇女研究及其课程运用两性平等的女性观点，致力于探索已知与未知的女性经验，认识她们曾经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她们认为，妇女不应作为“被压迫群体”或“依附群体”来研究，而应该视之为所有社会中都具有影响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0年拉德克利夫开设的几门有关课程中，有一门专门研究妇女在社会变化中的角色。1976-1977学年开设了两门以妇女为主题的研究生研讨课。1977年初，RUS名下产生了一个新的不设主席的委员会，致力于创建妇女研究课程，允许感兴趣的本科生将审察女性经验的跨学科研究立为专业方向。该年5月，一千一百名本科生签署申请，呼吁校方设立妇女研究专业方向，有的还要求成立专门的班。

作为答复，教师协会在1978年成立跨学科的“妇女研究委员会”，目录中说：“委员会并不提供学习课程、本科生专业，或高级学位。其作用一是促进妇女研究课程的发展，设立恰当的系或跨学科的核心课程；二是鼓励教师在已有课程中包括进妇女研究的内容；三是邀请学者举办相关主题的讲座。”

委员会未能在1979年安排核心课程的原因是找不到对此有兴趣的教授。文理学院院长基南说：“一个院长可以为一件事四处奔忙……可是一旦他告诉谁去教什么、怎么教，他就违反了这里的规矩。”当耶鲁大学在1981年宣布将授予妇女研究学士学位时，哈佛的答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或者系不是我们的路线图。”委员会协调人凯茨也表示：“妇女研究作为一个知识问题属于许多不同的系……一个独立的专业并不特别合理。”直到1985年9月，哈佛依然是常青藤学校里唯一不设妇女研究专业的。在三十名申请者中，只有一人被允许签署了一份特别专业方向证明。1980年神学院设立的妇女宗教研究是哈佛第一个妇女研究项目。同年，哈佛大学附设学校提供妇女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

从1979-1980学年开始，妇女研究被收入课程目录中。1985-1986学年目录列有三十门此类课程，其中十七门是专门的妇女研究，十三门是相关的。相比1976-1977学年的两个研讨课，算是迈出了一大步。

邦廷学院是个多学科的博士后中心，为大学女教师进修，帮助她们争取终身教授职位，同时也通过资助的方式，促进女性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的学术研究。六位获得哈佛终身教授的女性曾是邦廷学者。

“拉德克利夫研讨课”始于1950年，曾提供相当宽泛的妇女研究课程。“亚瑟-伊丽莎白•施莱辛格美国妇女历史图书馆”建于1943年，拥有这方面最丰富的馆藏。“默里研究中心”收集各种有关妇女生平、变化角色与经验的信息和行为研究，它每周都举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讨论课和讲座。“拉德克利夫相互依存中心”是个新项目，研究当今状态下变化着的个人间与国家间的关系，具有女性视角，发出女性声音。其他妇女研究机构和项目还有哈佛-拉德克利夫科学女性、黑人女性口述史、拉德克利夫论坛、联邦政府女性口述史等。

女性与事业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可能成为事业型女性，如今她们活跃在世界各地。占据人类大脑一半的女性脑力不该浪费，女权运动后，妇女对事业和成功有了更多自信，她们明白知识化和女性化并无根本冲突。医生们在研究了哈佛男女生各六十名后指出：“我们觉得……男女分工已经弱化，在被研究的学生中，我们发现女性的行为方式与男性区别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或者说不那么像社会期待她们的那样了……这主要是女权运动的结果，外加其他社会变化的作用。”

许多女校毕业生在二十来年相夫教子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以便进入学界，找到满意的工作。一位毕业生说：“四个F（Failure，不及格）总比四个D好——盘子（Dishes）、尿布（Diapers）、驾车（Driving）、绝望（Despair）！”

1980年代中期的《哈佛杂志》载文说，哈佛校友积极支持女性从事事业：“事实上，我们的调查中有迹象表明，现在不工作被视为女性的缺点，百分之四十六的校友认为家庭妇女不如职业妇女受到尊敬。”对于“有子女的女性是否应该得到发展事业的机会”这个问题，校友中百分之七十一回答肯定，只有百分之三回答否定，远高于全美平均数。

