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得广厦千万间

1. 政治家们的才能

不同的人由于天赋及成长背景差异，不仅才能各异，且有高下之分，政治家更是如此。
如以用金庸笔下的绝顶高手们为例，他们在各自的故事线中均独领风骚，都是响当当的英雄。但细想之后，高手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有些人武功虽强，靠得是前无古人的奇遇，并配以顶级的武功招式，才能大放异彩。金庸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主角，还有五绝之类的高手都可归类于此。
但有些人资质天生，根本不需要奇遇和武功秘籍，任何招式在他手中都能化腐朽为神奇。这种天赋型高手，金庸在小说中给了两个人：张三丰和萧峰。
张三丰在少年时对武学几乎一无所知，就能靠着从郭襄所赠铁罗汉中学了十天的基础少林拳法，由简化繁，并与顶级高手何足道周旋成平手：
 “张君宝除了在华山绝顶受过杨过指点四招之外，从未有武师和他讲解武功......这一招凝重如山，敌招不解而自解。不论何足道从那一个方位进袭，全在他“双圈手”笼罩之下。猛听得达摩堂、罗汉堂众弟子轰雷也似的喝一声采，尽对张君宝这一招衷心钦服，赞他竟以少林拳中最平淡无奇的拳招，化解了最繁复奥妙的敌招。”
而萧峰的武学天赋更是出类拔萃，他在聚贤庄上仅用最常见的太祖长拳，就打得天下英雄束手无策，主要原因金庸解释如下：
“他天生异禀，实是学武的奇才... ...任何一招平平无奇的招数到了他手中，自然而然发出巨大无比的威力。熟识他的人都说这等武学天赋实是与生俱来，非靠传授与苦学所能获致。萧峰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觉什么招数一学即会，一会即精，临敌之际，自然而然有诸般巧妙变化。”
这两位的结局亦与众不同，一位是震烁古今、开宗立派的武学大宗师，而萧峰更上层楼，金庸为其安排了独一无二的赫拉克勒斯故事线，是全系列中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悲剧英雄。
归根结底，天赋对于一个人最终能达到的高度，非常之重要。
回到政治家们的能力高低上来。新加坡非常之幸运，其第一代领导人中居然有三位具备天生的政治天赋。
第一位是李光耀，他的天赋毫无疑问是政治。
原本是一名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普通律师，靠着为罢工工人和公务员争取更高待遇进入政坛。
先是以一介白衣在自家客厅组党，连桀骜不驯的前辈们都对他心服口服。在整合不同派别势力，在左翼和英国人之间游刃有余，终于登上总理宝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终生未尝一败，以弹丸方寸之地的政治平台，成为了国际政治大师。只要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最终都成功了。总结下来只有2.5件事，因为他没做完，后人也根本无从下手，最终成了新加坡未来的隐患。
第二位是吴庆瑞，其天赋是理财和谋略。
吴庆瑞既是李光耀在政治上的谋主，也是新加坡财政工作的主导者。现代新加坡几乎所有的经济、金融、军事和文化产业都是他一手策划并启动。
这样一位几乎无所不能的大才，在从政之前只不过是殖民政府中郁郁不得志的小公务员。但一旦胜选成为财政部长后，马上就能焕发出远胜英国人百倍的才能。
据记载，吴庆瑞博闻强记，对数字过目不忘。新加坡每年的财政预算报告，原需整个财政部花费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来完成的大项目。在初掌财政部后，吴庆瑞领着经济发展局的助手们在樟宜度假村集中封闭，吴口述，助手打字，三小时就能完成。事后他请后来的财政部常任秘书严崇涛核对文章中的数据，严发现完全正确，不能增改一处。
上世纪60至70年代，全世界金融市场波澜起伏，吴庆瑞带领财政经济两支队伍，不仅靠着专业过硬的知识和前瞻性预判，成功躲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等重大风险，终其职业生涯，新加坡财政没有过任何一年存在赤字。
第三位是林金山，他的天赋很实用：人和事。
 “人”方面的能力是指一眼洞察人心，辨识人才的本领；而“事”是指在一团乱麻的事物中准确找到核心，能够理顺思路，化繁为简，带出队伍并最将事情办成的能力。
林金山也许并不如李、吴两位高瞻远瞩，也并不擅长选举与演讲。但哪怕只是握个手，他就能很快认知到对方的品质，动机和能力，极为精准，屡试不爽。在其职业生涯中曾经多次被交办过困难重重的工作，但每次他都能找到办法，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并按时交付。
这两项能力既稀少又实用，未来李光耀也乐得让林金山一边担任极为重要的内阁职位，将一道道难题交由他去解决；一方面又让他长期兼任自己的面试官，为国家选拔人才。哪怕连自己都已经退休，也要坚持返聘已垂垂老矣的林金山成为总统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为接班人吴作栋挑选人才。
“He (Lim Kim San) has an intuitive sense for judging people, theircharacter, their motivation and their capabilities... Only by shaking hands...I used this uncanny ability to good purpose when I wanted candidates to beinterviewed for jobs, especially or prospective MPs, to gauge their potential.”
“Whenever we needed for somebody for animportant position, one that required integrity and judgment, we have call uponhim. So he becam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Presidential Advisors.”

