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宣布离任，但郎平精神永在，郎平道路更需要

郎平身上代表着中国80年代理想不死的精神

中国观众已经普遍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比赛，这是很大的进步，但似乎又过于平和了。这个夏天，如果中国在里约最大的收获只是傅园慧的“洪荒之力”和秦凯的浪漫求婚，那将是一种残缺。当人们普遍以葛优躺的姿势瘫在沙发上，目光偶尔从手机屏幕上移开扫一眼电视的时候，还好有郎平和中国女排，让中国人得以守候在电视节前，等待一场直播的开始。

里约奥运会，郎平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在中国战胜荷兰的比赛后，各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长篇稿件，这明显是提前准备的。因为女排和郎平，在奥运会快结束的时候，媒体的新闻大战才刚刚开始。中国女排是创造奇迹的队伍，这次最大的功臣就是郎平。这是90后甚至95后的时代，这是傅园慧、马龙和张继科的时代，但这也是属于郎平的时代。

在中国体育界，只有郎平能够让老年人和年轻人找到共同话题，只有郎平，能够让那些竞技体育爱好者与段子手们达成共识。

那个铁榔头，为何能够成为今天的郎平？

赛后接受采访时，郎平可以先中文后英文。有媒体问她两场生死战之后都动情落泪的事，翻译把郎平的喜极而泣翻译成为“cry”时，她主动更正说：“应该是emotional（容易激动的）。”在中国运动员和教练中，郎平的英语是最好的。她有长期在国外指教的经历，曾担任意大利两家俱乐部的主教练和美国女排主教练，长期离开母语环境，让她的国际范儿十足。在国外，她曾长期忍受贫穷、孤独和痛苦，这些都是只在大赛才兴奋的中国公众所不知道的。

郎平是一个异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击败美国队获得冠军。“五连冠”的功臣们，有不少后来做了体育系统的官员，孙晋芳、张蓉芳都成了局级干部，处级干部一大群。少数没有做官的也慢慢凋零，离开了体育一线。只有郎平不与世界妥协，顽固地从事着自己喜欢的排球事业。1985年郎平退役，本有机会担任北京体委副主任，郎平却选择出走美国做穷学生，这种眼光和选择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真的有女排精神，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中国乒乓球队后来称霸乒坛很多年，成绩远比女排出色，但是人们更怀念还是女排。中国女排从来没有过“统治地位”，几乎每一次夺冠，都靠艰难的拼搏完成的，在最困难的时刻，呈现出最顽强的精神，或许这就是女排精神的实质。

事实上，女排的崛起，是让人怀念的80年代的一部分。80年代要比现在落后很多，但是在那个时代，弥漫着一种理想主义气息和开放精神。

如果真的有女排精神，从80年代以来，一直担负着这种精神的就是郎平本人。1988年，中国女排在汉城惨败，从此进入低谷。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连续参加3届奥运会的巫丹被查出尿检呈阳性，更是让中国女排哭成一团，但是有多少人是同情她们的？直到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夺冠，人们才又重新开始谈论女排精神。

30多年来，“女排人”换了几代，女排也几度沉浮，只有郎平一个人，仍然像当初的铁榔头一样，与世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郎平动不动就落泪，显示出她内心柔软的一面。这让人想起她当初为何选择出国，据她在自传中说，她曾陪湖南郴州训练基地的官员到当时的“国家经委”去申请经费，但是那笔钱却被郴州基地的官员挪为他用，为此，国家体委还让郎平写了检查。

郎平还不到30岁，就已经知道，适合自己的，只有单纯的排球。正是对自己命运的清醒认知，才让她选择了始终与排球为伴的道路。她一直是一个单纯的人，为排球而活的人。

就这个层面说，郎平一直领先于时代，领先于中国体育界。她退役后就去美国学习体育管理，这让那些选择当官的队友们不解；当初她去意大利打职业比赛，被人讥讽为“为钱打球”；她率领美国队在2008年奥运会上击败中国，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一些谩骂。

郎平是真正把排球视为自己的职业和事业，排球就是目的，而不是一个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毫无疑问，郎平是“举国体制”培养的花朵，但是最终却挣脱了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宿命，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欢呼之后，我们也许更应该深思：在“女排精神”中背后，其实还有一种“郎平精神”和“郎平道路”。这才是中国体育界应该总结的。

（本文作者张丰，转自底线微信公号）

我们需要“女排精神”，更需要“郎平道路”

今天之所以推送这篇文章，就是想顺着继续说几句。

女排的这场胜利，来的太是时候了。

这场胜利，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认识、擦亮了“女排精神”。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女排精神”的激励。

当下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攻坚，已经是船到中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坚持。无论深化改革，还是依法治国，以及永远在路上的反腐败，都要在最困难的时刻，呈现出最顽强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女排此次奥运夺冠，提供了一条实现目标的路径，如果称之为“郎平道路”，其内核是纯粹和开放。是坚守理想，不忘初心；是心态开放，行动开放。

这条已被实践检验的“郎平道路”，让女排这枚金牌，成为本届奥运中国含金量最高的一枚金牌。

这条道路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体育界。

（转自精读党报微信公号）

郎平自述：我出走美国8年隐情

　　1986年，郎平在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的“五连冠”神话之后，功成身退。退役后，她本有担任北京市体委副主任（副局级）的机会，可郎平却做出了令人不解的选择——出走美国做穷学生，甚至还在国外打球。在《激情岁月——郎平自传》一书中，郎平道出了当初她出走美国的原因以及在国外那段鲜为人知的艰难生活，也有助于了解代表女排精神的郎平是如何成为今天的郎平。本文即摘选自该书部分章节。

撤！不能躺在荣誉上

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电影，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我不愿当官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宫。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他说他没让我去。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耍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

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当了官就得顺着别人说话，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没这个“修养”，心太软，老同情人，不是当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千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耍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宴。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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