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田麻衣:“慰安妇”受害者阿婆们站起来是中国最初的米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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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田麻衣
麻衣的话:
大学本科时我对战后补偿运动和性别研究很感兴趣,参加同年代的年轻成员聚集的海南NET的活动。
海南NET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在海南岛日本军战时性暴力受害者审判(也被称为“最后的慰安妇审判”)中支援原告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道歉赔偿。
原告之一黄有良阿婆为了作证来日本时,我在东京初次相遇海南阿婆。
听阿婆在东京的法院勇敢地作证性暴力受害内容,我受到了冲击。阿婆作证后,跟我们日本年轻人说:“来海南我家吧!”她的笑容吸引了我,2009年我第一次访问海南岛找7位阿婆。
审判在2010年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后我们也继续去海南跟阿婆们交流。
黄有良阿婆接到了败诉报告的时候说:“如果日本政府不向我道歉,至少我希望元日本士兵直接来道歉。”
这个话刺到我心里。
2011年我开始在海南师范大学留学。
2012年,我为了记录没参加打官司的王玉开阿婆的日常生活,用小型相机开始摄影。
独自生活,平时几乎没人聊天的王玉开阿婆虽然知道我听不懂临高话,仍经常跟我说她的人生故事,以所受日本兵的性暴力为首,她在战中、战后的痛苦体验。
我觉得她需要给别人听她的体验,她一直都没有机会受到心里伤口的治疗。
王玉开阿婆在2013年除夕在家去世了。
为了不让阿婆的人生和她的存在被遗忘,我整理了积聚的视频,制作了短篇影像《阿婆的四季》。
关于麻衣的更多故事,可以参考新京报报道《一个日本姑娘与中国“慰安妇”老人的故事》
放映信息:
非公开影像作品《阿婆的四季》
类型:纪录片
时长:43分钟
纪录片《阿婆的四季》中王玉开老人和志愿者一起看老照
映后谈
A:米田麻衣导演
Q:主持人
Q: 为什么想拍《阿婆的四季》这部纪录片?对这部影片意义的认知,在这些年有变化吗?
A: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那么想拍,我在海南留学时,去看阿婆,刚开始没带摄影机。因为我认为拍摄别人,有时候也会是一种暴力。但有一次,2012年,王玉开阿婆生病特别严重,我特别怕她要走了。因为我看到一个人生活的阿婆,就想起来独居的奶奶,我很怀念我奶奶和外婆。阿婆身体恢复了后,我就开始想,如果她有一天真的走了。就没人记住她的经历,她的存在。                                                                               
虽然她知道我听不懂临高话,但经常跟我讲日军对她多残酷。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是日本人,阿婆看到我,就会想起战时体验。还有一个原因是,阿婆应该几乎都没有机会,给别人听她经历过的事。她讲自己人生故事时经常说 “Chui Nan Bi”。临高话是,很艰难很痛苦的意思。我觉得没机会受到心理治疗的她,至少需要别人听她的体验。
我也没有明确的想过编辑一个作品,但首先记录一下她的日常生活,和她自己讲出来的人生故事。2013年除夕晚上,阿婆真的走了。我们那年圣诞节刚买了鸡腿和暖宝宝等东西去看她,那时候她已经看起来身体不太好,但我看完她就回家过年了。回到日本过了元旦,阿婆家人发微信告诉我,阿婆去世了。我哭的很惨,特别后悔 那天回国。如果我再多几天陪阿婆,有可能会送她到最后一刻。
这样子,我就终于决心做一部纪录片。虽然我拍的技术很烂,编辑了我最爱的几个场面,和阿婆讲的话。其实她讲的人生故事,比片子里出现的更多,她的人生有90年,说几个小时都说不完。
她也没有参加打官司,没有日军性暴力受害作证的正式记录文件资料。我对这部⽚⼦意义的认知在这些年有变化。因为王玉开阿婆和符桂英阿婆,都没有参加打官司。所以这部片里没有提到海南阿婆们诉讼的事情。后来《二十二》纪录片很火,但没有接触到中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女性勇敢站起来打官司、对日本政府要求道歉赔偿的事实和意义。
所以我现在觉得《阿婆的四季》不够让人知道海南阿婆们当时诉讼的深义。开始做了一部新的纪录片《GauDien海南阿婆》,内容是海南阿婆们诉讼的过程。(GauDien是黎话“我爱”的意思。)现在只有预告片,正在做中文字幕版,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以后可以分享预告片到Youtube网站。
Q:影片在日本公开后,学生们,观众们有什么反馈吗?