2. 建屋普世公式

1960年的新加坡市政府大楼内，一脸严肃的林金山在办公室内堵住了还一脸茫然的李光耀。
一脸严肃的人说：“如果你想要组屋，我懂得怎样把组屋建起来，你就交给我办吧。”
一脸茫然的人回复道：“请按照你认为最好的方法去建造组屋。”
这是两位未来的黄金搭档第一次坐下来“谈工作”。此时的林金山，尚不知道李光耀的政治天赋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无与伦比的资源和支持，李光耀也并不知道这位堵住自己的下属，胸中拥有何等惊人的沟壑与才干。
为国家和人民建设实用优质的公共住房体系，固然是极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非依靠一个人或者机构就能够改变现状。
但林金山敢于在李光耀面前说出“我懂得怎样把组屋建起来，你就交给我办吧”这样不留余地的担保，自然是因其信心十足，他自认为找到了全世界通用的“建屋普适公式”。
建房子，无非是以下三大要素：钱、土地和人。

要素一：钱

钱的事情还轮不到林金山来担心。
一来这是政治家的任务，林金山这个层级的公务员担心也毫无用处，就算他高风亮节到把自己的百万资产捐出来也远远不够。
二来初代内阁里有两位具备优秀天赋的政治家，均对建屋发展局寄予厚望。由于某些现阶段尚不便公开的目的，李光耀和吴庆瑞通力合作、各展所长，在资源的供给方面可说是倾尽全力。
可即使是李吴两位大佬，面对英国人挪用2亿储备金、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的经济前景，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他们也想过努力开源，但原本运行良好的新马统一市场模式在马来亚独立后已成泡影，哪怕是吴庆瑞带领着经济发展局（EDB）拼命招商，在五年内却毫无建树。
只剩下节流这一条路。
请记住这条铁律：任何政府收缩开支的首要目标，永远只有两个：政府公共支出和公务员的降薪或裁员。
作为财政大主管，吴庆瑞负责大幅度裁减公共支出。他先是规定，除去建屋发展局项目通行无阻外，其他任何部门，任何非常规性项目开支，必须经由自己亲自审批，将财政大权掌握在手中。
为了省钱，吴庆瑞还曾经这样教育财政部的高级公务员们：
“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的人来请求财政拨款，不管他的理由有多充分，你作为财政部的人都要本能的将目光转移到别处，然后告诉他们不行”。  
“这个部门的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再来第二次。同样，对于他们的第二次请求我们还是要坚定的说不行”。 
“他们还会来找我们第三次。这次我们就可以答应批准给他们所需一半的款项”。  
“这是为他们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所得到的回报，所以他们就会对你们充满感激，而且会觉得很满足”。
当然，不光教育下属抠门，老吴自己也以身作则，一毛不拔。
60年代初武吉知马河时常泛滥，河水冲出路面堵塞交通，工程部希望能申请拨款以疏通河道。可即使是这种利国利民的项目，也被吴庆瑞无情否决，理由是对民生无实际损失，钱要花在刀刃上。
一时间新加坡官场舆论大哗。
就是从此时开始，老吴和他一手打造的财政部成为每个部门分管预算公务员们的梦魔。那些因为拿不到全额预算，而气急败坏的人偷偷在背后给财政部起了外号： 数豆子的吝啬鬼。
至于公务员那方面的工作，由李光耀亲自负责，他宣布暂停内外部人事任免，公务员全体减薪。
要知道减薪和裁员都是要招人骂的，一般来说爱惜羽毛的一把手不会亲自下场主持。
而此次新总理居然不畏人言，亲自牵头这项找骂的工作。原因之一固然由于从宪制角度总理是公务员首领，同时还有一桩有趣的往事。
当时新加坡公务员薪酬待遇相当之高，这一切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李光耀本人。
这个趣事说起来真是天意循环。
李光耀在从政前从事的是律师职业，且并非常见的刑事律师或者商务律师，而是极为稀有的工会律师。
工会律师的服务对象是正在罢工和公务员和工人，帮他们和殖民政府和雇主们谈判、打官司，争取得到更高的待遇。
作为一名优秀律师，李光耀的胜率相当之高。由于在英国律师界还有人脉，他还曾经将伦敦赫赫有名的左派大律师请到新加坡为工人们发声，一时间各地罢工的声势浩大。新加坡的公务员收入水平在他的帮助下有了长足的进步，高到惊动了远在万里之遥的英国伦敦金融家大老爷们。
丘吉尔曾言，新加坡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也是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大的军港，这让这个小岛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体系有相当高的江湖地位，所谓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是也。不仅由伦敦殖民地办公室直接管理，而且皇家殖民地公务员的退休金，按规定是由财大气粗的英国财政部支付的。
随着英国国势渐衰，殖民地公务员工资又水涨船高，伦敦殖民地办公室也不堪重负。为了甩脱这堆包袱，这帮人精们想出了一个精妙的产品：
各殖民地公务员的退休金与伦敦脱钩，再按照工资固定比例，由雇员与政府各掏一笔钱，每月存进专门账户由专业人员进行投资，作为未来的退休金。
这下子资金压力都顺利转移至新加坡殖民当局头上，再加上下面有李光耀这样的优秀工会律师搞事，殖民当局的财政骤然紧张起来。
对于当地的财政困难，当时作为工会律师的李光耀自然不知道，也毫不在意。直到他自己成为总理之后，才发现自己给自己挖了坑，财政早已不堪重负。于是李光耀只能一边吞下苦果，一边否定昨日之我，积极给公务员降薪。
上任前由他给公务员争取加薪，上任后又由同一人启动减薪，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职位和立场一变，攻守之势异也。
多说一句，英国人想出来人力资源产品，虽然本意是甩锅，却出乎意料的稳定好用，以至于吴庆瑞大为赞赏。在对其的形式、比例和用途都进行大刀阔斧的后续优化后，也在新加坡各行业推广沿用至今。等到吴庆瑞在退休后在中国任职期间，又将这种制度介绍给了中国。
这是公积金制度的起源。
靠着李、吴两位政治家的节流，新加坡终于度过了初期的财政困难。而辛辛苦苦省下来的钱，
大部分都给了林金山和建屋发展局。
于是钱的问题解决了，当然，只是暂时。

