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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作 者 | 刘胜军
当1%的人占据了大多数财富时,社会注定付出惨痛的代价。1%的人要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其实是与99%捆绑在一起的。这一点是1%迟早会明白的事情,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美国人均GDP为中国的6倍,但却因为贫富差距过大陷入如今的高度撕裂与民粹主义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反面教材。
01
曾几何时,美国被世人视为“灯塔”:
• 令人艳羡的“美国梦”。
• 美国大学吸纳了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和教授,几乎垄断了诺贝尔奖。
• 美国的自由女神和美国式选举,铸就了美国的超级软实力。
• 硅谷精神成为人类创造力的代表。
• 美国华尔街成为金融创新和效率的代名词。
• 作为移民大熔炉的美国,各种肤色的人相处融洽,相互借鉴,其乐融融。
•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美元国际地位。
• 美国赢得了冷战,苏联解体,福山高呼“历史已经终结”
• 美国引领全球化,极大改变了国际经贸的版图。
• 美国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定海神针,世界实现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大繁荣。
• “华盛顿共识”风靡全球,成为发展中国家膜拜的灵丹妙药。
•……
仿佛一夜间,美国变成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失败国家:
• 精神病人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开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治国的荒唐时代。
• 2020年新冠疫情,美国全面沦陷,迄今已死亡超过60万人6分钟视频让你见识“美国反对美国”)。
• 从拆除罗伯特.李将军像引发骚乱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种族主义死灰复燃。
• 美国抛弃国际责任,代之以“美国优先”,大肆退群,世界政治经济陷入动荡。
•《乡下人的悲歌》、《1984》成为美国畅销书,描写公路汽车流浪者的悲情电影荣获奥斯卡第二次美国大分裂)。
• 美国人预期寿命78岁(全球第40名),远低于日本的83岁。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比古巴、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还要差。
• 符合世界银行“极度贫困”的美国家庭数量从1996年到2011年增长了一倍达到150万户。
• 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几乎为0。
每七个美国人就有1个依靠政府满足基本食物需要。大量美国人至少一个月有一次是饿着肚子睡觉的。
• 1/4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 当华为在5G领域一路高歌猛进之际,思科这样的电信巨头不知影踪。
•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全球,美国由此踏上靠印钞票过日子的危险境地,难以自拔。
• 得克萨斯一场暴风雪居然导致断电,数十人被活活冻死。
• 中国复兴号高铁“拉萨-林芝”线开通运营,而美国媒体哀叹“美国永远不会有高铁”。
• 枪支泛滥成灾,政客们除了哀叹之外束手无策枪,2020,美国国运)。
• 美国每10万人有730人坐牢(相当于成人每100人有1人坐牢),这一比例世界第一,是欧洲国家的10倍。美国一些州花在监狱的钱和花在大学上的一样多。
《越狱》

• 阿片危机摧毁无数家庭:5%的美国人消耗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制品30年来,美国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达35万。过量服用药物成为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占了66%。官方调查数据显示,约260万美国人依赖或沉迷于阿片类药物。一些专家认为,实际人数可能超过500万。
• 特朗普2020年大选企图发动政变,煽动粉丝冲击国会,上演了美国建国以来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川普政变、军方异动与警察无间道)。
• 特朗普在同俄门、乌克兰电话门、大选政变等一系列案件中犯下滔天重罪,却在共和党的庇护下一路顺风。
• 反智主义盛行,特朗普的乱七八糟导致疫情失控无数人白白送命,而特朗普却依然支持者众多,在共和党支持率达七成,大有2024年卷土重来之势(美国人是如何变傻的:反智主义及其根源)。
•……
问题是,美国是如何堕落到这个地步的?