A:日本学生们都喜欢上阿婆,被阿婆的笑容和可爱吸引。学生们在学校历史课,没有机会学这段历史,以为”慰安妇”问题和日本年轻人不太有直接关系。但通过这部片,可以认识到阿婆,能更努力更直接地想象,日军性暴力受害女性,每一个人的存在。开始反思,日本人应该要为自己的政府道歉赔偿。
Q: 海南Net是怎么建立的呢?在刚到海南语言不通的时候,是怎么和阿婆们建立起联系的?
A: 2001年海南诉讼开始时,只有律师团,没有支援审判志愿者团体。海南Net是2005年,以住在日本的大学生为主。建立时的正名是“要求对海南岛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道歉赔偿Network”。2010年败诉之后,改名“传播海南岛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声音Network”。继续每年1-2次,从日本去海南探望阿婆们。
最初去海南时,跟日本律师团一起,去找原告6位阿婆时,有翻译人(海南Net建立时,2位原告已经去世,没能见到她们)。后来海南Net成员自己去找阿婆时,阿婆的儿女或孙子们帮我们翻译。不过有时候,阿婆家人也要去外面干农活不在家,我们只能指手画脚地跟阿婆交流。在还没有QQ或微信时代,不容易提前跟阿婆家人联系,所以几次我们都直接去探望阿婆家。
我们看新闻知道没参加诉讼,但说出来自己的日军性暴力经历阿婆,就查一下那位阿婆住的村名,去乡下找她。这样慢慢认识了9位阿婆们。我们认识到的一共15位,海南阿婆之中,现在仅剩2位。李美金和王志凤。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八名海南“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其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图为2008年,黄有良老人作为原告代表第二次赴东京出庭作证时的日本媒体报道
Q: 在探望过程中,阿婆居住地的居民知道阿婆的经历吗?会询问你们的来由吗?他们是怎么看待“慰安妇”事件的?近期,中国明星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引发关注,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麻衣: 有些村人知情,另一些不知道阿婆的经历。我们尽量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来看阿婆。那位明星去了靖国神社后,应该也去看看东京妇女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就是“慰安妇”问题资料馆。这两个地方,展现了日本社会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我也希望当地政府能帮助恢复受害者的名誉。
相关网址:
https://wam-peace.org/main/wp-content/uploads/2018/07/wam-leaflet-ch.pdf
https://wam-peace.org/en/
Q:请聊聊和你关系最好的阿婆的故事,你觉得你和阿婆们是什么关系呢?
A:我住在海口时,最多次去看的是王玉开阿婆。她曾经说过:“麻衣像个哑巴一样。来我家这么多次,可惜听不懂临高话。”她是很开朗,爱说笑话的阿婆。虽然有些记者在新闻上写过“麻衣陪伴阿婆像个孙女”什么的,但我不敢这么想。阿婆们的孙女以及家属,也一直受到村里有些人的歧视和偏见,有些人会说他们的老妈/奶奶是日本娘这种闲话。阿婆的家属一直陪伴阿婆,跟阿婆一起过艰难日子。而我只是1年几次去探望阿婆,陪她1-2天就走了,又听不懂阿婆说什么。
我很想理解她,但能够理解的太少。我们又没拿到日本政府对她们的道歉赔偿,其实也没脸去看她们。但我们很喜欢阿婆们,也很佩服她们活下来这么艰难的人生,而且站起来,说出来自己的受暴事实。
诉讼结束了律师就不来看阿婆了,采访完了,记者就不来找阿婆了,但我们想让阿婆们知道我们不会遗忘她们,一直会想她们。我们需要让她们知道,我们多么喜欢她们,多么佩服她们。如果她们不站起来,我们也永远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和日军性暴力事实。哪怕这只是我们的自满,也坚持去海南探望。因为我们刚开始去看阿婆时,是大学生,自己打工赚点旅费和药品费,就飞去海南。阿婆们也知道我们情况,所以每次去阿婆们家时,她们都会说:“一起吃饭再走吧,你们要吃饱饱,住我家几天吧!”这样欢迎我们。虽然不敢说我像她们孙女,但希望阿婆们知道,我现在也很想念她们。
纪录片《阿婆的四季》中符桂英老人邀请米田麻衣一起吃饭
Q:在海南的这段时间,麻衣也遇到过很多国内的学者或导演。作为一名日本女性,你的视角会有什么不同的吗?