要素二：土地

土地是建屋所需的核心因素，在世界上有不少大都市房价高企，人们习惯于将其归咎于土地的稀缺性。
这实在是个认知误区，土地在哪里都不缺。即使是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这样人口密度极高的国际大都市，土地其实也是足够的，稀缺的是土地供应。
在英国海洋法系下，困扰这些城市土地供应的，其实是土地的用途、所有权、租赁权等法律关系，导致空有大片土地却无法用于房屋建设。
例如香港房价高企，土地供应极为紧张。
但作为一个面积1108平方公里的国际大都市，居然留有443平方公里，占整个香港面积40%的郊野公园尚未开发。原因就是英国人制定的《郊野公园条例》限制了土地用途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而广大香港中产阶级因为环保的政治正确，也无法提供政治支持来修改该法律。
此外，在香港市区内还有不少例如港口后勤用地、荒废或已被破坏的农地、工业用途如工场、回收场，及露天贮物场等，俗称棕地的地皮，也是由于存在私人农地、村屋及寮屋、工厂等产权纠葛不清，法律关系极为复杂，同样无法用于房产开发，而只能白白搁置。
所以，表面上是土地供应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法律问题。
1960年代的新加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以新加坡河及武吉知马河贯穿的狭小市区内，大量居民住宅、私搭乱建的贫民窟、毫无规划建设的工厂、码头、公用及军事设施散落其间。
如果真的需要大规模修法和征地，所面临的法律、政治和资金成本只怕是天文数字，也将远远超出现阶段林金山的能力范畴。
土地供应方面的法律问题，最终还是要等到新马分家之后，由那位更专业的法律部长艾迪巴克以破釜沉舟式的决心一举攻破。此为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但此时林金山是幸运的，因为一笔遗产，一笔来自改良信托局的遗产，他的建屋大计几乎没有被土地供应所困扰。
王永元安插在建屋发展局内的间谍大多不学无术，这些人自带的民粹属性也让他们对所有决定留在新加坡的原英国外派人员进行了肆意打压。这些间谍在被林金山痛快淋漓的清理完之后，所有外派技术人才们都对林金山感恩戴德，倾心归附。
有一个名叫Steve的英国高管决定入籍，并带领一帮人全面清理了改良信托局的土地储备情况，结果让林金山大喜过望。
红带机构盖房子速度慢，但英国官僚们深知法律在处理土地供应方面的重要性。在这三十年中，改良信托局已将中荅鲁和皇后镇这两个区的征地、居民搬迁等初期工作干得差不多了。
林金山乐呵呵接手了改良信托局所有的土地储备，这是两大片法律归属清晰，道路基建配套已初现雏形的熟地。
土地的问题也已暂时解决，万事具备，还欠的东风就只剩下：

