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
都值得怀疑
文:先知书店  编:少年X
虚假的历史,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危害?
1994 年,卢旺达大屠杀,100万人惨死在屠刀下。本是好亲戚、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的两个民族,发生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无差别屠杀。
而这样的悲剧,仅仅是因为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
胡图族为了争夺总统权力,把历史上所有的灾难全部归结于图西族,声称他们是卢旺达的叛徒,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臭老鼠”。
可见,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
中国历来是最重视历史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直至今天,历史依然是图书市场中最畅销的种类。
读历史本是为了看见真相、获取见识,但真假难辨的历史却让人越读越糊涂,甚至得出一个完全颠倒是非的结论。
这种充满剧毒的历史叙述,
我们尤其应该引起警惕。
被刻意,甚至强制掩盖的“真相”
世界上有两种谎言,一种是低级的谎言,它全部由假话构成,完全违背事实和逻辑,另一种是高级的谎言,它由真话和假话同时构成。
剧毒历史就是典型的后者,它是一种伪装成真相的高级谎言,它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让人难辨真假。
在人类历史中,最典型的虚假历史,大多出自专制君主之手。他们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
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君主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
比如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将自己美化成符合祖制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们以虚构、隐没、润饰的手法,系统地篡改、销毁了诸多历史记载,还亲自查验,以防疏漏。
面对强权的威慑,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
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
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
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
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除了需要知识和见识,往往更需要胆识。这通常与天生的性格有关。
1976年,因为愤恨“四人帮”所作所为,杨奎松连写几首诗贴到广场上,结果成了被缉拿的对象,并因此下狱。
这段监狱岁月,让杨奎松很快有了两个发现,一,他发现:“我这个人真的不怕死”,即便是监狱里面,他很快能学会泰然处之。
二,在和一个死刑犯的相处过程中,他真切地体会到了犯人善良的一面。这对杨奎松触动很大,他认识到仅仅从表面上把人分成好坏,是多么肤浅。
及至后来做研究,他一直竭力避免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否则很容易把历史人物或政党脸谱化。
杨奎松反对脸谱化,更反对学术对政治的献媚,他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歌功颂德太多,应有的批判意识太少。
杨奎松坚信他研究的问题,是许多国民一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要尊重真相。
他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
▌他专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写作
杨奎松毕业于人民大学,曾多年在中央一级部门工作,可以读到尚未解密的资料;80年代他又蹲过几年中央档案馆;在90年代初俄国档案解密最好的时期也去过俄国查过档,并一直跟踪研究近代史的相关问题。
这种跟踪式研究,使他比一般学者更具备问题意识,更能发现一些其他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比如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
又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
杨奎松的问题意识,来自他对学术的终极定义。他反对大多数学者一辈子待在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的研究方式。
他始终不想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历史问题。
在他看来,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他研究历史的最大乐趣,是让读者因历史中人的命运及其境遇而有所触动、有所感悟、有所联想,从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
他认为,如果历史研究,不能让读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反而因为立场造成了更多的对立或伤害,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读起来痛快解气历史书都值得怀疑
有人请教杨奎松,什么是好的历史著作?他列出了三个标准:
◎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
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尤其是在政治对学术影响最大的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现状更是如此。
这是杨奎松最反对的。他指出,凡是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更别说那些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研究。
他在《读史求实》一书中说:
“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
杨奎松能抛开历史是非,以可靠的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的档案,行走在学术的雷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历史学者,实在不多。
其次,对历史的复杂性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但群体性的人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衡量,更难系统地编排归纳。
因此,研究历史,不能以后来者的视角对当事人进行苛责,只有“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学者,才能做出好的研究。
就像杨奎松写《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他尽量去掉了后人的审判视角,躬身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理解国民党的行为逻辑。
最后,要能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
杨奎松一直带着问题意识做历史研究,他的写作最终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比如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对种种“禁区”问题的透彻研究,其实也透视了此后几十年政治风潮的机理。
▌见别人所不能见,给读者深刻的见识
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
阅读历史、汲取教训,是一种避免犯错、尤其是犯大错的智慧——这是人尽皆知的古训。
但是,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提炼见识越发困难。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助纣为虐”,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
◎强烈的问题意识
好的历史,信息量巨大,但很少堆砌名词和概念。好的作者,在搜集完资料后,不是粘贴复制后填空,而是会花数倍的时间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听见历史的警钟。
为了保证治史严谨,杨奎松始终坚持使用最原始的档案资料,遇到二手资料更是会反复对比,以鉴定真伪。
杨奎松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
◎独特的治史观念
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
而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
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国内国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
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也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礼品书。但遗憾的是,杨奎松的许多书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众所周知的“断货王”,这次集齐十分不易,其中《读史求实》《民国人物过眼录》等书更属于售罄即绝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杨奎松作品集”(含绝版独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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