A:作为一名日本女性,我有责任让日本政府向受害女性正式道歉赔偿,日本的初中高中历史教书上,也写上日军性暴力的细节。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殖民地主义,侵略亚洲国家,并到处建了慰安所,都要让历史教师教学生。我们这一代没机会在学校学到日本真正的历史。
中国国内导演来说,这种话题可能太敏感。不过毕竟你是一名导演,靠拍摄吃饭的人。就应该面对现实,不要逃避敏感话题。学者的话,我还是很希望有更多性别研究或女权学者,来关注日军性暴力议题,和我们日方一起合作。在海南的情况来说,因为我们志愿者毕竟是外国人,最好跟当地女性们(有女权意识,或有性暴力受害心理咨询等知识)一起合作。我知道中国国内女权,对待现代的性别问题已经是拼命的,甚至会被逮捕,所以不容易继续关注日军性暴力。不过我这几年幸运地认识到,很有前途的中国女权朋友们,我也很期待下次跟她们一起去海南,互相交流。
Q:《阿婆的四季》是怎么拍摄的呢?很多阿婆已经走了,你觉得她们会喜欢这部作品吗?
A:2012年,刚好我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位临高人的朋友。她很愿意跟我一起去看阿婆,也当翻译。阿婆看到我们特别开心。我和几个临高朋友们,一起去看阿婆好几次,周末或学校放假,就去乡下看阿婆。
我和临高同学也没有直接问她,日军当时对她做了什么。因为怕我们回去了以后,阿婆晚上会做日本鬼子的噩梦。但她开始讲人生故事时,自己说出来被日军性暴力的具体情况。阿婆说出来的记忆,不是很有条有理,也很正常。一般性暴力受害者的作证,不会那么按照顺序。所以片子里,关于日军性暴力受害内容,只有一部分在镜头出现。
但我要告诉观众朋友,那个场面阿婆讲的,只是她的第一次受害体验。之后她也被拉到日军据点,好几次受暴。在海南(也是在中国,在全亚洲)每个人受暴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被关在慰安所,有的人在家遭遇性暴力,白天为日军天天赶工,晚上继续受暴,有的人被拉到日军据点,等等。
战后的人生,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应该每一个受害女性,都有每一部纪录片。但这样的作品不存在。而且纪录片是作者来拍别人,然后选着切掉场面来做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为对象做的故事。
我真不好说,阿婆们会不会喜欢这部片。我也非常想问问王阿婆和符阿婆,有什么感受,很遗憾我来不及给她们看看这部片。镜头里面,尤其是性暴力的讲述,是非常隐私的。其实没有人有权利公开的内容。本来我应该首先问阿婆们,可不可以上映,她们同意,才可以给你们看看,但阿婆们已经过世,我来不及这么问。所以上映这部片,每次一定要我在现场,跟观众们尽量解释和补充一下片子之外的事情。我不会在网络上公开。
我拍摄王阿婆时,有一次她对我说:“你不要玩那个机器了,帮我挑水嘛。拍我做菜那么久好无聊。”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她在黑暗的厨房里,用火柴棍生起火来慢慢做菜的样子,一直看都看不腻。我当时应该更认真跟她解释,记录她的生活和记忆的意义。一直照顾王阿婆的侄子,看完这部片时跟我说:“每个人有她的人生故事啊!”他一直照顾王阿婆,每次我来阿婆家时他也很好地照顾我。我认为至少那位阿叔理解了我做这部片的理由。
纪录片《阿婆的四季》中王玉开老人做饭
Q: 阿婆们遭受的暴力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国民的暴力,也是男性个体对女性个体的暴力。战争结束后,一些村民和亲人们对阿婆的认知,不仅是被战争伤害的人,也是一名被 “奸污” 的人。因此,想请问如何从性别角度看待“慰安妇”问题。如何理解阿婆们作为女性,在战中和战后的生命经历?