02
贫富分化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林肯总统那句“民有、民治、民享”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但真相很残酷。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为《名利场》写了一篇题为“1%的富人所有、所治、所享”的文章拿什么来拯救美国:一位美国公知的肝肠寸断)。当年,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3年后的2014年,《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洛阳纸贵。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如果单论创造财富,市场机制完胜计划经济总书记为什么说“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但是,任何社会不仅要创造财富,还要面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挑战。按照分配的标准衡量,美国市场体制失败了。
市场机制最大的阴暗面就是不平等,美国1%的人在2002-2007年攫取了国民收入的65%——30年前最富1%只获得12%。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30年里,收入停滞不前。金融危机后的货币刺激加剧了不公平: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高达93%为1%富人所得。在2020年年数千万人失业的悲惨世界中,美国最富的650人财富从3万亿猛增到4万亿美元。
收入差距扩大始于里根的自由主义革命。里根和撒切尔的革命一度影响了全球,被视为样板。里根主导的减税虽然刺激了经济,但显著扩大了贫富差距。只有高中教育的人实际收入在1977-2011年期间下降了1/4。美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0.4上升至今天的0.47。
财富的不平等更甚于收入不平等。1%富人获得了1979年以来资本收入增值的7/8,而95%穷人只获得3%。沃尔玛家族六位继承人的财富,相当于美国最底层30%群体的财富。
贫富悬殊具有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激发羡慕嫉妒恨的人性,导致民粹主义;抑制消费能力和小企业发展;矛盾一旦被利用,可能如火山爆发,冲击社会稳定。
那么,号称“机会公平”的自由市场体制为何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03
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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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公平?
富有的家长可以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他们更有机会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的“捐赠制度”为富人寻租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手段。美国名牌大学中,只有9%来自底层50%的人群;74%来自上层25%的人群。富人的孩子不仅更容易获得好的实习机会,也能负担得起一两年没有报酬的实习工作。
如果机会充分平等,最底层1/5人群中只有20%的孩子会继续停留在最底层。丹麦表现最好(25%),美国为42%,也就是只有58%的人能够摆脱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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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和操纵游戏规则
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游戏。获胜者常常规避法律或者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塑造法律。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金融界:金融机构制造了金融危机,民众损失惨重,那些薪酬高的惊人的金融机构高管却能长期逍遥法外。2008年次贷危机中,仅AIG一家就得到了1500亿美元政府救助,大大高于1990-2006年政府支付给穷人的福利开销。
加尔布雷斯深刻指出:
• 一个国家金融业越庞大,该国的不平等就越严重。
垄断是最好的赚钱方法。虽然法院多次指控微软采取了反竞争手段,微软还是成功建立并保持了垄断地位:在过去25年,微软年均利润高达70亿美元。政府难以对微软采取强硬立场,是因为:第一,对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太强硬不利于商业发展,第二,这样也不利于政治捐款。
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是很重要的原因。行业领袖会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把认同自己观点的人安排到这些监管部门工作。在设立美国金融消费保护局时,哈佛大学教授沃伦是创办该机构设想的提出者。金融机构发动强烈攻势反对她掌管这一机构,最终金融界胜利了。沃伦参加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平均而言,美国国会每位议员被2.5位游说者盯着。
•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成了“银行家思维模式”的观念俘虏。格林斯潘后来道歉,“我犯了一个错误——想当然的认为银行和金融组织等机构的自利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
•2003年国会在延长一种人们迫切需要的医保药物时规定:禁止政府对药品价格进行讨价还价。这一规定,相当于每年给制药公司送了至少500亿美元的大礼包。
•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2.5倍,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大药企的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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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改变了游戏规则
全球化的到来,大大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如果工人不妥协,企业就搬到别的国家去奥巴马的《美国工厂》寓言。当曹德旺说:“如果美国工厂建立工会,我就关闭工厂”时,美国工人知道这种威胁是可信的。如今,美国工会已经衰落:挣工资的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从1980年的20.1%降低至2010年的11.9%。里根1981年对空中交管员罢工的打击,是工会力量由强转弱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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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
由于富人可以用各种办法规避税收,美国的递增所得税税率实际上成为“递减税率”。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卡特时期的70%降低到了里根的28%,小布什时期为35%。
