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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获“民仲平摆摊论风云”授权转载
作者/民仲平
湖北书记蒋超良出任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北省长王晓东出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武汉书记马国强出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武汉市长周先旺出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他们四人的工作安排,特点是如此的鲜明:
一把手去人大,二把手去政协
更有趣的是,蒋超良和老搭档王晓东,都是去的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这倒不是因为湖北是农业大省的缘故,更多的是考虑到蒋超良之前长期在农业银行工作,对农业金融十分熟悉,而王晓东的发迹之地恰好也是在农业口,也就是人才辈出的江西省委农研室。
人生如逆旅
马国强在去年2月份被免职后直到前几天才正式复出,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如无意外,他将于下一次湖北省人大开会的时候,被选为常委会副主任。
由此,马国强成为了自1991年以来,首位没有晋升正部级的武汉市委书记。
而有趣的是,上一位没有晋升正部级的郑云飞,和马国强一样也是钢铁口的老人,在鞍钢与武钢干了一辈子,最终从武钢党委书记的位置调任武汉市委书记。而有着“钢铁侠”之称的马国强,也正是在执掌武钢之后,调任武汉市委书记的。
马国强刚上任武汉市委书记的时候,被寄予厚望。这位在钢铁行业年少成名,来自于高官辈出的宝钢集团的少帅(同时期宝钢的培养的人才还有中铝集团一把手葛红林、五矿集团一把手何文波、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被认为是央企高管从政的未来之星。
当时的武汉市民也对其报以极高期待,毕竟马国强是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在武钢担任过领导的“老武汉”,其对武汉是有感情的,而且因为长期在企业工作而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更有想法创见、人脉资源等等。
不成想,一场疫情,让这一切都反转了
马国强的央企经历让他饱受诟病,人们纷纷认为正是因为他缺乏地区治理经验,尤其是基层工作经验,才让武汉防疫工作如此被动、如此无序。
马国强对一切指责与批评,并不能有太多解释,毕竟他还是组织的人。
被免职的前几天,在接受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节目采访时,他仿佛是内心独白一般:
“首先我说我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我想还是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重大的挑战,这场挑战是一场战役,这个战役是看不见敌人的战役···那么这样的心态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做的当机立断,导致这个疫情输出到了国外,输出到了国内”
或许当时他已经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面向千万武汉人民讲话的机会了。
往来都是暂时人
和马国强一样来自于央企的蒋超良,其面对的压力、所受的争议也不小
在来到武汉之前,他是一个有名的“救火队长”
于败军之际,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这曾经是蒋超良最擅长的。
从南下广东襄助当时的王省长处理金融危机事件【当时还有受贿4.6亿的董宏《》】,到赴任交通银行推动已陷入泥潭的交行上市工作,他都展现出了极佳的危机处理能力与综合协调能力。
在农业银行总行起步,从政于人民银行总部,锻炼于人行分行,在湖北增补地方政府经验,后又先后执掌交行、国开行、农行三大世界级金融机构,在吉林成为地方党政主官,最终于湖北问鼎封疆大吏。
这样的成长路线,这样的干部履历,在中国的省部级领导中并不多见
成长于中央单位,避开了晋升通道狭窄、容易陷入猎场的基层官场;几次走过“政商旋转门”,既有央企合法收入与福利待遇,同时又保有行政级别;常年担任党政一把手,有充足的施展才能的空间·····
所以对于蒋超良的前途,几乎没有人会担心,他们都相信这位履历漂亮、中央空降的省委书记,一定会有着美妙的仕途前景。
拥有着地方党政主官经验的他,即可以和普通官员那样竞争,也可以回到金融系统做个技术型官僚。
可惜的是,这位救火队长最终没有扑灭突来的疫情之火,他的仕途在湖北戛然而止。
他是改革开发以来,因为紧急情况(如洪水、火灾、疫情、安全事故)被免职处理的首位省级地方一把手。