A:日本人对中国人有歧视,中国大陆人对海南人有歧视,海南汉族人对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有歧视,而且阿婆们是少数民族的女性。黎族苗族是少数民族,临高人是被汉族人同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所以她们是一群少数派中的少数派,需要理解对她们的歧视,是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重男轻女的多层作用。
比如,王玉开阿婆和符桂英阿婆不参加的一个原因,好像是因为村里有汉奸的后代,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符桂英阿婆提到的,她也没说具体,所以我们也理解不了当时的村里情况。
我们也不叫阿婆们“慰安妇”。我们提到她们时,要么叫日军性暴力受害女性,要么叫日军性暴力幸存者,不过最多是叫“阿婆们”。因为她们被日军所受暴的绝对不是慰安。一位黎族阿婆说过,有些村民叫她“日本娘”,村民以为她愿意去日军据点。这样的看法完全是错的,但是不能光责怪那些村民,这样的现象在韩国,法国,被侵略国家的父权制社会,都发现过。我认为在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女性站起来,说出来受暴事实,可以说是中国最初的米兔(Me Too)运动。
性暴力受害者不要责怪自己,该被责怪的是加害者。大娘们,阿婆们,勇敢站起来甚至向日本政府诉讼,不只是为了自己讨回公道,而是为了代表其他受害女性们。大多没有发声音而默默的死去的女性,应该要告诉世界,错的不是她们受害女性,错的就是派出日本兵去侵略别的国家的日本政府。
加害者应该道歉赔偿,负责任,再也不让同样事情发生。这是我接触阿婆们后,心里收到的想法。改变日本政府,对受害女性道歉赔偿,还有改变日本中国的父权制社会和两国的民族主义等,都是难以实现的。有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但看看世界,废除南非种族隔离,需要50年的时间。澳大利亚原住民,拿到政府正式道歉,需要200年。我们也铭刻阿婆们的故事,做每个人能做的事情,一步一步向改变社会努力。
圆桌讨论
主持人:面对历史受害者个体,我们应该去以什么样的态度关注讨论中国“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呢?阿婆们的跨国诉讼,未来应该如何推进?如果从民族主义及性别主义视角,有哪些张力、哪些融合的可能呢?
先说下我自己的看法,我学的是相关议题,读的是历史,特别感兴趣的方向一直是“慰安妇”研究。关于第一个问题,面对历史受害者个体的态度。今天的《阿婆的四季》,昨天的《三十二》和《二十二》,拍摄角度是很不同的。《阿婆的四季》让我觉得,麻衣不把阿婆看作“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或只是把性暴力这件事当作她们人生中的一小个章节,这件事跟她们整体的个人性格等,都有很大的区别。
我最喜欢的瞬间,是阿婆们体现出她们个人的性格。比如《二十二》中她们递烟,《三十二》中她们喜欢唱山歌。《阿婆的四季》里阿婆非常的调皮,她们想学日语,会使坏地把鞭炮递给麻衣,让他们点燃,去吓麻衣他们。包括给麻衣他们红包,不收红包就生气。昨天很多观众提到,想到了家里的长辈,我觉得这点非常好。我们是把阿婆当成自己的亲人及生命中出现的女性看待,而不仅是历史上的象征、性暴力的受害者。
《外婆的四季》中除夕夜王玉开老人和米田麻衣一起放鞭炮

观众:  谢谢主持人。可以分享你在上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实习经历吗?包括你所了解到的一些研究。
主持人: 我在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申请了他们的校外志愿者。但因我回国时疫情非常严重,他们一直没有开放研究中心。昨天的苏智良老师是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及在职教授。他的专攻是“慰安妇”问题中的民族主义,另外在法庭诉讼方面也有很多研究。他出过一本书,专门讲上海的慰安所。研究中心别的老师,尤其是女性老师,还是会从性别角度分析“慰安妇”问题,也从口述史方面还原“慰安妇”阿婆们的个人生活体验。
前面有同学讲:“要区分‘慰安妇’和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但总觉得定义非常困难,因为慰安妇是多维度,多形态的。”这点我非常认同。前段时间读了一篇文章,就提到“慰安妇”是有多维度的,有中国、韩国,菲律宾的。很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台北都,有不少“慰安妇”,也是性暴力受害者。在上海,日本很多艺妓被带到中国各地,在满洲各地方进行性服务。她们是多维度的,来自不同国籍,年龄层。有些人可能稍微知情,有些人是被骗来这边,被实施非常过分的性暴力。像朝鲜大多数人,是因为家里非常贫穷,日军告诉她们,若你过来帮我们打杂,洗衣服,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会给你一笔钱,攒了钱后你就可以离开。但当她们到那里后,才知道完全是被骗了。