最糟糕的是,长期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受益者是那些超级富豪:底层90%的群体只得到不足10%的资本收益,而对美国最富的400人而言,工资收入只占其收入8.8%,资本收益占57%,利息与红利占16%。据新闻组织ProPublica的调查,包括贝索斯、布隆伯格和马斯克在内的25位最富有的美国人,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只支付了相对较少的所得税,有时甚至没有。该调查显示,这些超级富豪所缴纳的税款只占他们财富的很小一部分。他们的集体净资产在这一时期增加了4010亿美元,所交的所得税为136亿美元,“真实税率”仅为3.4%。
很多州的主要税收来源是销售税,而只有穷人才会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购物。
美国只对超过500万美元(已婚夫妇1000万美元)的遗产征收遗产税。虽然绝大部分美国人不会被征收这一税收,但右翼人士成功说服大量美国人反对它。2010年遗产税一度被废除,后来才得以恢复。
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展开了“税收竞争”,税收天堂给富人避税提供了方便的选择。直到2021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才宣布,由130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已经同意对公司征收全球最低税,以扭转这种“比谁更低(race to the bottom)”的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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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富人的法律体系
美国是个律师的国度。44位总统有26位当过律师。问题是,美国的法律体系犹如军备竞赛,双方比拼的是谁更有钱聘请律师。案件的结果常常是由“财力”决定的。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大公司很明白,穷人不可能像富人那样承受拖延的成本。昂贵的法律体系,赋予了富人和大公司极大优势。法律体系本身榨取了大量租金,最大的赢家是律师。
辛普森杀妻案凸显律师的重要性

昂贵的法律体系,为违法行为提供了激励。在面对证监会的诉讼时,往往会达成和解,这成为那些违法者的惯用手段。《纽约时报》对美国证监会处理诈骗的案件分析后发现:
• 51起这样的案件,涉及19家公司,这些公司都违背了它们先前同意永不违背的诈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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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的不信任
政府被市场派人士“过度丑化了”。克林顿政府评估了政府研发项目的平均社会收益,发现大大超过50%。美国政府在互联网、基因工程、喷气式飞机、浏览器、电报等领域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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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
当斯蒂格利茨建议削减对大企业大补贴时,时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鲁宾竟然说:这是在掀起一场阶级斗争。巴菲特说的对:
• 过去20年一直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我处的阶级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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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激励
激励是重要的。但过度激励会导致扭曲。银行家受到激励,从事过度冒险和短视的行为。如论经济好坏,银行家都是赢家,输的全是其他人。
合理的激励应该是在公司相对于行业内其他公司表现更好时发放奖金,但几乎没有公司这样设计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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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操纵
1%的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财富,知道如何以更有利于富人的方式塑造社会信念,尤其是通过对媒体的操纵。“没人能控制思想的演进”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影响舆论的最有效方法是“俘获”政客,因为政客是思想的贩卖者。“激励薪酬”就是一个成功的信念操纵。一旦所有的高薪被贴上激励薪酬标签时,听上去都名正言顺了。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创造了不少这样的“误导性观念”30年河东30年河西:敏锐的亚当·斯密,狡猾的凯恩斯,犀利的哈耶克,伟大的波兰尼):
撒切尔、里根与哈耶克

• 1%富豪是靠能力、努力和运气挣钱的,不要嫉妒;
• 对富豪或大公司提高税收会伤害小企业;
• 政府运营的项目一定是无效率的;
• 穷人怪不得别人,是自己不够聪明、不努力或运气不好;
• 经济增长对所有人都有利;
• 关注通货膨胀是经济繁荣的基石;
• 要确保经济繁荣,央行应该独立;
• 央行不可能判断市场有没有泡沫;
•《世界是平的》。
里根和撒切尔,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忠实信徒,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宣传,赋予了市场经济神圣的光环,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还不够自由”。凯恩斯说得深刻:
• 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是时候终结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了。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反思说:
马丁.沃尔夫

• 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1970年9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中写道:“企业有且只有一项社会责任——在遵守竞争规则的前提下,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从事一切增加其利润的活动。”我以前也笃信这一观点。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 津加莱斯 (Luigi Zingales) 的分析一针见血。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哪些条件下,管理人员只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是社会高效率的?”他的回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企业应该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经营,我将之定义为公司既是价格接受者,也是规则接受者。其次,不应该存在外部因素(或者政府应该能够通过监管和税收来完美解决这些外部因素)。第三,合同是完备的,换句话说,我们无需任何成本就可以在合同中明确所有相关或有事项。”毋庸赘述,这些条件都不成立。