要素三：人

唯一的问题是人。
这项工作并不是在街头随便找一群建筑工人就行，否则和王永元有什么区别?
林金山需要的，是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只组织架构完备、士气高昂、执行力强的队伍，并建立完备的治理机制，最终让新生的建屋发展局能够良性运作起来。
作为新入职的光杆司令，林金山的第一个决定是先找到自己得力的帮手。
李光耀之前曾许诺，只要林金山愿意来领导建屋发展局，公务员队伍中他可以随意挑选合适的人才。
领导的这个承诺很好，林金山毫不客气，他转手就挖了领导的墙角。
他看上了在公共服务署（PSC）认识的老同事侯永昌（Howe Yoon Chong），李光耀在莱佛士学院的小学弟。当时李光耀正在试图说服学弟从政，被林金山先下手为强，请他来担任了建屋发展局的局长（CEO）。
左：艾迪巴克，右：侯永昌
他大胆提拔了幸运的年轻人郑章远（Teh Cheang Wan）担任总建筑师。郑章远才刚从悉尼大学建筑系毕业三年，曾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以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房屋建设部门工作。1959年刚加入改良信托局，在短短一年内就被提拔到技术岗位的顶点。原因无它，林金山觉得这个小伙子懂技术，有潜力，也特有干劲。
从右至左分别为李光耀、郑章远、林金山，在谈论组屋规划
这两位可以佐证林金山最强的选人用人天赋。此刻经他慧眼识珠提拔的，此时还籍籍无名公务员和年轻建筑师，未来都将在新加坡政治史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
侯永昌日后被新加坡人戏称为“推土机”，几乎所有新加坡的重大基建工程都逃不脱他的“魔掌”。从建屋局局长建设组屋开始，他先后成为港务局、新加坡发展银行（今日的星展银行）、圣淘沙发展公司的主席。新加坡第一个货柜码头、樟宜机场、地铁系统、圣淘沙名胜世界都是他主持修建。
郑章远在建屋发展局深耕20年，同时兼任裕廊发展公司主席，第二阶段组屋建设最辉煌的年代其实是在他领导下逐步铺开，最终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他还幸运的为新加坡人找到了那位最终改变了一切的城市规划天才，新加坡才得以成为今天的模样。
这两位在退休后在80年代进入政坛，由于突出的功绩，李光耀均酬以内阁部长的职位。但很可惜的是，由于个人性格、品格和际遇各不相同，他们的最终结局也大相径庭。
尤其是郑章远的结局，这个人的故事让人扼腕叹息。
1986年11月，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的一名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的盘问下承认曾在1981和82年先后给了郑章远共计80万元的款项，用于在土地买卖中获得优先权。
郑章远一边否认拿了钱，又与贪污调查局局长讨价还价希望不要再追查下去，又申请面见李光耀。
李光耀和郑章远很熟悉，他知道郑是立过大功的，但他选择在调查结果出来前，没有面见这位曾经的功臣。
一星期后，郑章远服用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留下了一封遗书：
总理：
过去的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您忠实的
郑章远
看资料，他确实在组屋建设中，甚至为李光耀的个人命运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看到他最后的结局。有时候我会想，要是他没有从政，就在建屋发展局安心退休，那该有多完美。
这都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此时建屋发展局百废待兴，林金山作为主席从上至下掌控全局，资深公务员侯永昌熟悉人脉管控熟悉实务，郑章远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既有专业水平又勇于实干的逸才。他们合作无间，共同推进了建屋发展局的开创性事业。
强有力的领导层人选已经搞定，但在工作层面的力量依然还很单薄。
原改良信托局的人员结构、数量、素质，哪怕加上愿意留下来的英国外派人员，距离实现李光耀的建屋目标也还远远不够。