虽然每一个“慰安妇”,每个性暴力受害者,个人经历都非常不一样。但她们又是有很多共同经验的。她们的共同点大过于不同点,因为她们每个人都体验过很多创伤,都会有相似的,很难过的记忆。同样作为女性,她们身体上、心理上很多共情之处,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理解的。所以我认为,与其注重定义上的不同,可以更多看她们感受上的相同点。我觉得这也是麻衣导演,很多中国学者想去做到的事情。因为我们能支持对方、共情对方的部分,肯定大过仇恨和陌生。
观众:我想回应下,民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视角之间存在哪些张力,以及融合的可能性。关于张力的问题,从昨天和今天的一些讨论里,其实能看出来。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本土的“慰安妇”和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是不一样的。但也有同学提到,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关注,应该是不分国别、民族的,应给予相同的关注。包括麻衣导演提到,所有“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都遭受着父权制结构的权力压迫。这里面存在的张力是,我们从哪些角度切入,看阿婆她们所遭受的暴力,及性暴力背后的权力结构。我个人的想法是,两方背后的张力,指向同一个复杂的问题,具有融合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即在于怎样更深入细致、系统化地探讨阿婆们所遭受的性暴力结构。
关于这一点,我想列举两个相关的讨论。一个是作家王尔德的话:“所有事情关乎于性,而性关乎于权力。”另一个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著作《身体从未忘记》提到,美国越南战争的老兵,在战后饱受强奸越南妇女的回忆的折磨。老兵回忆时说,当他看到身边战友牺牲时,就会疯狂射击无辜的村民,强奸妇女。这里不仅是性欲问题,更是将国族与国族之间的暴力,或将殖民秩序之下的侵略,转化成了性欲、性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
这里还隐藏了另一个层面:当我们从宏观上,谈论民族及殖民结构时,可能看到的是比较抽象的社会组织及国家机器。但落实到个体,如日本士兵、阿婆时,中间又涉及到心理创伤、微观层面欲望的发泄等,更侧重于个体层面的问题。单纯地把这个事件当成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或一种国耻是不够的。将更多维度视角融合在其中,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看待这个问题。
主持人: 讲的真好。昨天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相关热搜是是“她们在等待一个道歉”,我发现里面很多描述阿婆们的文字都特别特别直白,像是更想要努力去形容们受到她们受到了什么样的侵害、她们活在耻辱当中等。包括配图都是一些阿婆们手上长满了皱纹,有一些照片也没有给阿婆们的脸部打码,还有图片是阿婆们很难过地在地上等待被奸辱的样子。
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想要成为女性议题研究学者的人,我看到这样的照片,这样的描述是非常的难过和心寒的。前面导演在回应视频里面说到性暴力,包括任何人的性体验都触及到了他人的隐私,如果我们需要去描述这方面,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当事人的同意。麻衣选择不公开阿婆事迹的原因也正是如此。
我们要知道整个纪录片内容是“慰安妇”制度,包括女性的性体验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侵害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阿婆们作为个体受到了伤害。希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带着对阿婆们的尊重,相信大家都抱有这份尊重。
之前我们跟麻衣导演沟通,她提到阿婆在法庭上很勇敢的为自己发声时的样子,让她非常的敬佩。阿婆们受到了非常多层面的压力,第一层面是她们的身心创伤。前面纪录片里符桂英阿婆一边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边在躲在抖,这就是创伤应激反应。即使她们想要简简单单地说出自己的体验,就已经是件非常残忍的事情。而她们在法庭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出自己过去的性暴力遭遇。这阿婆们来说,意味着将经历又一次精神折磨。
第二层面是在异国他乡时,她们背负的不只是为自己讨回公道,她们也在为更多的在战争之中受到伤害死去的姐妹、同胞、受害者发声。要为那时候所有的同胞,那个时候所有的受害者发声。
