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锴回忆中科院往事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路上碰到王汉斌，他穿着满身油腻的工作服。我说：汉斌，你又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在文革中落难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一个小建筑公司当革委会第八副主任，管食堂和幼儿园。王汉斌曾是北平地下党（南系）学委书记。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写了《告北平市民书》，文采出众，被彭真发现，调往北京市委任政治秘书、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次我们见面没多久，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有人向王汉斌推荐了我，我于1978年3月调到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兼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是生物化学方面的权威，学部委员。他最得意的一位门生派往美国留学，却不让她的爱人一起去，理由是夫妻同去，不就可能溜了嘛？那时候大使馆有规定，参赞以上的人可以带老婆，其他人不可以。外交部的一些夫妻，一个派到欧洲，另一个就派到非洲，故意让人家分开。王应睐说：年轻夫妻不在一块，你可以，我也可以，但有些人不行，这是生理需要。王应睐还说，我这位门生在国外和外国人睡了觉，她男人也是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谅解了她。可是科学院让她马上回来。她的科研题目没几天就成功了，却让她停止科研工作。这个女的一看非要她回来不可，显然要批斗她，就不回来了。王应睐为此火透了。他认为，应该允许科研人员夫妇一起去，这是人性。他和我说了这件事，我写了一份《王应睐同志对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意见》。送给院领导参阅。方毅看了，批示：要研究。胡克实批：值得重视。但也有领导说，太过分了。后来这个材料成为解决夫妻可以一起同时出国工作的一个例证。

冯德培是生理生物专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后，仍兼任上海生理生物所所长。上海市委为了加强科研工作，给这个所配备了一名原是工厂劳模的女党委书记。这位书记，管人事，把冯德培的秘书调走了。她说，副院长是部级干部，秘书政治上要强，这个秘书不合适。冯德培说：怎么把我的秘书调走了？我的秘书是科学秘书啊！这个女党委书记工作认真，每天坐在门口检查人家上下班，认为科研人员太自由主义了。她不懂科学。生物实验研究，机器一开，连着三天都不能离开。冯德培说，我了解她是好人，热心人，实在是谈不拢。是不是我有思想立场问题？他说得很含蓄，我也写了材料报院领导，把这位书记换了。冯德培特地找到院政策研究室领导说，你们帮助我说了我不便说的话，解决了我一大苦恼。

黄昆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邓小平点名调中国科院领导半导体所的。1980年调来时，家住中关村，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到城里上班，看门的以为他是杂工，不让他进楼去。他穿得朴素极了，早年留学英国，妻子是英国人，家里还生煤球炉子。他是燕京毕业的，把我当小老弟，有一次对我说：“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时，我们夫妻俩都完全相信，认为领高工资是资产阶级行为，因此我把大部分工资都交了党费，只剩下100元维持一家四口生活。”他就是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来所党委书记下了“禁令”，限制他交钱。

卢嘉锡是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1981年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民主选举的院长，也是科学院历史上唯一一次民主选举的院长。他很有个性，一上任就提出要兼党组书记：为什么别人当院长能兼党组书记，我不能？我入党20来年了，如果我不兼党组书记，人事上我管不了。科学院是管人的，是管人脑子的。人都管不了，我还做什么？后来卢嘉锡院长兼了党组书记。他的思路和别人的不一样。例如当时有种说法：谁想当官，就不让他当官；谁想出国，就不让他出国。但卢嘉锡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不想出国学先进科学，就不是好的科学工作者。科学是世界的。不了解世界先进科学，怎么赶超？没有雄心大志，没有信心，是不会有大的成就的。如果有科研人员主动要求做某项科研的带头人，这不很好吗？科研人员想出国考察，是正当的。他还说：“1979年开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报告称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我很高兴。但接见外宾时，又说我们是worker，实在不合适。Worker在外国科研院所里是指打卫生的工人。科学家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主力，不附属于工人阶级。”

李昌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他在中国科学院是副院长，他比较主观，工作上不太顺利。他在清华大学念到物理系三年级，可以和外国专家们谈粒子、中子什么的。他很会写文章，所有的报告都是自己起草，对秘书起草不满意。他对马列主义也有研究。1980年，他在院部召开的会议上当着党组书记的面公开说，我最近去德国访问，亲眼目睹许多工人家庭住着很高级的房子。如果我住上这种房子，你们的大字报就该糊满了。他们普通工人生活水平这么高，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说，恐怕是不能成立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的一些理论需要研究思考。

李昌很俭朴，他带我们到中关村搞调查，每天中午只带一个小饭盒。里面就一些海带、豆芽、白菜。我说，你的饭太俭省了。他说，这是老保姆做的。文革中他和夫人冯兰瑞都被抓起来，小儿子靠保姆带大。他说，现在她已经老了，我们把她养起来。不让她做事，她不干。她做的饭，我不能不吃。我还发现他对宴席毫无兴趣。往往坐下来吃几口，不等主菜上桌，就起身走了。衣服邋遢，布鞋磨烂了，裤子常忘记记裤扣。他最热心的事是讨论问题。在中关村调研，有时一天说话不下6个小时，累得回家时靠在汽车后座上喘气。

胡克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心干部。一次开会他看我打哈欠，问讯知道我住爱人在《中国青年报》的宿舍，两家合住一套，休息不好。他说，“我想想办法。”过两天他给《中国青年报》管行政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让直接交给他。那位同志收到原团中央书记的亲笔信，出乎意外，惊喜万分，很快帮我们调了一套两间的宿舍。

有一次，他让我们帮助人事部门把留苏生的档案清理一下。1950年代派往苏联留学的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后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年他们留苏，由于苏联战后女多男少，很多“娜达莎”围着中国留学生转，举止也亲密。每当留苏生取得某项成绩，这些女孩子（当助手、助理或助教）往往高兴得抱一下或亲一下，这在俄罗斯是很普遍的，但让我驻苏使馆的人看到了，往往在档案中写上某某与苏联女性有暧昧关系，作风怎么怎么样，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胡克实说，人事干部，往往出身苦，山沟里长大，代代红，政治品质好，但文化低，见识窄，特别对有海外关系的人，对华侨，对大城市长大的干部有一种片面认识，认为他们“关系复杂”，“思想复杂”，这种认识糟害了不少人才。

尼克松访华以后，有十六位科研人员从国外回来定居科学院，其中十二位家在台湾。后来又批准回来定居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三人是从台湾去国外留学，家还在台湾，且多是国民党子弟。那时干部群众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很多，认为回国科技人员越多，我们越麻烦。我们写了材料，方毅有个批示：“应重视回国工作的同志才对，工作分配、生活条件应给予适当照顾，请克实同志切实抓一下。”

方毅那时是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科委主任，科学院院长，身兼五个重要职务，还抽空学外语呢。一天开会，讨论起草一个文件，方毅拿来《华盛顿邮报》，用英语念了其中一段，有四五百字。念完后问：你们看了吗？这跟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很有关系。方毅只上过初中，文革以后，他到科学院工作，每个礼拜天请生物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帮他补习英语。尽管念得不流畅，但能学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中央领导人这样好学，使我敬佩。

我在中科院的时候，主要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但是，我在“肃反”、“反右”中遭受的不公正批判以及遗留问题也没有落实，还留在我档案中，每次运动来了还要翻腾出来重新审查。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也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澄清。1980年，北京市委政策落实办把我找去，把从我档案中清理出来的40多页不实材料当场销毁。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材料应该留着，这是那个荒谬时代的真实记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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