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女权运动后许多杰出女性涌现在不同领域，特别是那些传统上由男性独占的领域。1972年，伊丽莎白•霍尔兹曼成为国会最年轻的女性，斯旺森夫人是十几位直接被任命为教会执事的女性之一，还有女性史学家、治疗专家、记者、科学家等，更不要说后来的女国务卿，女总统候选人等，现在很少职业被认为对女性是不适合或不可能的了。

家庭的调整

女性外出工作，颠覆了传统家庭的结构。如何使家庭接受这一变化并找到新的平衡，如何建立新型人际关系？这涉及重大的社会调整。

应对方式之一是出现了更多不同形式的同居，“强调非固定、非拥有、非连贯与随时变化”，以便双方都能更灵活地调整私人生活来适应各自的公共生活。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代表了这一趋向，他在197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在美国经常看到一流的女性爱上只有她一半脑子的男人。他带她去盖洛普、新墨西哥、皮奥里亚、伊利诺伊。事实上，他把她拖下到他的智力水平。”他认为聪明的女性“最好有个情人，不要那么固定，这样可以保持你的工作”。他还宣称，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照顾孩子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是男人灌输的观点。当1950年代初他在女校董事前发表此种观点时，即刻成为“她们愤怒的焦点”。1971年，伦敦至少八种报纸登载了这篇采访，有的预言他过于自由化的言论可能会“永远毁掉他担任公职的可能性”。加尔布雷思对哈佛女教师所受歧视持强烈批判态度，他回忆当年经济系如何在他敦促下终于让一个拉德克利夫女性担任教职，然而主任告诉她，同事并不真想要个女教师，是被加尔布雷思逼迫才任命她的。加尔布雷思说，“她不是英雄，哭着跑来对我说，她不想要这个教职。我挑选的下一个女教师不仅比她坚强，也更漂亮，她待下来了。”

另一种应对方式就是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的女性试图将事业、婚姻和母亲角色满意地结合起来。全职工作或全职太太都是刻板模式，现在受教育的女性更加相信，怎么活法是一种自由选择，应该与自己的内在意愿、兴趣和才能相一致。哈佛校长博克和拉德克利夫院长霍纳为双职工家庭树立了榜样。当博克接受校长职位时，清楚地表明他的工作不会干扰他夫人的工作。博克夫人于前一年刚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正在教十九世纪政治哲学。他们有三个二至十二岁的孩子。博克说：“我积极支持妻子的每一步……我相信，如果她积极从事自己的事业，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和丰富……我们的家庭是个合作企业。”

霍纳院长是位社会学家，她的研究和教学围绕女性心理。她丈夫是个物理学家，鼓励她担任院长。他们也有三个三至八岁的孩子要照顾，霍纳说，“我可以在准备丰盛菜肴的同时思考复杂问题。”

女性外出工作后，理想的家庭模式将是怎样？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规定僵化性别角色的传统家庭必将改变。

女性意识

根据调查，从1959至1983年，女性的经济状况与男性相比并未改进。报告说：“女性与男性的现金收入之比几乎翻了一番，但女性的闲暇少了，男性则多了……女性拥有的物质、服务和闲暇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男性却增加了百分之四，这取决于家庭中的收入共享。”毋庸置疑，当已婚女性外出工作后，她们并没有一个丈夫待在家里帮她们照顾生活细节，而是挑起双重负担。因此问题就来了，她们争到了什么？她们现在真的更加满足吗？妇女解放运动到底解放了谁？是男人还是女人？妇女打工挣钱后，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多少得以解脱。

平心而论，男女现在都感到更为解放了。相比之下，女性在女权运动中付出更多，也得到更多，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传统教育教导女孩子要依附，要服从，一出生就培养她们不要过分自信，也不要对自己期许过高，是女权运动将她们从这种自我低估中解放出来，使她们的人性更为完整，并且许诺她们各方面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种自我觉醒的意识正是女权运动最重要的成果，缺了它什么也不可能完成。诚然，现今许多妇女外出工作还是出于经济需要，而非自我实现，但男性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外出工作的女性无论是否喜欢自己这份工作，她至少能够拥有独立的收入和意识，不再需要为谋生去拖住一个男人，也不再处于怕被遗弃的脆弱状态，这至少是走向自我实现的第一步。

妇女在变化，但她们不是在把自己变成男人，而是在改变这个曾经是男人主宰的世界，使之成为一个对男女来说都更好的地方。完成百年使命的哈佛女性，在1970年代以行动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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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满素，转载：认识韦尔斯利Wellesley。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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