最后,她们还被国家、观众,以及遥远世界的民众所注视着的她们会知道自己被审视着,被观看着,她们承担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麻衣导演说她们是中国女权运动、中国米兔(Me Too)运动的最早的发起人。我觉得这点讲得非常好,那些勇敢去法庭上面发声的阿婆,是非常有勇气的,就算是败诉了,我也非常敬佩他们。阿婆们不能被扁平化成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她们的人生很长很独特,也都很美很有意味。
想给大家分享几张过程的合影,记得那时有很多阿婆跟女性志愿者的合照,可以看到每个阿婆都笑得很开心,每个阿婆都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韩国乡下有一个互助的项目,给那时没有亲属的阿婆们建房子,有相似经历的阿婆们可以选择在一起生活。
 纪录片《等不到的道歉》
《等不到的道歉》是新加坡导演Tiffany Hsiung(熊邦玲 )拍摄的,纪录片叫做《APOLOGY》,其中所有的导演,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她们拍摄三个国家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在战后的生活,包括韩国、中国和菲律宾。
那里面韩国阿婆非常有意思,拍摄的时候阿婆大概是六十几岁,身上有很多纹身,很爱说脏话,说话也特别毒。会用非常泼辣的语言骂以前性侵的人,大家都笑,感到非常有意思。
菲律宾那个阿婆拍摄之前不敢说自己曾是受害者。她们那里有很多互助所。当每次去互助所的时候,她都跟丈夫和小孩说由于很同情她们才想要去。其实她去是因为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地方来面对自己。在拍《等不到的道歉》的时候, 阿婆鼓起了勇气,跟他的丈夫还有子女说自己曾经是受害者。子女都表示非常能理解,也能够感受到自己母亲生活是多么艰难。
每个受害者都有不同的对待创伤的方式,其实很多阿婆选择不讲出来,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她们。能够选择活下来或者选择自杀,无论什么样的应对方式都非常的了不起,我们不能帮她们做决定。
我最近在网上经常看到一句话,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帮她们原谅。我个人认为这句话还可以补充一点,我们不能帮她们原谅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帮她们去仇恨,这是我现在的理解,大家可以反驳。
纪录片《二十二》中米田麻衣对王玉开老人的回忆
观众: 刚才说不能替她们原谅,也不能替她们仇恨。但我认为她们应该得到公道,得到补偿。
观众: 有人提到说这种来自命运的痛苦是很难自我消解的,本质上这是群体应该承担的。但群体往往不会那么关注个体的痛苦,我完全认可。我们要多关注阿婆们的后代,是因为阿婆们在养育小孩的时候(编者注:包括阿婆被日军强暴后生下的小孩),她们的后代可能会觉得来自母亲的关爱少很多,以及他们会为父母承担部分压力和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创伤。她们的小孩也是受害者。
观众: 刚刚主持人说到我们不能帮她们去仇恨,提醒我想到了另一点,当我们去仇恨,我们在愤怒的时候,我们愤怒的是什么?
看很多新闻评论的时候,可以发现有的人在愤怒,可能是出于对阿婆们人权的角度,也有的人,可能是出于性资源被侵略的角度。有一些比较过分的新闻评论会说,我们也要去侵略日本的女性来为她们报仇,这是需要警惕的。这也是“慰安妇”主题研究非常需要性别主义视角的原因。
这些阿婆们作为独立个体、作为一个女性所受到的苦难应该怎么被理解?我们要能够在不把她们进行性化、物化的基础上,看到苦难,然后再去愤怒。
观众:想问一下麻衣导演如何看待人与历史的关系?人应该为自己前代犯下的错误感到羞愧或者作出补偿,抑或每个人都是与祖先割裂的个体?
米田麻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我们不解决前一代的问题,同样事情会再次发现。所以我们个人都有面对历史的责任,这也是为了我们后代人过更好世界的责任。
特别声明:文章系参与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观点。
O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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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鸥鹭云课 · 招募」亲爱的老师,你好。

「AFE云窗 X 鸥鹭」艺术中的教育世界,乡村支教共益

「鸥鹭映室」国际“慰安妇”纪念日特别放映|20万,32,22,……,14

嘉宾:米田麻衣
主持:Vicky
文稿:锦忆,落雪,Jianbo
排版:柳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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