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摄影/刘冉阳
原创：程昕明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ID：cnsc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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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众，从而使大众能够以真相为基础，科学地应对挑战。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坚守的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特质。”
《中国慈善家》：你常说感染科的医生要有点感染力，你的感染力从何而来？
张文宏：感染科跟其他科室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这是一个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的临床学科。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战士。我们工作的对象是传染病、感染性疾病，影响的不是个人，而是对社会群体。如果不能发挥对社会的影响力，就不能充分反映这个学科的特点。
我很少参与非医疗领域的活动，但是我希望唤起整个社会参与公共卫生建设的热情。如果我的“出圈”对于汇聚社会力量、社会资源有贡献的话，我非常愿意去做。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公共卫生事业、感染学科为何如此重要？
张文宏：公共卫生体系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家安全不仅有国防安全，还有公共卫生的安全，传染性疾病防治就是公共卫生安全里最基本的一块砖头，我们不能把它拆了。如果拆了，疫情来了以后就要紧急地去处理这些事情，而且反应会很慢。
在医疗体制改革过程当中，医院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涉及的面非常广，不单单是传染性疾病，还有耐药细菌的感染、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院内感染的管控等。这些事情都跟挣钱没有关系，但是如何去保障这样一个科室常态化、有尊严地存活和发展，是这次疫情之后值得考虑的。
《中国慈善家》：在大众印象里你是一个金句迭出的专家，这种能力是怎样练就的？
张文宏：我觉得我只是说出了事情真相。说出真相有那么难吗？只有说谎话才会有困难，说真相是最容易的。说出真相其实就像聊天，你会觉得聊天有困难吗？
《中国慈善家》：深入浅出地回答很多专业问题，还是需要相当多的知识储备和沟通技巧。
张文宏：唯一的知识储备就是我不仅在做临床还在做研究。所以大家发现我们可以回答疫情当中的很多问题，从最初的基因测序到病毒传播的模型、免疫应答，以及临床救治方案的制定还有疫苗等等。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研究型的医院，我们的团队是研究型的人才，我们的课题组都参与了这些工作，所以对疫情的本质会有比较深的了解。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外界给你的功臣、英雄这些评价？
张文宏：称号对我们其实都不是太重要。在这次疫情中，所有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或者其他行业的人都是英雄。我今年主要是有两个奖，一是代表我们科室所有支援武汉的专家还有在上海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拿到了全国的抗疫先进奖，这是对我们临床医生全方位进入到一线抗疫的认可；第二是中国医师奖，这是对我本职工作的认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说明这次疫情当中我们无愧于自己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角色。
《中国慈善家》：作为“60后”知识分子，你是否会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张文宏：6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批知识分子都是随着中国的发展获得了自身巨大的收获。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学业、职业还是生活条件，这代人都获得了很多，现在应该是我们回报社会的时候。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临床医生和知识分子，我们对整个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众，从而使大众能够以真相为基础，科学地应对挑战。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坚守的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特质。
《中国慈善家》：务实的海派文化是你留给公众的一个深刻印象，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
张文宏：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事实上我认为务实、海派，不仅仅上海人是这样，全国各地都不缺乏务实的人。中国这么多年取得这么大的发展，首先是国家、政府在务实的基础上取得的进展。我个人觉得像这种务实的文化，也是我们国家过去、现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非常旺盛的创造力和发展动能的重要特质。这一点我相信是国家一直都是要提倡的。
现在在各个层面，无论是干部的任免，还有国家政策的实施，其实都采取了很务实的态度。这一点改变不仅仅是因为上海或者浙江，而是全国各地都有向这方面改变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非常好的。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回味自己的2020年？
张文宏：我这个人有一点不好，不大去做一些记录，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不要太后悔就可以。从1月份上海成立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我出任专家组组长，到现在为止脚步都没有停过。我自己觉得这一年过得非常充实。现在到年底了，在云南参加这样一个会议，跟这么多从事结核病管理、救治的医生和管理者进行沟通，我内心也非常激动。
抗击新冠一年，现在出现的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希望和光亮被我看到了，这是我今年参加抗击新冠最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没有哪个收获，比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更令人激动。中国在扶贫攻坚结束以后会开启一个公共卫生事业新时代，消除中国的落后病、贫穷病，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国家重视、全民动员，作为一线的工作者我们要投入，我觉得这样再投入十几年就差不多了，我可以退休了。
《中国慈善家》：古人说五十知天命，你觉得自己的天命是什么？
张文宏：江山代有新人出，一代新人胜旧人，年轻的医生团队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有些病，我们需要凝聚社会的力量，有一个新的团队、做新的方案，引入国际、国内的资源，这些事情是我们老医生应该去做的。
可能65岁以后我就不看门诊了，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医生为什么还要我看呢？我可能游山玩水，到云南来，在这里度度假，待上一个星期。但是在这之前的10到15年，我们愿意跟上国家和世卫组织的步伐，一定要把中国的贫穷病给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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