• 我提出一个问题:好的“游戏”应该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它应该是这样的:参与其中的企业不会宣传关于气候和环境的垃圾科学;企业不会鼓励人们对阿片类药物上瘾,结果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企业不会游说建立允许它们将大部分利润存放在避税天堂的税收制度;金融业不会游说实施不到位的、可能引发重大危机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版权保护期不会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企业不会寻求削弱一项有效的竞争政策;企业不会大力游说,反对限制不稳定工作的负面社会后果的努力;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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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错误理念
央行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做法,导致它们把失业率保持在一个不必要的高水平上,以便压低薪酬。结果,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是薪酬的6倍,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2011年美国的实际联邦最低工资比1980年低15%。造成高失业率导致工人薪酬过低的货币政策,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来源。
美联储的一大错误是无视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财富差距拉大。低利率也鼓励企业用资本(技术和设备投资)来取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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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失败
美国的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其实本质是“一美元一票”,是一场1%的富人一直获胜的战斗。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大公司和工会在支持候选人时可以像单独个人一样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这一判决批准了肆无忌惮的大公司对竞选活动的捐助,堪称剥夺普通民众权利的里程碑。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犀利指出():
克鲁格曼

收入的极端集中于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我们的政治体制被大企业的影响扭曲,随着少数人财富日益增多,扭曲变得更加严重。
美国的两党制被认为提供了“纠错机制”。但当两党都被精英集团控制时,这种纠错机制就失灵了。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原因就是美国民众再也不愿意听希拉里这样的“精英傀儡”的花言巧语了。美国人宁愿把选票投给一个特朗普这样的精神病人。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黑天鹅打击,特朗普很可能连任“打酱油的老头”何以能成为美国总统?)。
04
机会公平是可以做到的
“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美国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促进“共同富裕”:
1. 遏制过度冒险和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控制鼓励短期行为的薪酬激励,打击大机构的内部人控制。
2. 改变谁有钱谁就更有可能打赢诉讼的法律体系。
3. 将对富豪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50%甚至70%。
4. 严格执行遗产税制度,避免阶层固化。
5. 政府更多的支持公立学校、非营利性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和技术、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
6. 扩大医保覆盖面。
7. 打击大公司的全球“税收套利”。
8. 央行从过度关注通货膨胀转向更平衡地关注就业、增长和财政稳定。
9. 大公司的竞选捐款须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10. 学习奥地利等国家经验,把投票变成义务,对不参与投票的合格选民进行罚款,从而降低金钱对选举的操纵。
美国原本可以“自我拯救”。但是由于福山所指出的“政治衰败”,美国已经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改革。特朗普虽然是一个“体制外”的人物,但他只懂得破坏、发泄和自我作秀。福山说:
• 司法和立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美国人一贯信不过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久而久之,这种处理行政需求的方式变得成本极高、且效率低下。法院和立法部门在不断篡夺行政部门的很多正常职能,由此造成政府运作在整体上缺乏连贯性且效率低下。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由行政部门处理的职能被逐步司法化,由此引发成本高昂的诉讼出现爆炸式增长、还导致决策迟缓以及执法工作严重缺乏协调。
• 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
• 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其设计初衷是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也就变成了否决制。
美国人一直把他们的宪法视为一部准宗教文献。如果美国的制度不发生彻底崩溃的话,要说服美国人重新思考美国宪法中最基本的原则,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美国,实现“共同富裕”是艰难的。《美国反对美国》一针见血指出《美国反对美国》:穿越时空30年的历史预言)“自由与平等的内在冲突”是美国的阿克琉斯之踵
•其实在美国人的心中的,自由的价值或者期望值往往大于平等。形式上的政治平等确定之后,再进一步要求平等,就会涉及许多人的利益。历史决定了规定形式上的政治平等易,实现经济平等难
• 政治平等的问题经过战后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虽未解决,已有大的改观。而经济平等的问题却始终未能有实质性的推进。美国曾经搞了消灭贫困、福利政策、累进税来推进平等,但后来落得民怨载道。凯恩斯主义之福利政策,结果带来了滞胀。从此之后凯恩斯主义一蹶不振。大规模社会福利计划令人反感。民主党多次选举失败,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如果仍有人强烈主张这种平等,大部分人就会转向强调自由,认为这类平等是侵犯自由。自由成为主流,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其实也反映了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反映了一种分化。
呼吁平等的桑德斯在拜登就职典礼上的落寞

参考文献: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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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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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富有激情的财经写作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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