林金山的第二个决策是引入新鲜血液，他将目光投向了在新加坡街头闲逛的年轻人。
当时的新加坡经济低迷，工作岗位稀缺，有大量年轻人毕业既失业，社会矛盾很深。吴庆瑞每次路过学校，看见蜂拥而至的学生，都会感到灰心丧气，担心自己无法为这些未来的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
但林金山从危机中看到了机会。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任何国家都是激情和浪漫的代名词。只要能给予合适的工作机会和平台，年轻人的活力和热情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新生的建屋发展局刚好能为他们提供机会和平台，况且林金山非常自信，这是世界上最富有成就感的工作岗位之一。
上帝很不公平，人类社会运转中产生创造了种类各异的工作，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属于“每日忙忙碌碌，却丝毫看不到任何成果”的低回报率苦差事。
而这些即将加入建屋发展局的年轻人们，可以想象他们亦会如996一般忙碌不休，终日与规划报告、设计图纸、居民搬迁、道路修整等工作为伍，甚至要顶着赤道的烈日在建筑工地上挥洒青春。
但他们的工作成果，却是清清楚楚，任谁都无法抹去。他们的每一分努力，都能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物质和道德回报。
这些年轻人能看见自己的努力变成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用自己的双手让家乡从污水横流的贫民窟变成现代化大都市，看见父老乡亲们住进新屋时脸上所洋溢着的笑容。
这世界上，还能有比这个更富成就感的工作么？
但林金山依然不满足，他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给年轻人端上了一碗鸡汤。
林金山是个老饕，这几乎是人民行动党内公开的秘密，李光耀有次开玩笑说道:“如果我要选择试吃的，我会选金山。当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我知道那会是好菜。当他又挑又拣，我就不会费心去尝试那道菜了。”
“If I had choose a food taster, Kim San would my choice. When I seehim eating with relish, I know that it is a good dish. When he picks and pecks,I do not bother to try the same dish”
现在由美食家林老板带着一大群新入职的年轻人，跑到牛车水最好的牛排馆大快朵颐。这一天大家不分领导和下级，互相推杯换盏，举杯尽欢，不亦乐乎。
就在酒足饭饱，新员工们准备乘兴而归之际，一脸坏笑的林老板把大家拦了下来。
从牛排馆出门左转，拐进牛车水阴暗处的小胡同。
破旧的贫民窟、臭水沟混合着动物、垃圾的腐败味道，绝对够让这些半醉的年轻人突然清醒。与适才高档餐厅的灯红酒绿对比，冲击力极强。
林老板带着大家继续转进，进入贫民窟深处劳工们居住的宿舍。这里潮湿闷热，设施陈旧，四处昏暗无光，条件恶劣到每个人都大开眼界。
有人注意到一位路过的劳工，哪怕在炎热的夏夜，也裹着一条大毛毯。
林金山发问：“你是病了么？你身上裹着毯子干什么？”
“不，我没穿裤子。”
 “为什么？”
“我兄弟把裤子穿出门了，我只穿了内裤... ...”
大家都明白这只是托词，这人的毯子下面只怕什么衣物都没有，连内裤都买不起。这些劳工贫穷到兄弟之间往往共用一套衣物，一人白天上班一人晚上上班。
整个队伍的心情已经从顶级牛排快进到沉默心酸。
正在此时，林老板再适时出现，奉上一碗鲜浓鸡汤，大谈你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国家未来还要仰仗诸君努力之类。
普通的鸡汤淡而无味，而天赋型高手林金山熬制的这碗，简直就是鸡汤中的平方。
建屋发展局的年轻人们被刺激的嗷嗷叫，各个都觉得全国人民命运皆系于我手，工作激情被最大限度激发出来，恨不得马上就冲到工地上去。
但是林老板再次拦住了他们，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如果改良信托局留下的英式官僚制度没有变革，再多的青春与激情也会在案牍与办公室政治间被消耗的一干二净。