以往,在省级地方层面,多是处理政府主官,如曾因为北京非典疫情与山西临汾溃坝事件两次被去职的孟学农,其身份都是政府首长。
只有在部委层面,往往才会处理一把手,如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的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辞职的原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等。
不过蒋超良并不是最惨的。对于因承担责任而去职的官员,往往遵循一个原则,就是:
年龄达线的退二线,尚且年轻的继续启用
比如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毕井泉因为长春疫苗事件辞职两年后,因年龄已到65岁的正部级退休年龄,而直接去政协经济委员会任职了。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去职的解振华,当时只有55岁,所以他复出后是担任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正部级)的一线实职岗位。
在湖北“F4”中,年龄真正达线的其实只有64岁的蒋超良,马国强才58岁,周先旺59岁,王晓东61岁,他们都还有四五年的一线职位的政治生命。
尤其是马国强,他的政治生命应该还有至少7年。
烟波江上使人愁
王晓东的去职,据说既有疫情因素,也有个人身体原因。
去年九月,他身患中风,在公众视野中一度消失了四十多天。出院之后,虽然立即恢复了工作,但是考虑到这是一个年过花甲、大病方才痊愈的老人,承担一省之长的职责,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其实,一般来讲,省部级领导在达到退休线之前提前离职,原因不外乎两个:
一是自己有政治或经济问题,以退为进,放弃仕途以换取平安落地;二是自己身体抱恙,需要安心治疗
比如原温总理的秘书、国税总局副局长丘小雄,就是在身患癌症之后,为了不耽误单位工作,同时更好的治疗,选择了提前退休。
有的人经常以“轻伤不下火线”为理由,认为因病提前退休的领导不够讲奉献。其实,那些因生病难以视事,但却占着职位不退休的领导,才是真正的不讲奉献,他们很多是考虑到只要不退就能享受到更好的保障,退了之后单位提供的保障服务会降低。
王晓东省长应该没什么遗憾的了。
他即便不退,再给他四年,恐怕也难以接任省委书记,去部委任职一把手也面临着“好的去不了、差的不愿去”的尴尬局面。
历经宦海沉浮的他,或许早已看透这一切,花甲之后独上小楼成一统何尝不是个好选择呢?
相比蒋超良和马国强,王晓东的仕途可谓最坎坷。虽然秘书的身份,让他在起跑线上赢了,但是蒋超良和马国强的仕途更为平坦、顺遂,都是在各自专业条线上靠着自身能力以及多位领导的赏识蹄疾步稳的前进,而王晓东他自己呢,则是大起大落。
跟着省委主要领导当秘书,好处自然是在领导最辉煌的时候,他可以享受大树所带来的荫蔽。但是坏处也显而易见,只有一棵树,则意味着风险的剧增。
他38岁成为贵州省委秘书长,40岁成为贵州市委书记,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但是随着老领导的应声落马,他也进入了漫长的沉寂期,他一口气当了17年的省委常委。
他的仕途,风雨多经,我想此刻,他更想休息一下了。
愿革职以谢天下
周先旺在四人里标签最为鲜明。
他是唯一一个湖北人;他是唯一一个起步于基层的人;他是唯一一个有过地市以下工作经历的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
所以在舆论上,他受到的指责相对较少。而他在接受采访时也是频频显露真情:
“我们把这个门关了,有可能把疾病阻断了,但是在历史上我们都会留下骂名···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好我们都愿意。”
武汉市长并不像市委书记那样,有那么大的把握能晋升正部级,但是武汉市长也是人才辈出、颇受关注的岗位。
比如教育部部长周济、纪委书记吴官正、云南书记阮成发、重庆市长唐良智等等,都曾经在改革开放后做过武汉市长。
来自湖北西部贫困山区的周先旺,属于历任市长中的相对低调的,他似乎没有在武汉留下太多属于自己的印迹,尤其是相比前几任热衷于城建的市长。
退到政协的周市长,将在公众舆论与媒体中逐渐消失,而武汉市民,或许将会在街头巷尾,看到这位老市长的身影,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将家安在武汉的人。
现在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材料与言论空间让我们去评价这四人。
但我希望,他们当年的工作,是“俯仰不愧天地”的,至于评价,则是“褒贬自有春秋”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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