3.机制最重要

机制体制最重要，林金山的第三个决定是对建屋发展局的治理体系进行彻底改革。
如果对照我国制度，建屋发展局的地位类似于政府机构下设的事业单位，属于半公务员半企业性质。预算和考核可以由政府财政主导，但公司治理机制和日常经营必须和官僚们脱钩，一切按照现代企业运行。
林金山希望建屋发展局的运行要尽可能与私企的公司管理保持一致，避免职业官僚和部门之间的竖井思维，让自己这个主席能够如臂使指。
但改良信托局留下来的管理体制中，主席没有太多实权，该机构各项业务均由上层的专业委员会审批。
这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制治理机制。
并非说分权制就完全不好，在企业已经走上正轨，市场风平浪静之时，分权制起码能让专业人士做重大决策，能防止败家的二世祖，空降的外行领导之类把公司带到沟里去。
但分权制的缺点也很明显。其决策流程过于复杂以至于往往跟不上市场形势，参与决策的人虽然专业，但人数太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都不知道这些人的决策是基于专业意见还是在站队。
所以各种初创企业，或者在激烈商战中能存活下来的企业，一把手都有很大的权力。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大部分能力超群，不需要分权制；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需要高效率的决策流程，这也是分权制无法提供的。
建屋发展局本质上就是一家初创企业，林老板自己就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并不需要这些“专家”们在自己头上指手画脚。
例如这帮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们，对于新加坡市场上的建筑承包商们采用了准入式和名单制管理。
本来为了保证专业性和工程质量，采用名单制管理也说得过去。但能通过专业委员会审核的，要么是英语流利的，要么是能花钱的老板。长此以往，原本应该市场化管理承包商，在改良信托局只能变成专业委员会小圈子里的过家家游戏，这些“圈内企业”自然就成为了托拉斯。
承包商选拔制名存实亡，全新加坡的建筑都被把持在几家垄断企业手中，成本高，工期慢的问题泰半都来源于此。
现在建屋发展局换了领导，林老板看不上这帮专业委员会。他想要的，是集权。
林金山先命令解散所有专业委员会，各部门有任何超过授权之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敲我办公室的门，开会讨论也可以，但最终决策只能是我。
再命令引入市场竞争，打破改良信托局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小圈子垄断。实行全面开放，只要建筑公司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能保证质量，都能来参与投标。
建屋发展局向市场上一次性放出了大量投标机会，整个建筑行业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景气。而且林金山特意声明，保证承包商的工程款及时到账，每年一万套组屋的建设就是国家一号工程，你们不用担心没有钱赚。
整个新加坡，甚至全马来半岛的建筑商们都沸腾了，他们蜂拥而至希望能分一杯羹。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不仅建筑速度大幅提升，而且成本也有大幅下降。
新加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组屋建造价格被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压低到每平方尺8新元，而同时期在英殖民政府领导下的香港，同时期公屋的平均建筑成本是每平方尺25新元。
这就是市场化竞争的威力。
人、钱、土地、制度皆已建设完备，建屋发展局在林金山领导下，一改往日改良信托局拖延迟钝的官僚本色，各项建屋计划开始迅速落实。
组屋建设从中荅鲁、女皇镇两个区域开始，特别是女皇镇当年几乎是白纸一片，建屋发展局在此大兴土木，第一批组屋就此推向市场。
正在建设中的第一批组屋
这是一种新加坡老百姓从未见过的住房，林金山深知自己手中所持土地储备有限，由郑章远牵头设计的组屋全是高层住宅。最开始7-15层上下，每栋均配备电梯。万物初始一切从简，户型只有最基本的一房式到三房室，租金也是极为简单的每月20，40，60元。
1960年2月建屋发展局成立，林金山开始清除间谍，整顿队伍。8个月后的1960年10月，第一批组屋已在女皇镇拔地而起。

最早的组屋位于Stirling Road的45，48，49栋，这些组屋仅在1990年代进行一次大修，历经60多年依然保存良好，依然有住户在此居住。
已经被规划为女皇镇的历史景点
第49栋
第48栋
第45栋
60多年的房子，依然有居民在此居住
在第一代建屋发展局员工的辛苦努力下，成片的组屋很快以女皇镇为中心铺开，并逐步扩散到麦博森、大巴窑等地。如同魔法一般，整洁齐整的高楼开始成片代替原本低矮肮脏的贫民窟。
连李光耀定下的一年一万套的目标，似乎也已经触手可及。

4.文化困境 

如果这是一篇虚构的网络种田文，到这里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这毕竟是正史，现实并不会如此顺利。
房子修建的很快，但各位大佬都感觉有点尴尬，因为老百姓对组屋这种新生事物的接受度并不高。
让已经习惯居住在传统排屋，洋楼和甘榜（马来语农村之意）农家院的各族人民，一下子搬进高楼，使用前所未见的电梯，和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近距离成为邻居，很多人对此望而生畏。
种族习惯也火上浇油，各族人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城市生活似乎格格不入。
华人们无法放弃自己圈养的家禽，他们把自己家的猪和鸡鸭们哄上楼梯，做起了高楼里的养殖专业户。
马来人喜欢底层建筑，这样就和他们在甘榜中的老习惯一样，哪怕是在组屋区的公共草坪，也会被他们开垦来种满蔬菜。
印度人把小生意做进了组屋区，买卖香烟，糖果和日用品，甚至开当铺的，应有尽有。
最可怕的是电梯，很多人不敢乘坐这种上上下下的铁箱子，宁愿步行爬几十层楼梯。
面对文化和心态问题，哪怕是善于解决难题的林金山也无从下手。人类天生怀旧和讨厌不确定性，想要移风易俗、缓解文化改变所带来的振荡和冲击，在任何社会都没有捷径。
林金山只能等待，等待人民转变观念，等待对组屋完全认可的契机。
毕竟李、吴都是政治家，他们带头拼命省钱，从无到有把房子修起来。这一切不是做慈善，必须得到回报（选民的认可）才能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否则哪怕万般辛苦，也将付诸流水。
但林金山没有等到想象中契机，反而是一场危机即将袭来。

本集完，下期待续

一玶海岸 
2021年8月24日凌晨
文中组屋照片，由@心静自酌 和@肉饼饭团团 拍摄并授权使用，特此感谢。

下集预告：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火给组屋建设蒙上了一层阴影，林金山却危中取机，利用大火推广了新式居住模式，成为了“解决房屋问题的人”。
1963年大选袭来，这是新加坡政治史上最险恶的选战。连最稳的李光耀选区，在左派和王永元的冲击下也摇摇欲坠，人民行动党有覆灭之危险。全体人民行动党都紧急动员起来冲到基层争取选票，连原本的局外人林金山和艾迪巴克都被召集，试图挽救危局。
新加坡人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李光耀得到了他预埋已久的隐藏回报。
经历1963年大选出来的新一届内阁，是新加坡历史上独一无二，最强的黄金内阁，他们即将掀起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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